著名学者吴宓曾经冒险“偷书”，这是吴宓自己在日记中记下来的。其缘起，在于“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

重庆的抄家，是从1966年8月下旬开始的，由“老毛思想红卫兵”和赤卫军进行。抄家对象名单，一般是由各地区各单位党政领导和公安派出所拟定的。

吴宓当时在位于重庆市郊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任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因年高（1966年时已73岁）且思想跟不上“革命形势”而没有安排他上课。但他在这场风暴中也不能幸免。8月31日，西师老毛思想红卫兵开始抄家。据吴宓在那几个月所写的备忘录中记载：

“九月二日上午红卫兵（中文系）来宓舍搜查：共来四次，取去《学衡》《大公报·文学副刊》全套，《吴宓诗集》26部，吴宓日记1910至1966八月二十三日，吴宓诗文稿笔记，以及其他书物（生活资料、旅游画片、毕业证书、有关恋爱书刊、西洋名画等）。”

1967年除夕之夜，吴宓在日记中补记了被抄家后的感想：“经过此次‘交出’之后，宓的感觉是：我的生命，我的感情，我的灵魂，都已消灭了；现在只留着一具破机器一样的身体在世上，忍受着寒冷与劳苦，接受着谴责与惩罚，过一日是一日，白吃人民的饭食，真是有愧而无益也！”

吴宓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反感的。他在7月26日的日记中记下了对这场“大革命”尖锐的评价：

“忆1923济在《学衡》中著论，谓今之中学生感情盛，意志强，而理智弱，知识、经验并乏，言论家（政客）惟事鼓荡，至若辈者弱者自杀、颓废，强者愤世嫉俗，今日本身受损，异时祸及国家社会，云云。又西人恒言：‘天下最危险之事，莫如以利刃置诸小儿之手，使之乱割，伤己伤人。’呜呼，四十年世变，至今文化大革命运动，以上之言验矣。”

1967年5月9日，吴宓在“劳改队”劳动中，再次看到了自己被抄去的书物，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1966年八九月之交，红卫兵抄去郑思虞、徐永年及宓等之书稿文物，均锁置于3121室中。今因需用该室，遂于10—11时，呼劳改队诸君往，将室中所存悉搬来教师阅览室，堆置书橱间及地上，宓之日记及《吴宓诗集》、《学衡》杂志等全在焉。旋命诸君往扫除该室竟。最后二红卫兵（学生）来，贴封条书橱巷门及宓之书物上。——宓目睹心爱之书物不得取回，不胜伤心愤恨……”

74岁的老人吴宓，就是在这样“不胜伤心愤恨”的心境中冒险“偷书”的。

1967年6月，西师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冲突，重新统治了学校的春雷造反兵团无暇再紧盯着吴宓这类“牛鬼蛇神”了。就在这样的形势下，9月27日，机会来了。

吴宓在当天日记中记载：

“下午阴、风、寒。3—5：30学习；仍在中文系资料室。……教师阅览室门偶开。入内察视，红卫兵所抄去宓之书物，均在，然多破损。宓乘间私取回1914甲寅上半年之日记一小册。”

初次得手，显然增强了吴宓的勇气。10月7日，他再次“偷书”：

“上午7：30—11：30中文系上班……取回宓1951日记及毕业文凭（英文）三张。”“下午3—5中文系上班……宓取回《游美同学录》一册。”

吴宓一发而不可收。两天后的10月9日，他再一次“偷书”，没想到，这次却差点被人发现，但幸好有惊无险。他在当晚日记中记载：

“上午宓又自中文系阅览室取回《吴宓诗集》一部，以赠与凌道新。宓仍插悬于衣内之胸前，但当众写大字报时，宓俯身左偏，《诗集》忽堕于地上。——幸无人注意。”


此后，他继续了他的“偷书”行动。11月2日，他又发现了机会：

“11-12教师阅览室门开，宓乃入内，整理所抄去宓之书物，乱堆地上者，粗毕。乘间私取回（一）《雨僧杂稿》零页之大部分（已全）；（二）《乙卯日记》第一册以归。”

12月7日、25日、27日，吴宓又“偷”了一些书回来。

从吴宓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吴宓不但冒险“偷”书，还公然把其中一些拿给其他同事去阅读，甚至“赠予”或托人“带交”尚在“劳改队”中的“右派分子”凌道新、曹慕樊阅读。这在当时若被发现，肯定是要遭到严厉批判的。然而，吴宓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些。这可以看作是文弱而年迈的吴宓对“文化大革命”作出的特殊反抗。

（《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

文化大革命毁坏了我们多少珍贵的东西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传奇故事。

这个帖子好，读完，我对吴宓先生已满怀敬佩之心。谢谢楼主分享。

拿回自己的书不算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