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心隐与李贽，个人主义的悲歌
何心隐与李贽，个人主义的悲歌
□ 龙场悟道
明正德元年，王阳明上疏救已下狱的直臣戴铣，被太监刘谨矫诏廷杖四十，随即下锦衣狱，最终远谪贵州龙场。按当时文人的记载，刘谨曾派遣刺客刺杀王阳明，阳明在钱塘江边做出自杀的假象，摆脱了刺客，于正德三年春抵达龙场。其时的龙场在荒山野岭之中，瘴疠弥漫，王阳明只得以山间的石穴为居室。在这样的困境中，王阳明反而得以静心思考多年来困扰他的哲学命题。《年谱》[1]记载：他“日夜端居澄然，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他终于获得了终极思索上的突破。
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其间充满了神秘主义的色彩。阳明学自此成形，成为影响近代中国及东亚最重要的学说之一。西方宗教有所谓的神秘体验（mystical experience），通过特定的修持，可以获得突发的特别的内心体验，甚而达到与神合一的境界（union with God）。王阳明的神秘顿悟，大概与之类似。他一生都强调个人的内心体验。
按《年谱》所载，王阳明龙场悟道所悟得的，无非是对格物致知（通俗的说，就是研究事物以掌握事物的本质规律）的重新理解。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中，接物穷理（或者说探察外界客观事物的规律）是重要的一环。王阳明曾按朱熹的格物方法，取庭前竹子格之，整整格了七天，却大病一场。这次失败曾对他的心灵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多年以后，他依然对他的庭前格竹失败而感叹。在朱熹那里，物理（客观规律）和吾心（主观思维）判而为二，朱熹的学说是一种二元的学说。这正是王阳明不解与深深怀疑的地方。王阳明最终采取了一元的思维结构，吾心即宇宙，一切物质化的东西都内化于心了，“心外无物”，“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王阳明一直对朱熹持批评的态度，可能和他的时代有关。宋人有理想主义的倾向，有追求生命中高远道德的强烈愿望。以二程、朱熹的理学为代表，宋学坚持了理性的纯粹性和客观性。至明代，风气大变，人们开始抛弃那些抽象的理性的东西，而追寻内心的生趣盎然的自然性情。流俗之下，程朱强调的社会道德规范成了空洞的符号，人们言行不一，伪善欺世的人横行。在王阳明看来，伪君子的横行已经危及朱明王朝的根基，他要救世。王阳明以为我们只有求之于内心，每个人都有良知，只要你能确保你的行为选择是具有道德意义的，你又能按你的选择去实施你的行为，你就可成为圣人。这就是他最核心的“致良知”学说。; b; h7 l( R' X" L' Y4 E- K
本质上说，王阳明构建的世界具有浓厚的非理性色彩，强调的是个人内心精神生活的各种非理因素，如情感、直觉、神秘顿悟等。余英时先生更一针见血的指出王阳明的学说具有强烈的反智识主义的倾向（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西方学者把朱熹理学到王阳明心学的转变，与西方黑格尔之后由理性主义到存在主义的转变相类比[2]。存在主义的先驱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正是不满于黑格尔哲学体系中个体没有安心立命之所，而转向人的存在。克尔凯郭尔的“真理就是主观性”，也与王阳明的思想很相象。
□ 何心隐
黄宗羲《明儒学案》把王阳明的门徒们分成浙中系五支和江右系九支，泰州系五支则另立学案，等于是置之另册了。确实，泰州学派可能是王门最有影响的学派，也是王门的异端。其创始人王艮（字汝止，号心斋，江苏泰州人），盐户灶丁出身，三十八岁时仰慕王阳明的“良知”学说，前往江西军中拜王阳明为师，王阳明死后自立门户。在王阳明那里，良知仍然以心外的道德规范作参照物，所以要“致”良知。王艮则认为良知就是每个人的天然率性，是个体的感性的自然存在。也就是说，良知是现成的，不需要“致”的功夫了。王艮强调“身尊则道尊”，看重的是个人自身的人格尊严和独立的思想意志。在他看来，生而为人就应该有“治生”的能力，能够“安身立命”之后，才可以谈其它的事。王阳明的学说，在王艮手里转向了个人主义的范畴[3]。) E1 W% E; b1 P# D* W
泰州之学，一传至徐樾，二传至颜钧（山农），三传至何心隐。王艮因为对个人自身的看重，而倡“明哲保身”之学。但结果似乎不好。徐樾战死疆场，颜山农有过牢狱之灾，何心隐更惨死狱中。颜山农也深信“明哲保身”之道，他以为他的获罪，是门徒（程学颜和何心隐）大道未成就贸然出世担当，过于嚣张，且所交非人，连累了他。在这方面，何心隐和他的老师有很大的不同。何心隐和其后的李贽相似，由于抱着他们的革新思想，批判传统，违逆时政，而终于死于非命。
何心隐，本名梁汝元，字柱乾，号夫山，江西吉安人，嘉靖二十五年江西省试第一名。他仰慕王艮的良知之说，师事王艮再传弟子颜山农，从此放弃科举功名。嘉靖三十八年何心隐在宗族内进行理想社会的试验而获罪入狱，定绞罪，经泰州学派的同门程学颜营救而获释。随即北上京师，参与并设计扳倒了权相严嵩。后惧怕严嵩党羽的报复，被迫更名改姓，南下避祸。万历年间，张居正禁毁私学，何心隐撰《原学原讲》与之针锋相对，并讥切时弊，指斥张居正的专政，多次受到缉捕。他最终在祁门被捕，万历七年九月二日被湖广巡抚王之垣杖杀于狱中，时年六十三岁。王世贞《嘉隆江湖大侠》[4]载：“见抚臣王之垣，坐，不肯跪。曰:‘君安敢杀我，亦安能杀我，杀我者张某也。’择健卒痛笞之百馀，干笑而已。抵狱，门人涕泣而进酒食，亦一笑而已。……遂死。”
关于何心隐之死，到底是张居正授意杀他，还是王之垣向张氏献媚而杀之，是一个争论很久的问题，似乎也难以得出定论。但何心隐和张居正初识时，两人就有意气冲突。何心隐于嘉靖三十九年由耿定力介绍而结识张居正，据当事人耿定力记载：“乘会日，偕心隐突入座。心隐、恭简南面，江陵（张居正）北面，大兴令吴哲与予西隅坐。恭简故令二公更相品评。江陵谓心隐：‘时时欲飞，第飞不起耳。’心隐气少平，谓江陵：‘居太学，当知《大学》之道云。’心隐退而抚膺高蹈，谓予兄弟曰：‘此人必当国，杀我者必此人也。’”（耿定力《胡时中义田记》[4]）张居正一眼看出何心隐是个“时时欲飞”的异端斗士，而何心隐也极有洞察力，预见张氏将掌权，掌权后将杀他。
何心隐对当时社会冲击最大的是对“五伦”的重新定位。“五伦”为“君臣”“夫妇”“父子”“兄弟”“朋友”，是古代中国社会必须遵守的人伦关系。李贽评何心隐：“人伦有五，公舍其四，而独置身于师友贤圣。”（《焚书》卷三《何心隐论》）何心隐独重“朋友”这一关系，他试图构建的理想社会，形式上即以“朋友”为横向的人际关系，特别重视个体在社会中的作用与使命，确实具有相当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但何心隐似乎不否认君臣关系，他所作的一切，也是为了上报朝廷。何氏文集中有给艾冷溪的信，说得明白：“某静夜为公细搜，天下无一空处可补，以报朝廷。惟仲尼之道，海内寥寥莫闻，诚为一大空耳。此空一补，岂小补哉？补之何如？亦不过聚英才以育之，将使英才布满于下，以待上用。即周子所谓善人多而朝廷正，天下治矣。补报亦岂小哉？”“惟君臣而后可以聚天下之豪杰，以仁出政，仁自覆天下矣。天下非统於君臣而何？故唐虞以道统统於尧舜。惟友朋可以聚天下英才，以仁设教，而天下自归仁矣。天下非统於友朋而何？故春秋以道统统於仲尼。”（《何心隐集》卷三《与艾冷溪书》）何心隐的理想社会，是以“朋友”这个体作基础单位，聚合天下豪杰的力量，由下而上重建成一个新的道统。
何心隐尤为令人诧异的是他的活动能力，他不是在书斋中空谈的书生。王世贞《嘉隆江湖大侠》载：“嘉隆之际，讲学之盛行于海内，而至其弊也，借讲学而为豪侠之具，复借豪侠而恣贪横之私，其术本不足动人，而失志不逞之徒相与鼓吹羽翼，聚散闪倏，几令人有黄巾、五斗之忧。盖自东越（王阳明）之变泰州（王艮），犹未大坏，而泰州之变为颜山农，则鱼馁肉烂，不可复支。”邹南皋《梁夫山传》、沈德符《妖人遁逸》[4]有类似记载。说何心隐行黄巾五斗之类的邪教方法，可能过于耸人听闻，但他以他的学说四处鼓动人心，当无疑问。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何心隐这个古代的持不通政见者，正是以“赤手搏龙蛇”的姿态，与整个社会伦理道德及政权作抗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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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贽www.1history.cn5 H2 o+ e) x" v8 v1 U9 j
李贽，字宏甫（一说号宏甫），号卓吾，别号龙洞山农、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人，王艮之子王襞的弟子。李贽的生平和学说，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中有生动的描写。《万历十五年》中关于李贽的标题是“自相冲突的哲学家”。自相冲突，正是我翻李贽的集子时的感受。6 h: u9 H8 c2 C! E
李贽最有影响的思想是他的“童心”说。他以为童心是纯真的最初一念，亦即真心。损害童心的东西，最初是闻见，而后是道理。越是读书知理，就越失童心。李贽重视人情的朴素率直，主张顺应人的自然之性，主张听任我情之动，从而率直的行动，率直的谈论。毫无疑问，这里有今人所赞叹的个性解放的色彩。但问题是，李贽所说的最初一念的本心，或者说童心，到底是什么呢？在李贽看来，那就是带有各种私欲的人性，所以“童心”说就是要充分满足人们自然的欲望要求。李贽不相信人的行为可能出于为公的动机，他以为谋私利才是真实的，才是自然的，为他人为公众谋利则是虚假的不自然的。李贽的有些主张，今日看来也是令人惊讶的，比如他说:“成佛征圣，惟在明心，本心若明，每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也。”[5]-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文献资料|文学艺术|古玩收藏|宗教佛学|恒指论坛|股票权证|外汇黄金|Chinese History* }8 s. F& @/ m+ A5 h
李贽“童心”说风行天下，晚明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崩溃，情欲文化成为晚明社会的特色之一。李贽的这种个人主义和西方充满人文关怀的个人主义不同，西方的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高贵价值和个性尊严，李贽则强调私欲与情欲，似乎有低俗的嫌疑。李贽的学说为抗争程朱理学对人性的压抑而产生，也为了抗争而抗争，在我看来，仅仅是个异端思想而已。如黄仁宇先生所说：“他的学说破坏性强而建设性弱。”李贽思想的强烈破坏性，大概是后来推崇他的原因。五四时李贽流行，文革时李贽被捧上圣坛，都因为这破坏性吧。-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文献资料|文学艺术|古玩收藏|宗教佛学|恒指论坛|股票权证|外汇黄金|Chinese History" a4 l, O' U, t
李贽在政治上的主张令人惊讶。他主张专制集权制度，他赞颂通常被认为暴君的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他尊奉法家所依据的老子愚民政策，并赞颂老子所说的“圣人之道，非以明民，将以愚之，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为“至哉乎，历世宝之。”（《焚书》卷三《兵食论》）李贽赞颂苏秦、张仪、吕不韦等人的事功，也赞颂他们的权术。对于王安石，李贽则猛烈抨击，认为王安石是用奸邪倾覆国家的人物（《焚书》卷五《文公著书》）。李贽也不同意范仲淹说的“居朝廷则忧其民，处江湖则忧其君”的态度，认为这样普天下找不到（《焚书》卷五《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总而言之，李贽相信功利而怀疑道义，主张专制，主张人治，也主张权术。
□ 余音
明中晚期的社会，中国进入了近代化的初步转型期，王阳明的学说正是产生于之时候。王学，尤其是王门的泰州学派的流行，应该是和这一社会转型相契合的，他们的学说也实现了个性的解放。但即使是泰州学派中走的最远的李贽，仍不愿割断他赖以生存的文化传统，仍推崇君主专制的体制。何心隐和李贽，都只是在走“异端”的路子。他们的学说和行动，没有能促进新的社会体系的产生，相反却过早的瓦解了旧有的道德体系和价值系统。这是明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理所当然的受到了明清之际有识之士的猛烈批评，顾炎武和王夫之对王阳明、何心隐、李贽等人的抨击都不遗余力，以为他们是明亡的罪魁祸首。黄宗羲作为王门弟子，虽然没有直接措辞，但他的《明儒学案》未把何心隐列入儒林之类，仅在序中撰了小传，李贽则完全被排斥在外，其中也有所臧否吧。-
王阳明的学说本身即包含着内在矛盾，即如他最核心的致良知学说，后人也多有批判。他的学说又有反智识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倾向，流传之中产生了诸如轻视修养功夫、崇尚玄虚之类的弊病。作为王门中最为激进的泰州学派，他们以为良知都是现成的，圣人也是现成的，于是修养和力行原则的都可以忽略了，有意无意中消解了人们积极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而只是顺从自然本性，以简单的情感和欲望的适意为满足。李贽之后，王学的弊病已经显露无遗。王门的内部，以及他们的对头程朱学者，均试图对王学的流弊进行补救。东林党的领袖顾宪成是王阳明三传弟子，他的努力是由王返朱，重新开始重视朱熹强调的自身道德的修养。而明末实学家们的努力，包括张溥、陈子龙以及其后的黄宗羲、顾炎武，尤为值得注意。他们以为王学过于强调内心的求索而忽略了外向的社会实践，所以需要重视客观的现实活动，在当时严峻的形势下，则必须注重“修兵农而极富强”的实际活动。www.1history.cn" s+ e# t J1 W! F6 l: x5 s0 z
何心隐李贽学说的流行，是所谓晚明的启蒙思潮，既是个人的发现，也是传统文化的解体，是维系人心的伦理道德的崩溃，自我意识与个人私欲急剧膨胀，人性的痼疾暴露无遗。一旦清兵南下，传统道德中的节烈之类概念显得脆弱不堪，满清遂以十万兵力横扫天下（《大义觉迷录》载雍正上谕：“至世祖章皇帝入京师时，兵亦不过十万，夫以十万之众，而服十五省之天下，岂人力所能强哉？“）明末臣节士气几乎全系于东林（及东林后绪复社），也是时代的悲剧吧。
[注释]
[1]转引自《王阳明全集》第四册，红旗出版社，1996
[2]陈荣捷《欧美之阳明学》，文章收录于《阳明学论文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7.
[3]狄百瑞（W.T. de Bary）对王学和个人主义及人文主义的关系有过分析，参看Individualism and
Humanitarianism
[4]转引自《何心隐集》附录，中华书局，1981
[5]转引自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