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河西过去的世代无人记念？
我们富裕，我们繁华。我们网络了，我们国际了。这个时代太在乎它得到的东西，却想不起来正在消失的一切
叶知秋
在奔跑的年代，怀念是件很艰难的事。小学同学的名字，通常会忘记一大半。三姑六婆的辈分，也记不确实。30年过去了，就连历任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也难免在民族的记忆里淡去。就像多年前，红遍大陆港澳的歌星谭咏麟唱的那样，“风雨的街头，招牌能够挂多久；爱过的老歌，你能记得的有几首；交过的朋友，在你生命中，知心的人有几个？”人一辈子，核心的朋友圈总有一个量。看其他人出没在一个人生命中的K线图，就知道这个人一路奔跑，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国家也是如此。时代高唱进行曲，将一些人献给他们的观众，将另一些人移往幕后。政府、媒体、公众；政治、文化、潮流，都充当着舞台调度。多少事物崛起，多少事物消失。20多年前，崔健第一次替时代发出嘶吼，“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西谚说，过去的世代，无人记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因为繁华如烟，过去就拉倒，一些人我们忘了，一些人我们不知道去了哪里，还有一些我们死活想不起来，另一些我们不愿想，不能想，或不敢想。
每年有多少书籍，刚一出版就被遗忘；多少电影，还没公映就转到电视的某个频道去了；多少言语，还没说出口就被屏蔽；多少小摊小贩，走着走着就不见了；多少夜市，灯一亮就成了聊斋；多少邻居，还记不住名字，就被拆了；多少平民，还没来得及喊一声，就变成了穷人；多少人去了，钱还没挣够；多少人走了，钱还没花完。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高歌猛进，推陈出新，是这个时代带给所有人的梦想。更快、更高、更强，教会人们不再回头，大家都学会了这样说，我最好的作品是下一部，我最爱的人是下一个。
民族理想的变迁
三十年河西，是从1978年一个伟大的目标开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四个现代化”列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主要任务。和“五讲四美三热爱”一样，这个已消失多年的短语，曾经出现在数亿中小学生的作文结尾里，“我决定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终生”。
伴随着这一理想的英雄人物，是越高尚越快乐的曲啸叔叔、李燕杰叔叔，和越残疾越美丽的张海迪姐姐。他们的“思想境界”，将整个时代的理想主义情结，以另一种方式点燃。更令人心潮澎湃的，是红遍大江南北的香港歌星张明敏。“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海外华人这样掏心窝子，带给时代的自豪感，不亚于2个点子的GDP。
那时候没有偶像一说，这些昙花一现的灵魂人物，在20世纪80年代，既吻合了主流的思想解放，又部分切合了民间的启蒙浪潮。尤其是发出人生意义拷问的潘晓，跳入化粪池抢救老农的大学生张华，将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教育，以旧瓶子装新酒方式，悄悄扭向人文主义的萌发。
当穆铁柱、朱建华，以及中国女排，在身体上成为世界巨人、掀起亚洲雄风时，他们也成了寄托全民族巨人梦想的LOGO。这是与今天的李宇春和刘翔们不同的。英雄和偶像的区别就在于，所谓英雄，就是国家主义的偶像；所谓偶像，就是个人主义的英雄。
就像庞中华如日中天的钢笔字，连同他的名字，都是一个大写的民族自强之梦的投射。在庞中华那里，人人练好钢笔字，是一个民族理想与个人奋斗的充满形式美感的契合点。这和以后在李阳那里人人学好英语的意味，也是完全不同的。
直到80年代末，前10年的文化英雄开始大批失踪。在民间，诗人和报告文学作家，是两个大众化的文化集团军。他们如潮水一般地来，然后一个一个被遗忘。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民族的危机与未来的思考，往往具有轰动效应。最轰动的一本书，是1988年何博传的《山坳上的中国》。也许30年来，没有第二本专著可以超过它当初的洛阳纸贵。但几年以后，何博传就迅速消失在中国知识界和舆论的视野中。
90年代初以后，我们中间的公众人物，开始出现一个最大的嬗变，就是从英雄到偶像。一方面，国家理想与个人理想开始剥离；另一方面，国家理想也开始与文化理想对峙。于是像张海迪这样的、将意识形态与道德价值融于一身的人物，几乎不可能再出现了。官方树立的英雄，不再成为民间的偶像。而民间的偶像，也不太可能成为官方认同的英雄。这样带来两个结果，一是公众人物越来越多元化，人也越来越有意思了；二是民间的理想和舆论，开始独当一面，形成了一套稳定的、并开始具有市场价值的人物评价系统。所以崔健这样的人物，可以从不在主流意识形态那里获得承认，民间也有本事长达20年不将他遗忘。换句话说，在谁被遗忘、谁被记住这一点上，市场化使老百姓拥有了比以往更多的影响力。
文化理想的破碎
1993年，“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出任国家副主席，与2004年的“私产入宪”遥相呼应，显示着民族理想的多元糅合。“弄潮儿”一词，也迅速成为对层出不穷的改革家和企业家最体面的称呼。但从步鑫生到禹作敏，从牟其中到胡志标，各领风骚三五年，谁个不曾红极一时。在老百姓用电饭锅取代米汤滤饭、用空调取代火炭、用卫生纸取代草纸的岁月里，这些人物如走马灯转，象征着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的代价。
其实市场从来没有成为过一个完整的理想，所以市场也从来没有诞生过一个完整的偶像。尽管有钱人大不同，人人都向往，但迄今为止，真正站得住脚的偶像仍然是文化性的，而不是财富性的。换句话说，财富性的偶像仍然比文化性的偶像，失踪的比例更大，消失的速度更快。
我们忘记的人越来越多，是因为无数的人加起来，才能算一个完整的人。其实我们忘记的，只是一个破碎的文化理想的片断。我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却不知道时代往哪里去。瓦房消失了，院坝消失了，弯曲的街道消失了，旧书摊和担挑的货郎消失了，整整一代人失去了他们的弟兄姊妹，“表哥”和“舅舅”在今天的儿童那里，正在成为文言文。当拆迁的速度超过了人际交往的速度，堕胎的速度超过了爱情的速度，疾病的速度超过了社保的速度，立法的速度超过了执法的速度，民间就一边继续生长，一边继续消失。
今天，仍有年轻人在读三毛和席慕容的诗。但90年代初红极一时的明星诗人汪国真，却已花果飘零，甚至如某部肥皂剧，消失在了千万读者的记忆里。文化理想的破碎，市场理想的残缺，和国家理想的缺席，使80年代后期以来的公众人物，一度迎来了文化上的粗鄙化和怪力乱神。当政治人物逐渐被祛魅，在从政治偶像、文化偶像走向市场偶像的青黄不接的过程中，新的“造神运动”带着对理性主义的一种民间宗教式的反弹，开始崛起。一个象征性的神话，就是80年代名震宇内的“海灯法师”。这位老人号称“少林主持”，却得不到少林寺认同，以“二指禅”绝技名震天下，却没人真的见过。海灯声名鹊起，任全国政协委员，生前受万千弟子膜拜，有电影、电视剧为其立传，首开30年来气功、特异功能和民间宗教浪潮的先河，直到1998年《海灯神话》一书出版，揭露其神话的记者敬永祥在2000年获得反伪科学奖。此时，人们早就忘了当年那位始作俑者的“法师”。
失踪的三十年
民间对三十年河西的记忆，是从改革之后的一份对前三十年盖棺定论的文件开始的，即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加上几次宪法修正案，就构成了这三十年一个宏大叙事的边框。
所有的人与事都在里面装着，装不下的或者被人扔掉，或者自己走开。时代变得越快，忘记和消失的就越多。如果说，在民间和文化的意义上，这三十年最伟大的成就就是重新发现了个人，重新寻找和捍卫人的自由和尊严。那么，留在我们记忆中的，和没能留在我们记忆中的人物，就是三十年河西交给每个公民的一份答卷。到底谁留下了，谁失踪了。谁永垂了，谁蒸发了。就像数一数自己身边的朋友，就知道岁月带给了我们什么。
“精神污染”消失了，“靡靡之音”也无人再提；“投机倒把”消失了，东北的君子兰、广东的兰花和四川的海狸鼠也消失了。1993年，轻工业部消失了；1998年，邮电部也消失了；1997年，“反革命”终于从中国的法律文件中消失了。
国有企业不断消失。一座座古城不断消失。2003年，孙志刚消失了，连“收容遣送”也消失了；2006年，“农业税”消失了；2007年，更多的死刑判决消失了。
以及痰盂消失了，大碗茶消失了，面的消失了，夜市也消失了。一切底层的生活方式都在城市里不断失踪，连蔚蓝色的天空也跟着失踪了。文化意义上的邻居消失了，四海之内皆弟兄的家庭原型也消失了。最便宜的药物失踪了，最昂贵的贞操也失踪了。最短的诗歌消失了，最长的爱情也消失了。
曾经的先锋小说、第三代诗人；曾经的海鸥相机、乐凯胶卷；曾经的苏小明，曾经的校园民谣；曾经的劳模，曾经的三八红旗手；曾经的大型团体操，曾经的启蒙读物《青年生活向导》，一一在我们的记忆里消失了。时代在进步在发展，观念在变化在更新，于是有的被替代，有的是被扼杀，有的是被抛弃，有的被隐藏。
我们富裕，我们繁华。我们网络了，我们国际了。这个时代太在乎它得到的东西，却想不起来正在消失的一切。没有少年人知道20年前的事，没有青年人了解30年前的苦难。人死了有一座墓，时代死了却不肯修一座博物馆。于是人们想起来说，你要重新去拜孔子。如果说，人衰老的一个标志，就是离得越近的事越想不起来，越远的事反而记得清楚，那么三十年河西，我们是正在成熟呢，还是正在衰老？如果说，人的自由和尊严，一定是与记忆有关的，那么仿佛没有昨天地活在今天，到底是正在自由呢，还是正在成为时代的囚徒？
最兴奋的，是到处充满崛起和复兴的盼望。
三十年间消失的事物废除的词汇
露天电影院
很多年前，中国百姓最美好的光景，是伴随着露天电影度过的——孩子们带着自家小板凳，开演前几小时就去抢地盘，有时候人太多，一部分人不得不去看银幕的反面。1990年代中期，一些大城市还有少量露天电影院。进入21世纪，人们大多选择在家里看影碟。
朝鲜和东欧电影
上世纪70年代，中国引进的“大片”以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朝鲜、越南电影为主，以朝鲜电影的引进规模最为庞大。那时，看电影更多是工厂和学校组织的“忆苦思甜”的一个节目。当时有句顺口溜：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小人书
小人书学名连环画。解放后，小人书的题材多半是土地改革、爱国增产、抗美援朝等。1980年代小人书进入鼎盛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少外国名著和中国名著小人书也在市场热销。1990年代，小人书渐渐在书店里消失。今天，这个集体记忆的标本已成为民间逐年升温的紧俏收藏品。
公共澡堂
女作家大老黄这样描绘她对公共澡堂的感受：我极为讨厌那个地方。除了人多拥挤透不过气外，更重要的是，面对这么多的裸体女人，我感到无所适从。在公共澡堂里，我感到所有的丑恶都聚集在了一起。现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谁家浴室里没有个莲蓬头啊。
四合院/老胡同
四合院是中国历史最悠久，分布最广泛的汉族民居典型，以正房、东西厢房围绕中间庭院形成平面布局，院落宽绰疏朗，四面房屋各自独立，又有游廊连接彼此，具有很强的私密性。1990年代后期开始，拜经济发展之赐，北京许多年代久远的四合院夷为平地。
蜂窝煤/煤炉
有了液化气、煤气之后，这两个物件在城市中基本看不到了，不过，在北方农村，它们仍然是重要的日常用品。随着油价高企，一些城市的低保户也开始重新使用蜂窝煤。
右派帽子
1978年9月17日，党中央批转同意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至11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在全国各地全部完成。
知青
1968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快，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
1979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知青问题的“六条”精神，随后，大量知青通过各种途径返城。
红宝书
被誉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曾经风靡全国、遍及世界，从1964年5月问世到1979年2月12日中宣部发文通知停止发行，15年内，仅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总印数已达10.55亿册。“文革”中，人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红宝书”不可不带，不可不读。
敌台
这个名词在改革开放之前是非常吓人的。敌台就是敌人的电台,那时除了政府和党的电台外,都可以理解为敌台。虽然还有几个国际朋友,如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但个个穷得叮当响,其电台估计连自己的国家都覆盖不了,更无法将他们的革命之声传到中国了。
万岁
解放后，由于伟大领袖空前绝后的伟力，老百姓激动得找不到更美好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只好求助于“万岁”。改革开放后，“万岁”的口号和个人崇拜一起成为历史。
打倒
“文革”中，“打倒”一词成了口头禅。经历过“文革”的人，很多都尝过打倒与被打倒的滋味。打倒“四人帮”以后，斗争气息如此之浓的口号渐渐废除。
螺丝钉
螺丝钉精神源自雷锋日记，“我要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这个一度最光鲜的字眼，象征着无私奉献、忠贞坚守、默默无闻等最美好的品质。这样的精神曾经是整整一代人的理想。1990年代以后，雷锋的名字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少。
“文革”色彩姓名
“卫东”、“万红”、“胜利”、“抗美”、“国庆”、“超英”，“文革”中，中国人取名字大多带有政治色彩。今天的家长，谁也不会给孩子取这样的名字。
红旗牌轿车
1958年8月，中央为建国10周年庆典向一汽下达了制造国产高级轿车的任务。工人们以借来的1955型克莱斯勒高级轿车为蓝本，手工制作了一辆高级轿车。
1959年10月1日，10辆崭新红旗轿车在首都国庆庆典上亮相，引得国外媒体争相报道。
1980年代，“红旗”因耗油量大、成本高、产量低而停产。1990年代，一汽与国外公司合作重新开发红旗系列轿车，但在外形上摆脱不掉老款奥迪的影子，技术上也都是依靠国外。
食品供应证/粮票/布票/油票
计划经济时代，物品奇缺，求大于供，只能采取凭证分配的办法。那时，中国人每家都有户口，有了户口本，才有粮食关系，有了粮食关系才发粮本，有了粮本才能买米，或者取粮票，有了粮票才能在街上买吃的——光有钱是不行的。“大跃进”时期，粮油票、布票之外，又添上了香烟票、糖票、火柴票、日用品票、副食品票、绒线票和其他一些花样百出的票证。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商品供应的充足，这些票证全都成为历史遗物。
倒爷
倒爷分两种：一种受到人民群众痛恨——在价格“双轨制”时代，利用计划内商品和计划外商品的悬殊差价牟取暴利；再有一种，只要他/她卖的是少见的物品，就被叫作“倒爷”。
1997年3月，刑法取消“投机倒把”罪。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表示，正在抓紧起草制定有关市场监督方面的行政法规，以取代备受关注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此条例适用已经20年了。
工分
工分起源于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建立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村人民公社中普遍采用。这种方法主要有底分死记、底分活评、定额记工、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等。由于操作上流于形式，致使平均主义和大锅钣普遍存在，按劳分配原则无法体现，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工分都一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里评工记分的方法逐渐废止。
招工指标
十几二十年前，这是一个重要词汇。当时想找一份工作，不管国营还是集体，必须有招工指标。招工指标非常少，即便花钱也难以弄到。那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就业机制还未形成，没有“正式”工作就等于没有了饭碗。
现在，已听不到哪儿还有招工指标，倒是“炒鱿鱼”和“跳槽”成了新的口头禅。
工资区
1956年，中国实行工资制度改革，依据各地自然条件、物价和生活水平、工资状况，适当照顾重点发展地区和艰苦地区，将全国分为11类工资区。规定以一类地区为基准，每高一类，工资标准增加3％（如浙江属二类地区、安徽属三类地区、北京属六类地区、上海属八类地区、广东属十类地区、青海属十一类地区等）。这一规定沿用到1993年。
万元户
改革开放初期，极少数农民通过各种努力勤劳致富，家庭年收入超过万元，万元户因此得名。当时，万元户不仅在农村，在城市也是高收入群体。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6年，全国人均月收入为1041.73元。在很多大城市，月入万元尚不能算作中产阶级。
大集体
特定时代的产物。“文革”中，上千万知青上山下乡。“文革”结束时，大部分知青要求回城，造成1979年、1980年左右的失业高峰。当时中央政策是谁家孩子谁抱走，你父母在哪个单位，哪个单位负责你的工作安排，国有企业的职工子女被国有企业自己包下来了，又不能马上把他变成国有企业职工，就把他们放在劳动服务公司，形成了厂办大集体。市场经济时代多被改制或破产。
大锅饭
大锅饭是指原国有企业中，各工种、单位不按市场方式经营，待遇不与利益挂钩，大家无论盈亏，统统吃国家的，好像在国家‘大锅’里吃饭一样。大锅饭是平均主义在经济领域的表现，是长期阻碍我国经济发展和效率增长的痼疾。经济体制改革以前，个人吃集体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地方吃中央的大锅饭等问题，十分严重。
农转非
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制度。农，指农业；非，指非农业生产，确切的意思是国库粮。人事系统农转非工作是帮助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在贫困边远地区、艰苦岗位工作的职工和乡镇企业中的管理人员解决户口困难，目的是支持、鼓励各类人才到艰苦岗位工作。当年，农转非“吃商品粮”，是让人羡慕的事。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这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某些地方，甚至有人念叨当农民的好处，愿意“非转农”。
福利分房
单位所建房屋以福利形式分配给职工居住的一种待遇。1998年，《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文件出台，决定自当年起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建立住房分配货币化、住房供给商品化、社会化的住房新体制。
毕业分配
新中国建立后，对大学生毕业分配十分重视——1951年10月1日，当时的政务院决定“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工作由政府分配”。“文革”后，百废待兴，恢复高考后的头几届大学生，个个是香饽饽，这一时期依然沿袭“文革”期间中断了的统一分配制度，个人无需为工作操心，却也没有自主权，“一个萝卜一个坑”。
1987年，首次出现大学毕业生分配后被退回的“寒潮”，分配制度的不合理性凸显。两年后，国务院批转了国家教委“关于改革大学生毕业分配制度的报告”。2007年4月，随着西藏取消大学生毕业分配，延续了50多年的毕业分配制度，已成往事。
书信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信札的年代早已过去。现代通讯方式在拉近人们距离的同时，也破坏了人们彼此之间细腻的情感交流。小伙子们再也不会在大学的收发室里苦等姑娘来信：一枚倒贴的邮票代表着“我爱你”，侧贴则是“我想念你”，斜着贴代表怨恨……这些流行一时的邮票暗语注定了要像古老的旗语那样失传。
电报
随着固话、手机、MSN、QQ、Email等现代交流工具的普及，电报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当然，每年央视春晚念贺电依然是保留节目，不过，这些贺电一点也不符合电报的最大特征——简短。
表哥姐弟妹
上世纪70年代末计划生育实施后的第一批独生子女已经开始进入婚育高峰期。对于这些独生子女的下一代来说，“表哥姐弟妹”的称呼已变成只能在小说、电影、电视中才能看到的前朝往事了。同这些称呼一齐消失的，还有青梅竹马的玩伴和面对困难时来自家族的帮助，他们有可能会是中国最孤独的一代人。早有社会学家指出，计划生育在实现人口控制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伦情感方面的缺失。
邻居
1949后，国家在城市建立了一整套住房方案，“单位”成为住房的惟一提供者和分配者。在大一统格局下，邻居一般意味着你的同事。尽管没有对居住环境的选择权，但邻居间的情谊却被今天商品房内的人们所怀念。隐私观念的普及和福利分房政策的中止，让“邻居”走进了历史。
贞操观
是什么让中国女性彻底看轻了贞操？女权运动还是性解放？亦或者，是操作简单收费低廉的处女修复术？最新看到一位男士在求偶贴中公布了对未来伴侣的、已经大大放宽了的贞操要求，令人莞尔：“不求第一次，只求第一胎。”
单位结婚证明
结婚无须请组织批准，离婚也无须对组织负责，在单位退出私人生活领域后，社会中人之个体变得更加独立和自由。2003年10月1日，新《婚姻登记条例》实行，结婚不再需要单位或街道盖章出具婚姻状况证明，婚检，也从原来的强制性要求，变为自愿行为。结婚和离婚都变得更加简单，婚姻开始成为纯粹的两个人之间的私事。随之变化的是，以前婚姻遭遇第三者，有组织撑腰、全民监督、领导教育，可是现在，当婚姻遇到内部危机和外在威胁时，婚姻中的一方到对方单位去告状、大闹的家务案例大大减少。
中山装
由于老毛经常在公开场合穿中山装，西方称中山装为“毛装”。在1960和1970年代，亿万中国人民大多穿中山装。中山装上衣兜里插支钢笔，代表有文化。
1980年代以后，西装和时装开始流行，中山装逐步被人抛弃。
雪花膏
20多年前，雪花膏是年轻女性令男子心旌荡漾的仅有的秘密武器。上了年龄的女人不能用，否则会有“妖精”之嫌。
与雪花膏同一时期，还有一种叫蛤蜊油的护肤品，填在小贝壳里，没有香味，油腻腻的，一度标价９分钱。
1990年代世界级名牌化妆品纷纷打入中国市场，雪花膏和蛤蜊油已难见踪影。
永久牌自行车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自行车是高档代步工具。那时，农村娶媳妇往往用“永久牌”接新娘子。随着私家车、公交车、轨道交通等出行方式的多样化，“永久牌”自行车淡出人们视线。
算盘
阿拉伯数字出现前，算盘是世界上广为使用的计算工具。东汉末年，徐岳在《数术记遗》中记载，他的老师刘洪访问隐士天目先生时，天目先生解释了14种计算方法，其中一种就是珠算。
电子计算器的出现，让用了几千年的算盘退休了。
喇叭裤
喇嘛裤在1980年代突破灰色中山装的海洋，进入内地，心理叛逆的青年极爱穿上它，招摇于闹市街头。如此过分的打扮受到许多人反对，甚至被上升到政治高度——“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流里流气”、“不三不四”，全社会如临大敌。风靡了一阵子，到1990年代，喇嘛裤就成了过时玩意儿。
军大衣/解放鞋/军挎
军大衣，解放鞋和军挎，对于今天40岁以上的人来说，意味着抹不掉的记忆。
军大衣，在北方的冬天既保暖，又令人陡生一种英武之气；解放鞋便宜、结实、轻便、防滑效果好，但许多人都无法忘记那种穿久了的臭味；军挎单肩斜挎都行，骑车时还可以挂在车把上，禁脏耐磨。
时过境迁，这些几乎所有家庭必备的行头，已成为农民工的工作服，偶尔会有前卫如崔健者，背着军挎出场，让人惊叹时光的变幻。
叔叔阿姨头
1980年代盛极一时的发型，鬓角长长遮住耳朵，头上略烫小波浪，后脑勺留撮“鸭屁股”。女人剪了这个头，前面看上去像阿姨，后面看上去像叔叔；男人剪了这个头正好相反，前面看像叔叔，后面看像阿姨。这道风景早已淡出时尚，但性别混淆依然风口浪尖——李宇春那用发胶抓得满头乱竖的刺猬般的中短发，是新时代另一款宜男宜女的叔叔阿姨头。
呼啦圈
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一项新的健身运动席卷了全中国——呼啦圈。瘦瘦一根塑料管围成一个圈，一群人摇的时候，能听见壮观的“呼啦声”。当时，几乎所有的晚会上都有呼啦圈表演，单人转、组队转、一人身上套多个转。1990年亚运会，呼啦圈更是火得没边没际。1994年春节晚会，创造了旋转98个呼拉圈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上海13岁少女欧阳贝妮登台亮相，引起轰动。
呼啦圈消失了很久，这两年又悄悄回到我们身边，这次打出了减肥瘦身的旗号。
红茶菌
流行于1970年代中后期的民间养生疗病饮品。当时，家家户户五斗橱上都用玻璃罐养着一缸像海蜇水母一样的柔软物体。从邻居家讨一小块红茶菌组织，在“副食品”配给供应的年代，用有限的白糖培养。每天，一家人数次喝下浸泡出的茶色液体。
据四处散布的油印小册说，这一秘方本源于我国渤海一带，后流传至高加索，当地老人因长期饮用而健康长寿。
进入1980年代，红茶菌被“醋蛋疗法”替代。
霹雳舞
1987年，美国电影《霹雳舞》引进中国，中国已故“霹雳王子”陶金深受震撼，开始苦练这种被当时正统舞蹈门类看成“歪门斜道、流里流气”的新舞步。陶金携新舞蹈上了春晚以后，霹雳舞在全国掀起一阵热潮，青年人戴着霹雳手套，在大街上模仿手臂折断、机器人木偶和月球漫步的谐趣动作，其热情程度，不亚于今天的青年跳街舞和赛滑板。
带功报告
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中国曾掀起过一阵全民气功热，数以十万计的人练过自发五禽戏、鹤翔桩，后来是香功……那是一个想入非非的年代，当时最流行的文学作品是关于特异功能的，最流行的电视连续剧是关于海灯法师的，最流行的演讲报告是听众一起发抖的——气功？催眠？还是心理暗示？反正大家纷纷表示：感觉到了，眉心热了，更有甚者，前排的残疾病人也扔掉拐杖站起来了。
四大件
1970年代，结婚的“四大件”是手表、自行车、半导体收音机和缝纫机。1980年代的“四大件”是：黑白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和录音机。现在要结婚，房子这一个大件就足以让小年轻们喘不过气来了。
录像带
录像带是磁带的一种，主要用来录制、播放影音作品。在1980年代，“看录像”（主要是武打、言情）是城乡青年最流行的娱乐方式。近年来，因数位式诸存技术如VCD和更新的DVD的发展，录像带和录像机退出大众市场。
皮尔·卡丹
1950年，皮尔·卡丹创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时装品牌。他凭借独特的创造力和高明的经营眼光，很快在巴黎打开市场。这个品牌在中国也曾出尽风头，一度是时尚界至尊。随着全球奢侈品全面覆盖中国，皮尔·卡丹过时了。
BP 机/寻呼小姐
“有事就拷我。”“可是你拷品真的很差，呼了你那么多遍你都不复机。”再过10年将这样的对白拿给后来听，他们会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许多名词快速产生，又快速淘汰，这是语言学家面临的问题；小家电企业面临的问题是，许多红极一时的厂子在BP机退出历史舞台后纷纷转产或倒闭；而大批曾经薪水丰厚、嗓音甜美的寻呼小姐成了“下岗女工”。
大哥大
摩托罗拉3200，因其曾经作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警匪片中江湖大佬的标配，赢得了“大哥大”的美称。1987年我国首个900MHz模拟移动电话网在广东开通，“大哥大”因其昂贵价格和不菲的使用费，一度成为身份的象征。除了信号模式，大哥大跟手机最大的不同是，其体型也是重量级的，黑暗笨重，厚如砖头。1996年，GSM网开通，手机日益平民化。2001年6月，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完全关闭模拟移动电话网。大哥大退场。
综艺大观
在只能看CCTV的时代，《综艺大观》作为惟一的综艺节目，短时间红遍大江南北，成为百姓快乐的重要源泉。
就像它的标志人物倪萍被打上“古董”标签一样，《综艺大观》也已走完了13年的漫漫旅程。2003年，《综艺大观》走了，更多好玩好看的东西出现了。
甲A
1994年，对于中国男子足球来说，是一个永远值得怀念的年份。职业联赛诞生，甲A联赛问世。“成都保卫战”、“工体不败”……给中国球迷留下了最美好的一段回忆，那时，人们真的相信甲A是能拯救中国足球的。
但在中国足协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都是可以创造出来的：黑幕、假球、黑哨、瞒上欺下、赌球、洗钱……
2004，时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宣布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开锣。此后的发展，不提也罢。
1994年，大连万达夺得甲A冠军；2003年，上海申花捧杯；2008年，这两家队伍都早已换了东家。
奉节古城
2002年11月4日上午10时53分，重庆奉节古城实施了长江三峡库区规模最大的一次爆破，分两次完成，历时6秒，爆破面积20万平方米，被誉为“中国第一爆”。奉节古城永远消失。它的同伴还有：兵书宝剑峡、龙门峡、倒吊和尚、水帘洞、七道门洞、巴堰峡、关刀峡、大溪文化、屈原祠、白鹤梁、张飞庙……
蓝天
“沙尘如雪盖京华，满城尽带黄金甲”，诗意盎然的标题下，是对北京一次沙尘暴天气的报导。据统计，目前北京一年中出现沙尘暴的次数相当于过去10年的总和。加上汽车尾气和工业污染猛增，北京全年“蓝天”出现的次数，在1998年锐减到不足100天。紧跟着北京沙尘暴的，是广州一年长达100天以上的灰霾天气。蓝天、白云、星空、皎月，已经成为一种奢侈。
耕地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耕地面积一直在急剧减少，迄今为止，累计减少的耕地面积大约相当于一个法国，两个英国，三个半日本。1951年到1986年的36年间，全国累计减少耕地6.11亿亩，扣除开荒造田3.77亿亩，净减耕地2.34亿亩。全国已有9个省、直辖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666个县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0.05公顷警戒线。另一方面，全国人口却以每年1000多万人的速度增长。保护有限耕地资源，已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收容遣送制
有助于理解“收容遣送制”的关键词还有：盲流、昌平沙场、暂住证、遣送原籍……
从“收容”变“救助”，湖北青年孙志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一个自由公民，在自己的国家因为没有携带证件而被活活打死。在媒体和学界关注下，国务院出台了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旧制度开始松动，但是暴露出的城乡二元结构对立、公民自由迁徙权、违宪审查机制等问题，还需要更长时间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