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帝话秦皇──司马迁笔下的秦始皇


　　一 秦始皇的身世之谜

　　关于秦始皇的出身，主要见于《史记·吕不韦列传》。大概意思是说：秦始皇的父亲子楚，也就是秦昭王的太子安国君（即日后的孝文王）的儿子，曾被秦国派到赵国当人质。由于子楚的母亲在太子那里不受宠，所以子楚被扔在赵国也就不被人重视，生活得很可怜、很寒酸。有个韩国的大商人名叫吕不韦，他说子楚其人是“奇货可居”，预见到在子楚的身上有机可投。《战国策》对此写得还要生动，说吕不韦回家问他的父亲：“种田可得多少利？”其父说“十倍”；“倒腾珠宝可得多少利？”其父说“百倍”；“倒腾帝王可得多少利？”其父说“无法计算”。于是他拿出大量钱财为子楚四处打点，直到打点得秦国的太子把子楚立为了自己的接班人。与此同时，吕不韦又把自己一个怀了身孕的小妾给了子楚，子楚很喜欢这个女人，后来生下了儿子，也就是未来的秦始皇。
　　这个故事是否可靠是存在问题的。这分明是站在东方六国的立场，痛恨秦国、故意恶心秦国而编出的故事。意思是说：你秦国有什么了不起，别看你势力强大，耀武扬威，可是你们家族的血统早已被东方六国的人给改变了。类似的故事在后代的王朝里也有不少。例如西晋的皇帝是司马懿的后代，可是到了东晋，表面上皇帝还姓“司马”，但实际上已经变成姓“牛”了。清朝也有一个故事，说某某皇帝生了一个女儿，某大臣同时得了一个儿子。皇帝让那个大臣把他的儿子抱来宫里看看，该大臣抱着儿子来了，结果被皇帝抱进内宫，抱出一个女儿还给了该大臣。该大臣不敢说话，只好把这个女儿抱了回去。后来被抱进后宫的那个大臣的儿子做了皇帝，这样一来，实际上不已经是汉族人在君临天下了吗？这种故事的编造者都是阿Q，靠军队打不过人家，于是便编造出这样的故事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以获得精神上的胜利。司马迁如此具体地把这种故事写入《吕不韦列传》，流露出了他对秦国暴政及秦国吞并东方六国的一些不满情绪。《史记》写战国时代的东方人物往往充满歌颂和同情，如廉颇、蔺相如、魏公子、鲁仲连、屈原、荆轲；而写秦国人则突出其残暴，如商鞅、张仪、白起等等。
　　秦始皇兵马俑1号坑司马迁大概是也知道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问题，故而当秦兵进攻赵国，子楚妻子儿子在赵国遇到危难时，司马迁又说：“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这“赵豪家女”与“韩国商人吕不韦的小妾”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身份，从而给这个故事留下了令人怀疑的缝隙，似乎又根本没有秦始皇的母亲是吕不韦的小妾这一说。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战国策》中得到验证。司马迁写战国人物，很注意采用《战国策》中的资料，但在写吕不韦时却一改常态。《战国策》记有吕不韦帮助秦始皇的父亲子楚得以回国为秦王的事实，但根本没有写吕不韦将自己怀孕的小妾送给秦始皇父亲的事情。
　　我认为这个故事原则上应该否定。

　　二 秦始皇平嫪毐之乱与杀吕不韦

　　秦始皇的父亲子楚继任秦王，历史上称作“庄襄王”。从这时起，对庄襄王上台立有大功的吕不韦开始任秦国的相国，把持秦国大政。庄襄王共在位三年而死，接着就是秦始皇上台继任为秦王，当时的秦始皇只有十三岁，真正掌权的是吕不韦。
　　《吕不韦列传》说，从秦始皇的父亲去世，秦始皇的母亲便一直与吕不韦保持着旧时的关系。吕不韦怕事情泄露对他不利，于是他找来一个替身，送进宫去，此人名叫嫪毐。从此嫪毐受到秦始皇母亲的宠爱，一连生了两个私生子。嫪毐被封之为长信侯，又有封地、又有钱财；飞扬跋扈、盛气凌人。最后在秦始皇上台后的第九年，秦始皇已经二十二岁，开始独立掌权的时候，嫪毐甚至发展到组织政变，要杀害秦始皇，他来做秦王。秦始皇早已侦知其事，暗中做好了准备，遂趁势将这群叛乱分子一网打尽，嫪毐被车裂。事情牵连到吕不韦，秦始皇将吕不韦流放四川，吕不韦自杀而死。

单就《吕不韦列传》来看，吕不韦的确是一个没做任何好事、没有任何可肯定之处的人。既然嫪毐是由吕不韦引入秦国宫廷的，故而吕不韦的结局也就成了罪有应得。吕不韦还组织人编过《吕氏春秋》，司马迁对此事也不肯定，说吕不韦是想藉此欺世盗名。我觉得司马迁在这里表现得不很公正。
　　如果我们想一下，吕不韦在秦国任相国十二年，这段时间正是接续秦昭王对东方六国进行了几十年的大举进攻、大力蚕食之后，最后对东方六国进行彻底扫荡的时期。只要我们看一看《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在这十二年间所记载的事情，应该说凡是秦国的功业建树，便都有吕不韦的份。最明显的就是大幅度地扩展了秦国版图。杨宽的《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对此归纳说：“先灭亡东周而建三川郡；又攻取韩、赵两国之地，建立上党郡与太原郡；更攻取魏之东地，建立东郡，使秦之领土向东伸展，与齐接界，切断赵与韩、魏之联系，造成包围三晋之形势。”吕不韦对秦始皇的最后统一有不可抹杀的功劳。但司马迁竟对此只字未提，岂不是太片面、太过分了吗？
　　司马迁认为是吕不韦把嫪毐引进秦国宫廷，而嫪毐进宫之后又专权跋扈，得寸进尺，甚至发动政变想杀秦始皇，这虽与吕不韦没有关系，但毕竟两人之间是有牵连的。关于此事，《战国策》上的记载与之不同。《战国策·魏策四》说在当时的秦国存在着嫪毐与吕不韦两大政治集团，而上起朝廷大臣下至民间百姓，都分别属于两大集团的一方。而且嫪毐集团由于背后有太后的支持，所以它的势力要比吕不韦集团的势力还要大。两者水火不容，而根本不存在嫪毐是由吕不韦引进宫廷的这一说。
　　至于秦始皇为什么要杀吕不韦，有些历史学家把吕不韦编写的《吕氏春秋》看成是吕不韦的治国纲领，说是吕不韦与秦始皇存在路线之争，说吕不韦是想推行一种杂取百家之长的治国方针，与秦始皇单取商鞅、韩非、李斯等人的法家统治是路线上的不同。此说虽有一定道理，但我还认识不了这么高。我觉得这与吕不韦的独揽大权有关，这时候秦始皇已经二十二岁，而吕不韦还把持着秦国的政权不放，你说秦始皇能饶过他吗？

　　三 秦始皇统一六国

　　秦半两钱及钱范秦灭六国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应该是从商鞅帮着秦孝公变法强国的时候开始，中间经过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孝文王、庄襄王，不断向东方蚕食、扩张，到秦始皇的时候，就已经到了下围棋的“收官”阶段，已经是水到渠成了。用一个形容词说，就是“摧枯拉朽”或者是“风卷残云”。秦始皇（当时还称“秦王”）十七年，灭韩；十九年灭赵；二十二年灭魏；二十三年灭楚；二十五年灭燕；二十六年灭齐，实现全国统一。帮着秦始皇的先辈蚕食东方立过大功的人先后有商鞅、张仪、司马错、甘茂、穰侯、白起、范睢；帮着秦始皇“风卷残云”的有蒙骜、桓齮、杨端和、王翦、王贲、吕不韦、李斯、蒙恬等等。
　　提到秦国的吞并东方六国，人们总忘不了“残暴”二字，一说秦将杀人往往就是三万、五万、八万、十万；尤其是白起破赵，一次竟活埋赵卒四十多万。所以当时的东方人恨秦国，诅咒秦国，编出故事来丑化秦国，都是有原因的。司马迁同情东方人，谴责秦国一方有其不容置疑的合理性。
　　但这种肆意杀戮的政策，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时候，就已经大大地改变了，许多历史学家都提出了这一点。明代王世贞说：“秦之取天下不以道者，其罪不在始皇，而在庄襄以前之主。”这样说来，秦国政策的转变，或许真的还与吕不韦的思想影响有关。
　　秦始皇在这个阶段有几件事情做得非常漂亮：
　　其一是任用尉缭。尉缭是来自魏国的军事家，名缭，史失其姓，因其后来在秦国任国尉，遂称其为“尉缭”。著有兵书《尉缭子》。他给秦始皇建议，劝秦始皇不要吝惜金钱财物，要舍得花钱去收买东方各国的大臣，让他们故意搞乱自己的国家，暗中为秦国效力。这样，顶多花不了三十万锭金子，事情就可以搞定了。秦王采纳了他的谋略，对尉缭很是尊崇，给尉缭提供的衣服饭食，都和自己吃穿得一样。但尉缭没有感恩，反而下去对身边的人说：“秦王的鼻子长得像马蜂，胸脯长得像鹰，说话的声音像豺狼，为人残暴凶狠。不得志的时候他可以屈居人下；一旦得了志他就可以肆意杀人。我不过是一个平民百姓，他居然能对我恭恭敬敬；如果有一天他成了君临天下的统治者，那时普天下的人还不都成了他的奴隶吗？这个人不能亲近，还是赶紧离远点。”说完就想逃走。秦始皇发觉后，不仅不生他的气，反而诚恳地请他留下来，任用他为秦国的最高军事长官，从此一直听取他的意见与建议。

再一个就是表现在对王翦的态度上。王翦是秦始皇手下的大将，先是帮着秦始皇平定了赵国、魏国、燕国，下一个是要灭楚国了。秦始皇问王翦要灭楚国需要多少军队，王翦说：“不能少于六十万人。”秦始皇不以为然，他觉得王翦是狮子大开口。他回头问在座的一位名叫李信（汉代李广的爷爷）的年轻将军，李信刚从辽东活捉了指使荆轲刺秦王的燕太子丹。李信说：“让我看有二十万人就行。”秦始皇高兴地说：“李将军年轻有为，我很欣赏；王将军大概是年纪大了，显得有些怯懦。”于是就派李信统兵二十万人南下伐楚，王翦则干脆请求辞职，回到老家频阳（今陕西富平县东北）去过清闲日子了。再说李信带着二十万人进入楚国后，楚军诱敌深入，后来发起反击，把李信打得大败。秦始皇听到李信失败的消息，赶紧自己坐上车子直奔频阳，找到王翦家里向王翦虚心地做自我批评，请求王翦出山统兵伐楚。王翦说：“我哪行？我已经年老不中用了。”秦始皇说：“您就别再说这种话啦，难道您能忍心看着我不管吗？”王翦说：“您如果派我去，军队数目还是不能少于六十万。”秦始皇说：“一切都听您的。”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秦始皇是个很专制、很残暴、很刚愎自用的人，谁能想到秦始皇还有这么可爱的一面呢？据《陕西通志》和《富平县通志》都还记载着秦始皇将自己的女儿华阳公主嫁与王翦为妻的故事，由于不见于《史记》，不知是真是假。

　　四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国内外实行的措施

　　（一）秦始皇在国内实行了一系列新制度、新措施，大致包括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以及修 长城、修直道、驰道、兴修水利等等
　　这些措施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方针大政，有的是涉及国家管理，有的关乎边防建设，有些是关乎经济、文化发展以及百姓的生活日用等等，许多都是带有开创性的、前所未有的基本建设，为此后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奠定了基础框架。
　　其中有关分封制还是郡县制的问题，在秦朝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时常有争论、有反复，但李斯与秦始皇当时对此问题的剖析应该说是极其深刻而富有经典意义的。当时任廷尉的李斯说：“周武王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秦始皇接着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真是高屋建瓴，说得淋漓痛快！
　　（二）秦始皇在统一国内的基础上又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开拓、经营，从而组建成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大家庭
　　据《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三十三年，调发国内的罪犯、赘婿、商人开辟现今的广西、广东一带地区，其将领有屠睢、监禄、任嚣、尉佗等，取胜后，在广西、广东设立了桂林郡、象郡、南海郡，这是中原地区的政权第一次对今广西、广东一带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同时派蒙恬向北方经营匈奴地区，收复了今内蒙古的河套一带，把国境向北推到了高阙、阳山、北假中，并沿着阴山的走向修筑长城，把国境向北推进到了现今内蒙古的中部地区。秦时的长城西起今甘肃的临洮，东北行经宁夏的贺兰山，今内蒙古的包头、 呼和浩特以北，再东行经今张家口、赤峰，再东行经今沈阳的东北方南折，直达今朝鲜境内平壤市西北方的清川江的入海口。
　　秦彩绘铜车马
　　郭沫若对此评论说：“秦始皇帝统一了中国之后，树立了不少规模宏大的事业，如废封建为郡县，联结秦、赵、燕诸国的长城而为万里长城；凿灵渠以沟通湘水与漓水，使珠江水系与长江水系相联贯，中原文化因而更快地普及于珠江流域；统一历朔，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特别是使已经有统一倾向的文字更由人为的大力而整齐划一：这些赫赫的文治武功，的确是空前未有的。”

历史学家钱穆说：“秦并六国，中国史第一次走上全国大一统的路，……秦代政治的后面实有一个高远的理想，秦政不失为顺着时代的要求与趋势而为一种进步的政治。”
　　正是由于秦始皇第一次真正地统一了国内，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第一次创建并实行了许多有效的政策、制度，同时又与周边的兄弟民族相互融合，组建成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大家庭，因而秦始皇被明代思想家李贽称为“千古一帝”。

　　五 关于“焚书”、“坑儒”真相的几点说明

　　秦阿房宫前殿遗址当人们说到秦始皇的历史功过时，总绕不过“焚书”、“坑儒”这两件事，过去许多人总把这两件事当成秦始皇的严重罪恶，其实是不很客观的。
　　关于“焚书”，我想说明两点。其一，当一个王朝、一个政权刚刚建立，人心浮动，反对派的势力强大，新政权还很不稳固的时候，实行一定的言论管制，限制并焚毁一些对于新政权不利的书刊，是无可厚非的。后来的好多王朝也都实行过类似的政策。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目的就和秦始皇“焚书”的意思相同，清代也对许多书籍实行过禁毁，只不过是严厉的程度与采取的手法有些不同而已。
　　其二，“焚书”成为秦始皇的一种罪过，是被后人所夸大了的。秦始皇的焚书，其实并不是像人们所想的那样凡书都烧，而是分成三类：第一类，凡是东方六国的历史书一律都烧，这是因为历史书里会有许多对秦朝不利的记载，所以他才断然采取了这种手段。由于秦始皇烧光了东方六国的历史书，一个非常直接的后果就是给司马迁写战国时代的历史造成了困难。《史记》中写战国的历史所以非常简略，而且矛盾百出，就与秦始皇的烧书密切相关。第二类，对一般的社会科学、诸子百家的书籍，是只烧百姓手里有的，不烧国家 图书馆的，其目的是想愚化黎民百姓，让百姓们头脑简单，更容易受他的统治。第三类，凡自然科学，诸如医药、种植一类的书一概不烧。秦始皇当时的目的一是压制不同思想，二是实行愚民政策，而不是像今天有人所说的是想“毁灭文化”。
　　说到“坑儒”，事实就和人们通常所想的距离更大了。
　　首先这个“儒”字是什么意思。战国时期，“儒”字可以称孔子、孟子的那个学派的人；同时也可以泛称学者、 文化人，例如对于庄子，就有人称他是“小儒”。
　　秦云纹瓦当具体到被秦始皇所坑埋的那些究竟是什么人呢？是术士，是一群宣传炼丹吃药，上山下海求仙，用长生不死之说以欺骗、蛊惑人心的骗子，在当时以这种“方术”成名的人有羡门高、正伯侨、徐福，以及他们的徒子徒孙卢生、侯生、韩众等等。他们欺骗秦始皇，说能给秦始皇弄来长生不死之药。秦始皇给了他们好多钱，他们弄不来长生不死之药，而且还在下头议论秦始皇。说秦始皇“刚戾自用”、“专任狱吏”；说秦始皇“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说秦始皇“贪于权势”、“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说秦始皇每晚批阅文件，批阅不完多少斤竹简、木牍就不睡觉；说像他这样的人如何能够成仙呢？说完后他们便卷铺盖逃跑了。他们所批评的秦始皇的一些毛病，不能说不对；但他们是由于没有办法向秦始皇交差，没有办法掩盖他们的骗术不灵而发这种牢骚的。所以秦始皇大为震怒，便把留在咸阳的一些类似的人捉起来，加以拷问。这些人相互牵引，越扯越多。秦始皇从中圈定了四百六十个，把他们活埋在咸阳城外的山区。当时的坑儒谷在今西安市临潼区西南十公里之洪庆村。
　　对此我们第一要说明，引发这场灾难并被秦始皇活埋的主要是那些因推销“长生不死之药”而惹秦始皇震怒的术士，而不是一般念孔孟之书的儒生。是不是这四百六十人中也杂有儒派人物，因说不满秦始皇的话而被杀，不能排除；但整个事件的起因与儒派无关。


　清代梁玉绳说：“余常谓世以‘焚书坑儒’为始皇罪，实不尽然。……其所坑者，大抵方伎之流，与诸生一时议论不合者耳。”（《史记志疑》）
　　第二，如果说坑这四百六十个人就叫做“坑儒”，那么这个事件只是一个偶然的个案，而不是一项行之于全国的政策，事实上许多儒生在秦始皇、秦二世在位的几十年间一直活动在秦朝的朝廷与皇帝身边。宋代郑樵说：“陆贾，秦之巨儒也；郦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召，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余而问其故，皆引《春秋》之义对，是则秦时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也。”清代梁玉绳也说：“《叔孙通传》载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余人问陈胜，又通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征鲁诸生三十余人，……则知秦时未尝废儒，亦未尝聚天下之儒而尽坑之。”（《史记志疑》）

　　六 秦朝灭亡的原因

　　其一是因为秦朝统一六国后，不让黎民百姓休养生息，接着连年用兵，伐匈奴、伐南越，永无宁日，汉代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反复地论说过这个问题：
　　主父偃论秦朝灭亡的原因说：“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蚕食天下，并吞战国，海内为一……遂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秦也。”
　　徐乐论秦朝灭亡的原因说：“秦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将兵以北攻胡，辟地进境，戍于北河；……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当是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
　　秦郡县图其二是无限度地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如修 长城、修直道、驰道、修宫殿、修陵墓等等。
　　这里边的修长城、修直道、驰道，是有关边防建设、有关军事与地方交通建设的，不能说是没用，但规模太大，动用的劳力太多，作为当时只有三千万人，只有像今天一个小省的人口来说，是无论如何没法承受的。修长城的问题家喻户晓，单说这“驰道”一项，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这些从当时的都城咸阳向四面八方辐射出去的高速大路，最宽的达到五十米，最窄的也不小于二三十米。中间供皇帝的车马走，两边供百官臣民使用，两侧都要种上青松，如此等等。不用说多，就是修一条、两条，得要花多少人力？
　　再说修那些单供统治集团生老病死享用的宫殿、陵墓，就更令人无比憎恨了。《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每灭一个诸侯国，就按着该国宫殿原来的样子，在咸阳旁边的渭水北岸再盖上一所，让投降了他的那些六国的国王们带着他们的妃子宫女各自住在相应的宫殿里。整个渭水北岸几十里长都是这种六国降王所住的宫殿。至于秦始皇自己的宫殿，诸如咸阳宫、芷阳宫、宜春宫、长杨宫、梁山宫、甘泉宫、步寿宫，光在当时的关中地区就有三百多所，东方地区还有四百多所。秦始皇还不满意，还要修建更豪华、更壮丽的阿房宫，结果没等修完，秦王朝就被陈涉、项羽、刘邦推翻了。
　　秦始皇一方面祈求长生不死，一方面又为自己建造古今无与伦比的陵墓，光是在这个陵墓上参加劳动的每天就有七十万人。今天参观始皇陵，人们都惊呼它的气魄是多么宏伟，但却不知它是由几十万劳动人民的白骨堆积起来的呀！
　　其三是秦始皇晚年专制、多疑，更加使他残暴、好杀。《秦始皇本纪》上有这样两件事：一件是说，秦始皇带着从人在山上眺望，看到丞相李斯在山下经过，前呼后拥，带的从人成百上千，秦始皇心里不高兴。过了几天，秦始皇再看到李斯的出行时，从人少得多了。秦始皇知道这是因为自己身边有人将自己的态度透露给了李斯。秦始皇很生气，他察问身边的人，没人承认，于是秦始皇就把当时在场的人全部处死了。另一件是，天上掉下一块陨石，上面刻着字说：“始皇死而地分。”他知道这是有人捣鬼，他拷问这块石头周围的人，没人承认，于是秦始皇就把住在这块陨石落点周围的居民全都杀死了。

秦直道遗址其四是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仍然只迷信商鞅、韩非和李斯所倡导、所推行的严刑酷法，而不懂得采用儒家的仁义学说；只迷信武力镇压，而不懂得思想教化，不懂得文武并用、有张有弛，减轻赋税，让百姓休养生息等等。尤其是秦二世上台以后，他不仅不对秦始皇的错误政策有所拨正，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于是秦王朝就只有被人推翻，不可能有更好的结局了。
　　明代王世贞说：“（秦）所以失天下者，其罪不在始皇之取，而在守也。……籍令秦称皇帝，罢侯置守令，而轻徭薄税，以与天下相安于无事，夫谁曰不可？善乎贾生之言曰：‘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司马迁笔下的 秦始皇是一个立有丰功伟绩，但由于没有历史经验而最后陷于崩溃的悲剧人物。秦始皇虽然失败了，但他为刘邦、为汉武帝统治的成功做了极其精彩的预演；秦始皇的诸多尝试和失败，为刘邦、为汉武帝的胜利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司马迁对秦始皇的暴政与其骄奢淫逸有讨厌的一面，但他对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写得相当客观，对秦始皇与秦王朝的悲剧命运表示了惋惜与同情。司马迁认为秦王朝虽然失败了，但是它“事异变，成功大”；他斥责那些否定、蔑视秦王朝，不承认秦王朝的历史地位，说秦朝只是一个“闰朝”的汉代人思想荒谬得简直“与耳食无异”，也就是说与想用耳朵吃饭一样荒谬。

　　尾声

　　秦始皇死于公元前210年，死在他东巡沿海各地的返回途中，路经今河北省平乡县东北的沙丘宫的时候。秦始皇原本是立下遗嘱让长子扶苏回朝继承皇位，结果诏书被赵高、胡亥、李斯所篡改，他们杀扶苏，而立了秦始皇的少子胡亥。胡亥上台的几个月后就爆发了陈涉领导的全国农民大起义，再过了两年零三个月，秦王朝就被首先攻入咸阳的刘邦所灭。这一年是公元前206年。秦始皇所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王朝一共存在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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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末路悲黄犬　——司马迁笔下的李斯

　　一 李斯的个性特征

　　李斯的事迹详见于《史记》中的《李斯列传》一篇。作品一开头就写了极具李斯个性特征的两个故事：
　　其一是李斯见鼠之叹。大概意思是说：当李斯年岁不大、还在郡里当小吏的时候，他看见厕所中的老鼠吃的东西既不好，还经常被进厕所的人和狗吓得赶紧跑；后来李斯进入国家的粮库，看到国库中的老鼠住在高高大大的房子里，各种质量极高的粮食吃着，还很少有人、有狗进来惊扰它们。于是李斯深有感慨地叹息说：“人活一辈子就如同老鼠一样啊，关键就看你给自己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地位！”
　　其二是李斯向他的老师荀况告别时所说的话。李斯与韩非是同学，曾跟着老师随从荀子学习治国平天下的本领。等学得差不多了，李斯看着他们楚国的国王也没有什么出息，值不得为他做事；再看东方的其他国家也都一个个被秦国打得朝不保夕，没有一个能够让他在那里发挥才干、建功立业的，于是他就想西下入秦。他向他的老师荀况告别说：“俗话说，机会来了就要紧紧抓住，如今七雄并立、虎斗龙争，是纵横家、说客们发挥作用、操纵时局的时代。现今秦国是嬴政为王，正想吞并天下、一统国家，从而称皇称帝，这可正是我们这些有作为的游说之士抓住机会建功立业的时候。一个人长时间地处于卑贱地位而不积极地寻求改变是最无能的表现，是莫大的悲哀。一个人长期地处于卑贱的地位，过着穷困的生活，而不感到痛心疾首，还要高唱什么‘安贫乐道’，说什么‘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等等，这都是骗人的鬼话，不是一个正常人的思想。所以我李斯下定决心要到秦国去为秦王嬴政效力！”
　　这里表现出来的思想有以下几点：
　　其一，李斯重视“得时勿怠”，机会来了就要紧紧抓住。看准并抓紧时机，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本来没有错，司马迁的人生观就是“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他歌颂的《史记》人物，很多都具有这种品质；但这不是目的，这要看究竟是为何而做，怎样去做。
　　其二，李斯最不能忍受的是低下的职位和贫贱的地位。他认为：“最大的耻辱莫过于职位低下，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生活穷困。”单看这两句，也还不能一下子就说是对是错，还要分析职位低下与生活穷困的现状是怎么造成的以及你准备用什么手段来改变它。
　　其三，李斯最看不起那种“长期地处于卑贱的地位，过着穷困的生活，而不感到痛心疾首，还要高唱什么‘安贫乐道’”，他认为这是唱高调，是假清高；是“光长着一副人的样子”，根本上就不是人。这就把孔子所说的“安贫乐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以及“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等等，统统说成是“非人之情”。如何追求富贵、摆脱贫贱，别人是有原则、有底线的，而李斯没有。他把孔子、孟子以及他的老师荀子的“甘居于贫贱”都加以蔑视；在他看来，只要能求得富贵、摆脱贫贱，他可以不择手段。而且这段话不是说在别的时候，而是说在与他老师告别的时候。告别应该说一些有感情或向对方表示安慰、祝福的话，而李斯不是，简直是在进行痛斥，是在向对方宣告绝裂，表示他义无反顾、一去不回头。

　　二 李斯的历史功绩

　　李斯到达秦国，帮着秦始皇做的事情主要有两方面：
　　其一是协助秦始皇统一了六国。《李斯列传》对此写了两点：第一点是李斯首先劝秦始皇要趁当前的大好时机迅速采取行动消灭东方六国。李斯劝秦始皇说：“胥人者，去其几也；成大功者，在因其瑕衅而遂忍之。”意思是：“老是‘观望’、‘等待’，那就要失去机会。一切办大事、成大功的人，关键在于看准时机狠下毒手。”他还说：“就凭今天秦国的强大和大王的英明，要消灭东方六国，简直就像是打扫一下锅台那么容易。要想成就统一天下、称皇称帝的大业，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如果错过时机不下手，让东方各国再缓过劲、再联合起来，那您就是再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以施展、难以奏效了。”
秦山刻石传为李斯手书以上是说李斯准备帮着秦始皇干什么，下面第二点就是具体写李斯如何帮着秦始皇实现他的建议。
　　秦始皇听取了李斯的建议，拜李斯为丞相的长史。长史就是相国府的办公厅主任，握有实权。不仅有对相国的建言之权，而且有指挥行动之权。他对东方六国采取的行动纲领是：一、拿出大量的金钱财宝以收买东方各国的王侯将相等决策人物，让他们给秦国服务，帮着秦国消灭他们自己的国家。这一手是非常厉害的。美国人2003年打伊拉克，就是靠着金钱的作用，居然不费吹灰之力、没遇任何抵抗，军队就开进了巴格达。二、如果哪个人敢于遵守臣节，坚持效忠本国，那就马上派刺客把他解决掉。三、紧跟着上述软硬兼施、分化瓦解之后就是铺天盖地压过来的浩浩荡荡的秦国大军。
　　于是秦王十七年，灭韩；十九年灭赵；二十二年灭魏；二十三年灭楚；二十五年灭燕；二十六年灭齐。前后只用了二十多年，就风卷残云、摧枯拉朽一般地实现了全国统一，把秦始皇推上了皇帝的宝座。
　　其二就是在统一全国后，协助秦始皇推行了一套新制度：即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以及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明法度，定律令，对外征讨四夷等等。
　　关于废除分封、实行郡县制的问题，李斯说：“周武王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关于统一思想、进行焚书的问题，李斯说：“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
　　李斯在这些地方都表现得气大声宏、锋芒毕露，其思想对于稳定秦王朝的统治起了一定作用。前者所阐发的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的问题完全是金玉良言，一直到一千多年后柳宗元写《封建论》，继续批判分封制的时候，仍然在阐发李斯当年所表达过的思想。后者对焚书的说法与为统一思想而提议采取的手段虽然有点过分，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也有其合理性，似乎也无可厚非。
　　正是秦始皇与李斯的这种相辅相成的亲密合作下的一系列强有力的运作使秦始皇功勋盖世，被后代称为“风流人物”，甚至被明代思想家李贽称为“千古一帝”，对国家、对民族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也使秦始皇本人在个人生活及思想意志各方面都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而李斯是秦始皇的头号功臣，因而秦始皇有哪些丰功伟绩，李斯也应该都有他相应的一份功劳。于是李斯也胜利了，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当上了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李斯有多少儿子，都娶秦始皇的女儿；李斯有多少女儿，都嫁给秦始皇的儿子。李斯的儿子，当三川守的李由，回家探亲，在自己的家里举行宴会，而满朝文武闻风前来祝贺的车子就有上千辆。
　　到此为止，李斯与秦始皇真可谓“彼此双赢”，李斯的主观要求与秦始皇的客观需要完全一致，故而皆大欢喜。而于公于私李斯的人生都还没有显露出任何矛盾、凶险的迹象。

　　三 李斯在关键时刻被拉上贼船

　　秦始皇三十七年到东方沿海巡游，归来行至今河北平乡县东北、广宗县西北的当初赵武灵王曾经住过的沙丘宫时，突患重病而死。秦始皇立下遗诏，立长子扶苏为太子，让扶苏赶紧由北方前线返回咸阳，即皇帝位。遗诏还没有发走，秦始皇就死了，死时四十九岁。
　　李斯书法这时跟在秦始皇身边的除了丞相李斯外，还有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和为秦始皇掌管符玺与车马的太监赵高。没有发走的诏书就留在赵高手里。
赵高的级别虽然不高，但他受到秦始皇的信任，并与秦始皇小儿子胡亥关系紧密。胡亥曾经跟着赵高学习过法律。赵高与胡亥私下商议，想篡改诏书，把诏书改成立胡亥为太子，并谴责长子扶苏，说扶苏有罪，命令扶苏自杀。赵高与胡亥只有这种想法，真要付诸实行，就必须通过李斯的认可，必须首先把李斯拉上贼船。因为李斯是当朝最高的行政长官，他的权力最大，没有他的帮助绝对不行。但李斯是秦始皇的功臣元老，能不能通过李斯这一关呢？赵高经过细细的分析，他认为一定行，因为李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患得患失，自私自利，为了保官保命，他可以不顾一切原则。于是赵高去找李斯，针锋相对地对李斯进行利诱、恫吓、威胁，连打带拉，比如：当李斯开始坚决表示不同意时，赵高就说：“君侯您自己衡量一下您的才干能不能超过蒙恬？您的功劳能不能超过蒙恬？您的谋略能不能超过蒙恬？您在全国百姓中的威望能不能超过蒙恬？您与扶苏的交情和扶苏对您的信任能不能超过蒙恬？”
　　李斯说：“这五条我都比不上蒙恬，但是你为什么如此严厉地对我提出问题呢？”
　　赵高说：“我赵高固然是秦国宫廷内的一个侍候人的奴才，但是我在秦国宫廷里头管事也管了二十多年了，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有哪一位被免职的丞相能得到善终的，最后都落得被满门抄斩这一结局。皇帝长子扶苏，为人刚毅武勇，受到人们的拥戴，也能够震慑人。我想他一旦当了皇帝，他所任用的丞相一定是蒙恬，而不是您。您一旦被免去丞相职务，您以为您还能够无灾无难地回家养老吗？没有那种可能，这是明摆着的！”
　　这一击对李斯是致命的，他最怕的就是失去他的丞相职位、失去他那“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的势利与尊荣。而赵高如此劈头盖脸地一盆冷水泼下来，顿时让李斯感到失去了主心骨，感到危机真的是来了，对前途充满茫然与恐惧。
　　李斯说：“我是上蔡县的一个布衣，承蒙始皇帝的提拔，当上了丞相，我的一切都是始皇帝给的，我怎么能背叛他呢？请你别再说啦！”
　　听李斯的腔调，虽然他还没有同意赵高的请求，但说话的口气已经发生了变化。似乎他已经接受了赵高对他处境危机的分析，已经不再谴责赵高的罪过，已经变成了向赵高乞怜，乞求赵高别给他惹麻烦，别伤及他的既得利益；别让他的心理、灵魂感到不安宁。
　　赵高又说：“圣人办事是没有一定之规的，他要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如今整个国家的大权、国家的命运都掌握在胡亥之手，而我赵高能说了算数。只要我们几个人口径一致，其他一切都不会成为问题。地方上的大臣没法反对朝廷里边的决定，下级的官员也不可能改变朝廷做好的安排，这都是明摆着的道理。”最后赵高又强硬地说：“您听我的安排，您就可以永保权势，永保富贵，益寿延年；您要是不听我们的，您立马就会性命不保，断子绝孙，现在就看您何去何从了。”
　　于是李斯长叹一声，无可奈何地说：“既然我不能坚决维护始皇帝遗诏的原意，我还能做什么呢？那就听你们的吧。”于是李斯卖身投靠了赵高，上了赵高的贼船。
　　在这场较量中，我们看到这样几点：
　　一、赵高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是从一个小瘪三、小催巴儿的基点出发，为争大富大贵而拼命，野心勃勃、锐不可当；李斯则是一心考虑如何保住既得的利益，别让既得的利益丢失，故而胆小如鼠，底气全无。
　　二、李斯饱读儒学经典，作为一个大臣在这种场合应该怎么做，他心如明镜；他一旦投向赵高，今后就要受千夫所指，被千古所骂，他也心如明镜；他既怕扶苏日后对他不信任，对他下毒手；又怕赵高与胡亥眼下对他下毒手。于是他在关键时刻，屈服于压力，出卖了灵魂，上了贼船。
　　孔子当年说过：“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论语·阳货》）

在没有得到他所向往的那种职位权力时，他挖空一切心思，千方百计地钻营，以求得到它；当这种炙手可热的权势、职位一旦到手，便又战战兢兢地时刻想着如何把紧它，别让它失掉。一个人如果整天处于患得患失之中，那他就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了。
　　三、李斯上了贼船，既是赵高逼的，也是他自愿的。这是一个十分清晰的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事例。明代屠隆说：“李斯诈立胡亥，阴弑扶苏，虽由赵高之奸，实其私心之肯也。盖焚书坑儒，斯议也，扶苏谏坑儒而居外，斯必深念之；以吏为师，斯议也，胡亥傅之以高，学习法事数年，斯必深欲之，则斯心欲立亥，不欲立苏，亦彰明较著也。”
　　秦始皇生前的历史贡献很大，但秦始皇的确也做了许多劳民伤财、惹天下臣民憎恨的事情，这些罪责李斯也都有份。秦始皇的有些作为，长子扶苏是反对的。如果让扶苏继位做了皇帝，扶苏要拨乱反正，要向全国臣民表现诚意，到那时不查办李斯还能查办谁呢？这当然也是李斯自己反复掂量的事情。所以赵高开头一连五个质问李斯“能不能超过蒙恬”，真可谓瞄准了靶心，箭箭射中要害。
　　赵高拉李斯上贼船这段文章，可以说是写得非常好，把两个人物各自的心理活动，各自的神情口吻，都表现得极其生动、极其真切。赵高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描写最充分的既奸诈透顶，又极其凶狠、极有手段、极有进攻性的恶人形象；而李斯则是一个因患得患失而被拉上贼船，又卖身投靠、为虎作伥，最终害人、害己、害国、害家的变节者的典型。两个坏家伙的性格都是极其鲜明的。这段文章把两个坏家伙之间的你来我往、反复较量以及他们的心理活动、口吻神情，写得如此详细，其中不知经过了多少人的艺术加工。它们都始自一个传说、一个故事，于是人们便在这个传说、这个故事的基础上越编越细致，越编越生动。
　　明代邓以瓒说：“高、斯密谋，宜不令人知之，乃叙之详悉如此，且文词甚工丽，可见古时史职。”
　　清代郭嵩焘说：“史公传李斯，历载赵高所以愚弄二世及李斯者，多近于故事传说，故于此叙二世斋上林，居望夷宫，射行人及自杀事；又赵高上殿，殿欲毁者三，皆如小说家言，汉代或有此传说，史公以所闻而附之《李斯传》，亦疑以传疑之意也。”(《史记札记》)
　　李斯卖身投靠赵高、胡亥的行为，对历史进程影响巨大，如果扶苏上台，实行拨乱反正，也许秦朝不致灭亡。
　　吴裕垂说：“夫以始皇开国之宏规，诚得公子扶苏而嗣之，宽以济猛，文以守成，更张者数载，休养者数载，陶淑者又数载，礼乐教化之隆，胥将拭目而俟也，所谓事半而功倍者，此其时矣。数传之后，颂其诗，读其书，稽其制作，览其规模，论古者又何所置其议？扶苏而不获嗣，始皇之不幸也，抑亦天下黔首之大不幸也。”
　　由于李斯卖身投靠，与赵高、胡亥相勾结，倒行逆施，变本加厉，遂使秦始皇政策的错误部分更加恶性发展，于是在秦二世的元年七月，就爆发了陈涉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秦王朝就这样被李斯等人折腾得无药可医了。

　　四 李斯被赵高所灭

　　胡亥即位后，即历史上所说的秦二世。此人头脑昏聩，只会苟安享乐、作威作福。他听任赵高，变本加厉地实行严刑酷法，肆意诛杀。所以在他上台没过几个月，就爆发了陈涉起义。李斯眼看秦王朝就要垮台，想给秦二世提意见，但没有门路，赵高就做好了圈套让李斯钻。赵高骗李斯说：“我在宫里帮你看着，一旦看到皇帝何时有空，就马上通知你。”于是赵高就专门挑秦二世与他宠爱的妃嫔们亲热的时候通知李斯说：“现在皇帝正没有事情，正在一个人待着。”于是李斯赶紧进宫请求奏事。一连几回都是如此，气得秦二世大骂：“为什么丞相总是挑这种时候前来添乱，他究竟安的什么心？”赵高就趁机说：“李斯最清楚您的底细，对您做皇帝这事本来就不满。”又说“陈涉与李斯的家乡相距不远，李斯的儿子做地方官，与陈涉相互串通”等等。秦二世信以为真，就派人前去调查李斯的儿子。李斯见此情景很生气，上书谴责赵高专权误国的罪行，秦二世一贯相信赵高，又正在怀疑李斯，故一来二去，就将李斯下狱交由赵高审理。

赵高让自己的手下装成秦二世的使者，到监狱向李斯了解情况。李斯误以为真是秦二世的使者，就按实情相对，申诉自己的冤枉，于是赵高就让人狠狠打他。一连几次，李斯被打怕了，后来秦二世真的派人来了解情况了，李斯反而不敢再说真话，就承认自己有罪。这样秦二世就很感谢赵高，说：“如果不是赵君，我差点就被李斯骗了。”秦二世派去调查李斯儿子的使者到达三川郡时，李斯的儿子已被项羽、刘邦等打败杀死，赵高就让人胡乱地编造了一套说辞，说李斯的儿子与陈涉相互串通，进呈给秦二世看，于是秦二世下令将李斯处死。
　　秦二世二年七月，李斯判处死刑，被腰斩于咸阳市。在李斯被押往刑场的时候，他回头向一起被杀的二儿子说：“如果我们不出来做官，在我们的老家上蔡县牵着黄狗出东门去逮兔子，那该是多么好的一种生活啊！如今却连想都不能想啦！”于是父子被斩于咸阳，整个家族也被杀了个精光。
　　李斯一辈子是个官迷，等死到临头时却说后悔当初舍弃了“架鹰牵狗出门打猎的平民生活”，其言外之意是后悔进入官场，看来李斯到死也没有明白他究竟是怎么死的。李白在感慨李斯悲剧命运的一首诗里有所谓“咸阳市中叹黄犬，何如月下倾金罍”，同样是文不对题，没有抓准李斯倒霉的病根。

　　结束语

　　一、李斯有积极入世的人生观，能抓住时机，帮着秦始皇成就了一番大事业，这是司马迁所赞成的。
　　二、李斯患得患失，自私自利，一切以个人利益为转移，不能临危效命，竟变节投靠乱臣贼子，倒行逆施，不仅毁了国家，也毁了他自己以及他的整个家族，这是司马迁所鄙视的。
　　三、李斯受赵高愚弄，并被赵高所害的人生悲剧，令司马迁同情。
　　四、司马迁写出了李斯由成功到被害的全过程，展现了李斯患得患失的心理，批判了一切以个人利害得失为转移的极端自私、极端懦弱的可耻本性。作品具有巨大的多方面的认识价值，它像一面镜子，足以为读史者千古之鉴，尤其可为官场中人的千古明鉴。因为一个平民患得患失、自私自利，出事只是害他自己；如果一个职位很高、掌管权力很大的人患得患失，那一旦出事就不只是害他自己，而是要祸国殃民了。患得患失绝对不是小事情！

诛秦灭项歌大风　——司马迁笔下的刘邦


　　汉高祖刘邦是《史记》中最生动的历史人物，就艺术成就而言，刘邦形象比项羽形象写得还要好。

　　一 刘邦斩蛇起义

　　汉高祖刘邦像刘邦是沛县丰邑人，弟兄三个，刘邦是行三，故称“刘季”。刘邦好说大话，好与人开玩笑，好骂人，不论与谁说话都是“你爸爸”、“你老子”。刘邦为泗上亭长送民工入咸阳见到秦始皇出行的仪仗队时感慨地说：“大丈夫当如是也”，表现了一种极端羡慕的心情。
　　刘邦有许多神奇的传说，如有人说他头上有龙，有云气；有人给他、给他的妻子吕后相面时都说他们要大富大贵，其中有个刘邦斩蛇、老妇人夜哭的故事非常生动，大概意思是说：
　　有一天，刘邦带着醉意，与几个人趁夜色抄小道穿过一片沼泽地，他让一个人往前面去探路。那个人回来报告说：“前面有一条大蛇挡住了去路，我们往回走吧。”刘邦醉醺醺地说：“好汉子走路，有什么可怕的！”说着走上前去，拔剑把大蛇斩作了两段，路让开了。他又往前走了几里，醉倒在地，躺在地上睡着了。等后面的人来到刘邦斩蛇的地方，见有一个老妇人在那里哭泣。人们问她哭什么，老妇人说：“有人杀了我的儿子，所以我在这里哭他。”人们问她：“你儿子为什么被人杀了?”老妇人说：“我的儿子是白帝子，他化成一条大蛇挡在道上，结果被赤帝子杀了，所以我哭。”人们都以为这个老妇人说谎，刚想揍她，而老妇人忽然不见了。当这几个人来到刘邦睡觉的地方时，刘邦已经酒醒。这几个人便把刚才碰到的情况告诉了刘邦，刘邦听了暗暗高兴，觉得自己大概真不是平凡人，而跟随他的那些人也就从此一天比一天地更加怕他了。
　　这种“造神”运动既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是当时民众易于接受，并乐于为之传颂的，陈胜当时也用过这一套。这种传说当时一定是铺天盖地的，以至于生活于当时这种氛围中的进步历史家也不能一点不说。但他肯定是不相信的，只是不好说穿而已，试比较司马迁对陈胜、对田单那样有目的地利用这套玩意儿的写法，就可以明白。
　　公元前209年7月，陈涉在今安徽宿县发动起义，很快形成燎原之势。沛县县令为了自救也想自己起兵反秦，他让手下的樊哙去找刘邦，想用刘邦做自己的部下。等到刘邦、樊哙带着上百号人来到沛县城下时，县令后悔，闭门守城。刘邦多年当泗上亭长，虽然比乡长还低一级，但与县里的“科长、科员们”都很熟，像萧何、曹参等人都是刘邦的朋友。于是他们发传单、写告示，里应外合，一下子就把沛县拿了下来。他们推刘邦为县令，也就是“沛公”。战国以来的楚国地区，例来称县令曰“公”。刘邦这个“沛公”一直被叫到灭秦后的鸿门宴上，直到被项羽封为“汉王”为止。刘邦就任“沛公”后，举行宣誓仪式，正式举旗反秦，这时是在公元前209年9月。
　　在此以后的几个月里，刘邦似乎并未与陈涉直接联系，没有加入陈涉的序列。他只是在沛县周围的小范围内进行活动，直到陈涉被秦将章邯打败和杀害。

　　二 刘邦破秦入咸阳

　　项梁、项羽率军渡江来到鲁、苏、豫、皖交界地区，听说陈胜被杀，他们以战国楚王的后裔楚怀王为旗号，实际掌权的是项梁。这时在沛县一带活动本来力量就不怎么强大的刘邦，内部又出了叛徒，占领了刘邦的故乡丰邑。刘邦自己无力解决，于是投奔项梁。项梁给了刘邦十名军官、五千士兵，从而使刘邦顺利地制服叛徒，收复了失地。
　　当时秦将章邯大破齐地田儋、梁地魏咎的两支起义军，田儋、魏咎相继被杀；随后又围齐军领袖田荣于东阿（今山东东阿县西南），反秦义军的形势非常不利。于是项梁率军救田荣，大破章邯于东阿城下；紧接着刘邦、项羽二人又合力攻下城阳（今山东荷泽市东北）；又一同西进，大破秦军于雍丘（今河南杞县），杀死了秦王朝丞相李斯的儿子三川郡的太守李由。这一连几仗使起义军扬眉吐气，使秦兵望风丧胆。这是刘邦与项羽珠联璧合、携手反秦的友好合作时期。这段时间一共有两个月。紧接着形势突变，因为当时作为起义军实际领袖的项梁由于骄傲轻敌被章邯打败杀死，起义军一下子陷入了十分危机的境地。也正是在这种艰难的时刻，原来被一直看做傀儡的楚怀王表现了出人意料的不平凡，他将起义军的编制进行了调整，把各路将领进行了调动，并不顾自己局势的艰难，毅然决定派宋义、项羽等率兵北上救赵，而派刘邦西下击秦，这是很英明、很及时的。特别是楚怀王选择、派遣刘邦率军西下，真可谓是知人善任。楚怀王与其幕僚分析此事时，楚怀王身边的老将们都说：“项羽骠悍狠毒，他曾攻过襄城，襄城攻克后，没留下一个人，全部被他活埋了，凡是他所经过的地方，没有一个不被彻底毁灭的。再说在此以前陈涉、项梁的几次西进全都失败了，这次不如改派一个宽厚的长者以仁义之心率军西进，去向秦国父老讲清道理。秦国父老们吃他们君主的苦头已经很久了，今天如果真有个宽厚长者前去，不施行暴力，那么关中是会攻下来的。项羽为人凶暴，不能派他去，只有沛公是个宽大忠厚的长者，应该派他领兵西进。”

楚怀王对项羽的安排，可以说有偏心、有亏待；但他们对刘邦的分析、使用，则可以说完全是从实际、从全局考虑的。最后刘邦入秦后的一切举措，都反过来证明了楚怀王这种任命的英明。
　　另外，刘邦这次西下入秦的任务似乎也不像《项羽本纪》给人们的印象，好像秦兵的主力都在河北，南路没有多少硬仗要打。《高祖本纪》曾提示到这一点，作品说：这时，秦军的势力很大，经常打胜仗，因此各路将领们都不愿意跟着刘邦先往关中打。惟独项羽因为痛恨秦军打败项梁，所以自告奋勇，要求同刘邦一道入关。
　　刘邦在经由昌邑、开封、洛阳以及在进攻关中地区东南门户的武关时都经过激烈的大战，但司马迁都没有展开细写，所以给人留下的印象不深。
　　刘邦在西进到陈留县（今河南开封东南的陈留镇）城下时，得到了谋士兼外事活动家的郦食其。郦食其是个很有才干的人，在家待价而沽，别人招纳他都不去；现在听说刘邦到了陈留，而刘邦又是个有才干而又不拘小节的人，郦食其觉得和自己很对路，于是自己上门求见刘邦。
　　当郦食其进入刘邦兵营，见到刘邦的时候，刘邦正坐在床上让两个女人给他洗脚。郦生见了刘邦并不下拜，只是深深地作了个揖，说道：“您要是真想讨伐暴秦，就不应该用这种态度来接待长者。”刘邦一听立即站起身来，整好衣服向郦生道歉，请他坐在了上首，从此成了刘邦的谋士。
　　由于郦食其与陈留县令是朋友，所以他不仅帮刘邦里应外合很容易地夺得陈留县，获得了大量的兵员与粮草，而且他还劝他的弟弟郦商也投归了刘邦，这时郦商已统有几千人的一支反秦队伍，从此成为刘邦的名将。
　　接着刘邦西进到颍川（今河南 禹州），又得到了张良。张良是六国时期韩国贵族的后代，自幼与秦王朝誓不两立。他在陈胜的号召下，也拉起一支小队伍，保着一位韩王的后代韩成，在旧时韩国的地面上打游击。他以前曾在项梁那里见过刘邦，心生喜慕。现在他听说刘邦要西下破秦，于是他向韩成请假，说暂时跟着刘邦去灭秦，灭秦后再回来侍候韩成。这使得刘邦从此如虎添翼。刘邦对张良言听计从，《留侯世家》里说：
　　张良常给刘邦讲《太公兵法》，刘邦很高兴，经常因为采纳张良的主意而获得成功。说来也怪，这些话张良也对别人讲过，但别人总是不开窍。于是张良佩服地说：“沛公的头脑，大概是老天爷赐给他的。”
　　刘邦在西进破秦一路上所进行的最光辉，同时也是《史记》中描写得最精彩的是峣关、蓝田之战。峣关、蓝田都在从武关前往秦国都城咸阳的路上，在当时的咸阳城东南，相距不到二百里。《留侯世家》对此写到：
　　刘邦想用两万人强攻镇守峣关的秦朝军队。张良说：“目前秦军的战斗力还很强，不能轻敌。我听说镇守峣关的将领，是一个屠户的儿子。商人都唯利是图，我们可以用财宝收买他。您可以先坚守营地，而派出一部分人先到前边去放出消息，说是要为五万人准备粮食，同时在四周的山头上多树旗帜，虚张声势，迷惑敌人。而后派郦食其带着奇珍异宝去峣关贿赂秦国的守将。”几方面的工作一做，秦将果然中计，答应了掉转矛头和刘邦一起袭击咸阳。刘邦正要同意，张良说：“这还只是那个受贿赂的将军想造反，他的部下还不一定听呢。如果他的部下不听，那就要坏事。不如趁着他们思想松懈，对他们发起突然进攻。”刘邦同意，于是引兵突袭峣关，秦军无备，峣关被刘邦所占领。接着刘邦乘胜追击到蓝田，与秦军再战，秦军彻底瓦解。
　　这段话写张良的谋略有三点：其一是使用金钱利诱，收买其决策人物；其二是虚张声势，先声夺人；其三是趁其松懈无备而攻之。
　　这是刘邦推翻秦王朝的最后一战，同时也可以从这些地方认识张良是怎样运用“黄老哲学”帮着刘邦灭了秦王朝的。

公元前206年10月，刘邦率军来到咸阳城外东南方的霸上，刚刚杀了赵高，在位仅四十六天的秦王子婴向刘邦举行了投降仪式，《高祖本纪》对此写到：
　　汉元年十月，刘邦率军队第一个来到了咸阳东南的霸上，这时已经退去帝位、重称秦王的子婴，乘着白马素车，脖子上搭着一条带子，捧着已经封好的皇帝印信，来到轵道亭的路边向刘邦投降。刘邦的将领们有人提议杀死他，刘邦说：“当初怀王之所以派我来，就是因为我待人宽厚；再说人家都已经投降了，我们还杀人家，这未免太不好啦。”于是就把子婴交给专人看管了起来。
　　首先刘邦这种接待子婴投降的做法就是有礼节、得人心的，凡是接待帝王投降几乎都有这样一套程序。接着刘邦进入了咸阳宫，就想住在里面不出来了，这时幸亏有樊哙、张良出来劝说，刘邦才封起了秦宫的仓库和各种珍宝，带着人马重又回到了霸上。刘邦把关中各县的父老乡绅们找来，对他们说：“你们受秦朝酷法的时间不短了，秦法规奉，敢说朝廷坏话的灭族，敢相聚议论国家大事的杀死。我们各路将领在东方出发前，怀王就已经和我们说好了，谁先打入关内谁就当关中王，根据这个规定，我是应该当关中王的。现在我与诸位约定，今后国家的大法只有三条：杀人者偿命，伤人及偷人东西的各自按情节定罪，其余的条款一概废除。各级官吏都各回各位，照常办公。我们到这里来是为父老们除害的，绝不会损害大家，请大家不要怕。我之所以带领人马回到霸上，就是为了等候其他各路将领到来，共同商定日后的办法。”随后他又派人跟着各地的官吏们到各县各乡各镇去向人们说明他的这番意思，各地的人们听了都很高兴，大家纷纷带着牛羊酒饭前来慰劳刘邦的军队。刘邦又推辞不受，说：“仓库里有的是粮食，我们什么都不缺，不能再让大家破费了。”于是人们越来越高兴，惟恐日后不让刘邦当关中王。
　　这段话有以下几方面的意思：
　　其一，表现了刘邦全军上下秋毫无犯的纪律，的确是仁义之师；
　　其二，刘邦废除了秦王朝的残暴法制，使百姓们有一种获得“解放”之感；
　　其三，刘邦让关中地区的原有官吏各就各位，继续维持各地区各方面的秩序，这在占领一个新地区后是非常重要、非常及时的；
　　其四，他让自己的部下跟着各地区的官吏到各地去进行宣传、安抚，讲清楚怀王的规定以及今后自己的施政方针，这对取得秦地黎民百姓的拥护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整部《史记》中司马迁对刘邦倾心赞美、倾心歌颂的文字，再没有超过这一段的了，尽管刘邦本来也没有这么好。《留侯世家》写刘邦上面那段退出咸阳宫的情景时说：
　　刘邦进入了阿房宫，见宫室里声色狗马、奇珍异宝，不计其数，单是美女就有几千人。刘邦一看，就想住在里头不走了。樊哙一再劝他到外面住，刘邦不听。张良说：“正因为秦朝荒淫无道，所以您今天才打到这里。既然我们是为天下除害，那就应该以俭朴为本。现在才刚刚打进秦朝都城，您就想要过他们昏君的那种享乐日子，这就叫‘助桀为虐’。俗话说：‘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希望您接受樊哙的劝告。”于是刘邦遂退出皇宫，回军到霸上驻扎。
　　司马迁在这里尽管没有忘掉顺手写一笔刘邦好酒好色的本性，但在这里也同时写了刘邦能接受意见，能及时地纠正自己的错误行为。而且看他搬出秦宫以后的一连串举措，是多么及时地满足了秦地百姓的愿望以及秦地百姓对刘邦感恩戴德到了何等程度，就可以明白刘邦刚入关时所做的这些工作是多么及时、多么伟大了。
　　宋代刘辰翁说：“高祖始终得关中之力，关中人心所以不忘者，秋毫无犯，约法三章之力也。”（《班马异同》）
　　明代张之象说：“先言‘秦人喜’，后言‘秦人大喜’，又言‘秦人益喜’，连用‘喜’字，斯可以观人心矣。”

评价历史人物不能过多地纠缠道德层面，而是要看他在历史发展上起了什么作用。刘邦入关后进行了如此扎实、如此深入有效的群众工作，与项羽没有入关前先活埋了二十万关中子弟相比，“鸿门宴”上项羽还能杀得了刘邦吗？所以我总说“鸿门宴”只是一段生动的故事而已，不能把它当成真正的历史读。

　　三 刘邦趁机取关中

　　刘邦进入咸阳两个月后，项羽也率军到了咸阳。当时项羽屯兵在咸阳东南方的鸿门，刘邦屯兵在鸿门西南方的霸上，两地相距四十里。项羽的军队有四十万人，刘邦有十万人。据《项羽本纪》载，项羽听取其谋士范增的意见本来是想第二天就出兵消灭刘邦，不料项羽的堂叔项伯与刘邦部下的张良是好朋友，项伯想通知张良及早离开刘邦，不要跟着刘邦玉石俱焚。结果项伯这一去就被张良、刘邦收买了。他回去向项羽说情，说得项羽取消了第二天消灭刘邦的战事，并举行宴会让刘邦亲自前来说明情况。这就是有名的“鸿门宴”。刘邦在整个“鸿门宴”前后，依靠着张良的谋略，按照“黄老哲学”以柔克刚的原则，一方面尽量向项羽表示自己的忠心，发誓永远不会反对项羽；另一方面则是尽量表现自己的正大、自己的委屈，以争取各路诸侯以及项羽阵营中一部分人对自己的同情。整个过程体现了依靠项伯、争取项羽、集中力量挫败范增的策略。这些故事与这场斗争的实际背景，我们在《拔山盖世说项羽》中已经说过，这里不再重复。
　　“鸿门宴”后项羽大封各路诸侯，刘邦被封为汉王，地盘本来只有巴、蜀两郡，也就是今天的四川一带；后来刘邦通过贿赂项伯,通过项伯的说情,项羽又把汉中地区也给了刘邦。刘邦的区域虽然有点偏,但地盘是很大的。刘邦本来还不想去，是萧何等人劝刘邦要暂时忍耐。
　　刘邦在这一年，也就是刘邦为汉王元年（前206年）的四月，经由蚀中，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子午道”，翻越秦岭向南进入汉中。张良随同刘邦过了栈道后，他向刘邦告辞，说“您的事业已经完成，我要回中原地区去找我的老主子韩成”。因为这是事先约好的，刘邦也没法强留。张良临走前，建议刘邦把子午道中的栈道统统烧毁，装成一种只怕别人入侵，而自己不再想北出与项羽争天下的假象，以迷惑项羽。刘邦同意，遂委托张良在他沿栈道向北返回的路上，过一处烧一处，只烧得烈焰腾空，刘邦部下的全军将士无不气得大骂张良，说这一来我们只有老死在汉中一带了。这一点在说书唱戏中渲染得很生动。
　　刘邦在他前往汉中的路上有一个最大的收获，这就是他得到了韩信。韩信原是项羽身边的一个郎中，说通俗点就是个卫兵，一向不受重视。当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率部到汉中上任时，韩信就从项羽部下开小差，投奔了刘邦。先是当一个管理粮秣的小官，还是不被人看重，甚至因为一次犯错还差点没被杀掉，多亏了滕公夏侯婴将他救了下来。到了汉中后，韩信在萧何的极力推荐下，被刘邦拜为大将,统领全军。这段故事非常热闹，我们放到讲《将略兵机命世雄》时再细说。
　　当刘邦刚刚到达汉中不久，东方就爆发了齐地田荣与梁地彭越、赵地陈馀联合起兵反对项羽的战事。田荣占据着今天的整个山东地区，在项羽的东北侧，与项羽的地盘相连。项羽只好出兵讨伐。田荣很快被项羽打败，而且失败的田荣也很快被齐地的百姓杀死了。遗憾的是项羽不讲政策，他占领齐地后大肆杀人，纵容军队抢夺财物、掳掠妇女，使本来已经归降了项羽的黎民百姓，又重新拿起武器反对项羽，使项羽陷入了齐地人民战争的泥潭。正当这齐地战事拖住项羽、战斗正无有穷期的时刻，刘邦的军队在这一年的八月按照韩信给刘邦定出的收复关中的计划，突然经由“故道”也就是经由凤县直奔今陈仓（今宝鸡市东南）的崎岖山路上由汉中杀出。合算起来刘邦在汉中只安静了三个月。

大概是由于刘邦的确在关中地区群众基础太好，项羽所立的章邯、董翳、司马欣三个诸侯太不得人心吧，所以在刘邦杀回关中后的短短两三个月里，大片领土就已经被刘邦夺回，董翳、司马欣这管辖旧时秦国都城周围与今陕西北部的两个王，都是在刘邦杀回关中后的第一个月里就向刘邦交械投降了，地盘也全被刘邦所占领。真正对刘邦进行了一定抗击的只有管辖陕西西部一带地区的章邯。他坚守他的都城废丘，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势下一直坚守了十个月。
　　刘邦杀回关中的统帅是谁，韩信在整个收复关中的战役中做了哪些具体工作，《史记》中都没有明确的说法。但一般历史研究与说书唱戏都将这次胜利归功于韩信，而且还有很生动的所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类的生动故事，这在《史记》中都是没有的。
　　刘邦占领了关中地区，从此有了南起巴、蜀，西至甘肃、北至陕西的连成一片的巩固根据地，为他下一步东出函谷关与项羽争天下打下了良好而坚实的基础。
　　
    四 刘邦的彭城惨败

　　刘邦于公元前206年的年底基本收复了关中地区后，随即东出函谷关，前进到了今三门峡一带的陕县，接着他又先后打败并收服了建都在洛阳的河南王申阳、建都在阳翟（今河南禹州）的韩王郑昌、建都在朝歌（今河南淇县）的殷王司马卬、建都在今山西临汾的西魏王魏豹，还有到河北赵国上任不成，被陈馀打回来的“失了业”的常山王张耳以及在关中失败投降了刘邦的翟王董翳、塞王司马欣，共汇集了五十六万浩浩荡荡的反项、倒项大军。刘邦这支反项大军之所以组成得如此快捷，首先是由于刘邦从入关灭秦以来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得人心以及项羽前后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失误所致。
　　当刘邦正在飞速地壮大反项同盟的同时，没想到项羽又做了两件极其不得人心的事，其一是他杀了韩王成。韩王成是战国韩王的后代，也是当年响应陈胜率众起义的一个小股头领，是张良的老主子。项羽本来在鸿门宴后分封各路诸侯为王时已封韩成为韩王，但由于张良给刘邦帮忙太大，项羽不高兴，故而把韩王成扣留在自己身边，不让韩成到韩国上任。张良帮着刘邦灭秦后，感到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就没有跟着刘邦再去汉中，而是回到中原地区来找他的老主子韩王成。结果张良还没有找到韩王成时，韩王成就被项羽杀掉了。这一来就断绝了张良的一切其他想法，使他从此死心塌地一门心思地帮着刘邦来对付项羽了。
　　另一件是项羽居然杀掉了楚怀王。当项羽、刘邦奉楚怀王之命一个北征、一个西下时，楚怀王还是坐镇彭城，即今徐州。当刘邦、项羽都先后到达咸阳，向他请示该让谁当关中王时，楚怀王强硬地说：“按原来的规定办。”也就是让刘邦当关中王。项羽当然不听，他还是按他的想法进行了分封。最后为了敷衍局面，项羽封楚怀王为“义帝”，把他赶到今湖南省南头的郴州，而且逼楚怀王立即搬迁，因为项羽要用彭城做他西楚霸王的都城。这还不说，紧跟着他又派他手下的得力干将、现时已被封为九江王的黥布，半路把楚怀王杀死在长江上。这一下子可捅了马蜂窝。《高祖本纪》对此描写到：
　　当刘邦一到洛阳，这时新城县的一位老乡绅拦着马头告诉了刘邦楚怀王已被项羽杀害的消息。刘邦一听，立刻袒开膀背放声大哭。他为怀王设祭哭吊了三天，而后派使者四出通告各国诸侯，说：“怀王是我们共同拥立的君主，我们都是他的臣子。现在项羽居然把怀王流放到了江南，又把他半路上杀掉，真是大逆不道！我已经亲自为义帝发丧致祭，诸侯们也都披麻戴孝。现在我要调动关中的全部军队，再招集河南、河东、河内的士兵，我们将沿着汉水、长江顺流而下，跟着你们各路诸侯去共同讨伐那个敢于杀害怀王的家伙！”
　　这一段写刘邦的表演实在太生动了。“汉王闻之，袒而大哭”，他嘴里也许是在“大哭”，但他心里却是乐开了花。多么好的一个号召全国共同讨伐项羽的罪名啊，居然是项羽自己给送上来了！

明代凌稚隆说：“汉王袒而大哭，特借此以激怒天下，非真哀痛之也。要知项羽不杀义帝，汉王岂能出义帝下者？项羽特为汉驱除耳。”（《史记评林》）
　　这“我要调集我的全军，跟着你们各路诸侯去共同讨伐那个敢于杀害怀王的家伙”，又是多么谦卑，又是多么宏伟、多么有气势的讨伐残暴者、讨伐独夫民贼的檄文！
　　当初项梁听取范增的馊主意立楚怀王就是一项大错；如今项羽杀楚怀王，则是一项更大的错，它使项羽威望大大丧失。项羽之杀楚怀王，与项羽日后的失败有极其重要的关系。但是项羽这时还正被拖在半死不活的齐国人反项斗争的泥潭里。
　　“汉并天下”瓦当
　　于是刘邦这时就率领着五十六万大军趁项羽尚在齐国而一举攻入了项羽的国都彭城。这是一场急躁冒进的闪击战，其胜利之快别说远在齐地的项羽根本没有想到，连刘邦本人与其部下文臣武将似乎也都没有料到会如此容易，以至于他们在攻入彭城后下一步该做什么也似乎都毫无准备。书上说：“这年的四月，汉军攻入彭城，刘邦与其部下夺得了项羽仓库中的所有珍宝，与其宫廷中的所有女人，每天在尽情放纵地吃喝玩乐。”
　　好酒好色是刘邦的本性，作为他个人，这并不奇怪。当他十四个月前攻入咸阳，进入秦国宫廷的时候也是如此，他当时就想住在秦国宫廷里享受，不再出来了。当时幸亏有樊哙、张良出来恳切相劝，死气白赖地把他从秦国宫廷里动员了出来，回到霸上军营里住，从而使不了解具体情况的秦地军民百姓，打心眼里拥护刘邦。这次刘邦进入项羽的宫廷时，旧事重演，这时的樊哙、张良都到哪里去了呢？难道也跟着刘邦终日饮酒酣畅、无所用心？刘邦的上层如此，其五十六万人的一盘散沙，毫无节制、毫无警惕的松懈麻痹也就可以想见了。
　　当刘邦君臣正在忘乎所以地沉溺在胜利之中的时候，项羽率领三万骑兵悄悄地突然杀了回来，大破刘邦的五十六万于彭城。项羽不是由北而南地进攻刘邦，想把刘邦的军队击溃、赶走，他是想把刘邦的军队彻底消灭。项羽首先截断了刘邦的退路，由西向东地赶着打，打得“刘邦的军队到处乱跑，许多人被赶入了谷水、泗水。仅在这里被杀的汉兵就有十多万人。其他的败军都向南逃进了山里，楚军又乘胜追杀到了灵璧东面的睢水上，汉军再次溃退，但是前有大河，后有追兵，汉军被挤得无路可走，于是十多万人纷纷跳进了睢水，以至于睢水都被堵塞得流不动了”。光是赶到河里淹死的又有十多万。
　　至于刘邦本人狼狈逃跑的惨相，《项羽本纪》也生动地进行了描绘，说：
　　楚军里外三层紧紧包围了刘邦，正在这关键时刻，忽然从西北上刮起了一阵大风，拔起了树木，掀走了屋顶，飞沙走石，天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这阵大风迎面向楚军吹去，楚军一下子乱了阵脚，溃不成形。于是刘邦乘这个机会带着几十个随从一溜烟地骑马逃走了。当刘邦经过沛县的时候，他想把他的家眷也带上一起向西逃，而这时项羽也正好派兵到沛县去捉拿刘邦的家属，谁也不知道刘邦的家属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没能与刘邦见着面。后来刘邦在路上遇见了他的儿子和女儿，也就是日后的孝惠帝和鲁元公主，刘邦让他们上了自己的车。不一会儿，楚国的骑兵追上来了，刘邦为了让自己的车子快跑，于是又把他的儿子和女儿推了下去。这时多亏了滕公夏侯婴，他赶紧下去把他们抱了上来。就这样刘邦一连把他们推下去好几次，滕公不忍地说：“就算是情况紧急，车子跑不快，但又怎么能忍心把孩子扔了呢?”后来终于大家都脱了险。刘邦一路上也还在注意寻找太公和吕后，但始终没有找到。原来开始时是审食其跟着太公和吕后抄着小道，也在寻找刘邦，结果不料遇上了项羽的军队，被项羽的军队捉了过去。从此项羽就把他们当做人质拘留在楚军的兵营中。
　　这段描写中带有司马迁的主观感情色彩，他说当刘邦被项羽的士兵所包围，眼看就要被捉时，幸亏老天爷刮起一阵狂风，飞沙走石，这股风专门向着项羽的士兵吹去，吹得他们东倒西歪，不能活动，这才让刘邦趁机逃走了。当刘邦在向西溃逃的路上遇到他的一对儿女时，车夫把两个孩子抱上车来，刘邦则怕因此车子太重，跑不快，一连几次地把两个孩子从车上踢下去。表现了司马迁对刘邦其人的反感。

刘邦这次冒进东征，又毫无防范地被打得惨败的责任应该谁负？对此《史记》上没有明确交代。但多数研究者们的看法是应由刘邦个人负责。依照刘邦与韩信整个关系史的过程看，其大致情况应是刘邦任命韩信为统帅，韩信按照预定计划为刘邦比较容易地收复关中，接着又出关收服了一些诸侯国，这时刘邦已经被胜利冲昏头脑，他估计下一步收拾项羽已经不太成为问题。相反倒是韩信的本事太大，不得不防，于是把他留在后方。不然你看刘邦攻入彭城的情景，哪里像有韩信的样子呢？韩信一生在政治上、人际关系上出过很多娄子，但在军事上从来没有出过娄子。但也正是刘邦把韩信留在了后方，所以当刘邦从彭城溃败回来的时刻，韩信能及时地在荥阳构筑起坚强的防线，能对项羽进行有效的反击，以至于使项羽在荥阳、成皋一线停下来，再不能向西越雷池一步。在这里一方面是表现了韩信的天才，而对刘邦来说，也真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了。从此双方形成对峙，楚汉战争进入了第二阶段。

　　五 刘邦扭转战局

　　从公元前205年4月到公元前203年8月，共两年零五个月，这是楚汉战争的相持阶段。在这段时间里，刘邦运用谋略，充分发挥他部下各种人才的作用，从各条战线、各个方面对项羽进行出击，逐渐地变被动为主动，直到最后控制全局。其主要谋略有以下诸点：
　　其一，刘邦进行了根据地建设，命萧何侍奉太子刘盈在栎阳建立起后方统帅部，让萧何总理后方，支援前方。刘邦在荥阳、成皋主战场采取死死顶住策略，不让项羽再向西方跨进一步。而萧何不断从关中和巴蜀供应兵员、供应物资，起了巨大的作用。
　　《萧相国世家》对此说：汉王同项羽对抗了五年，多次在战斗中损兵折将，只身逃跑，而萧何总是及时地把新兵从关中送上前线，不用皇上下命令，几万人就送到了。这样及时地给皇上弥补亏缺解决燃眉之急已经有很多次。他们与项羽在荥阳相持好几年，军中没有粮草，萧何通过水旱两路把粮草从关中运到前线，使军队给养不乏。汉王虽然几次丢掉了东方的大片土地，而萧何却牢牢地保住了关中给汉王做根基。
　　其二，刘邦在西线死死顶住项羽的同时，派出部将联络河南东部的彭越，在项羽的后方开展游击战、运动战，拉着项羽来回跑，这样一方面减轻了西线主战场的压力，二来使项羽在两头奔跑的过程中逐渐疲惫、逐步削弱。
　　其三，刘邦派韩信率军扫荡项羽北侧的各诸侯国，并一直打到了项羽的背后。韩信第一年灭西魏与代国；第二年灭赵国与燕国；第三年灭齐国，并将项羽彭城以东的西楚地盘占领几尽。
　　其四，刘邦派谋士往九江地区做项羽部将九江王黥布的工作，使黥布由动摇到改投刘邦。随后黥布利用他在今安徽中部一带的影响，帮着刘邦开辟了南部战线，从而对项羽构成战略上的四面包围。
　　其五，刘邦派陈平带着黄金四万斤，渗透到项羽阵营开展间谍工作，进行引诱收买、离间反间，项羽的谋士范增就是因此被项羽怀疑，发病而死。不仅项羽的高级部将如周殷等人被策反，甚至连项羽家族的项佗、项襄等四人也因协助刘邦破项而被刘邦封侯。至于最早被刘邦收买的项伯就更不用说了。
　　在两年零五个月的相持过程中，“大战七十，小战四十”，双方都有胜有败，但就总体而言，则是刘邦逐渐由弱变强，项羽由强变弱。
　　在楚汉相持阶段刘邦有几个重要的故事，相当出名：
　　其一，有一天项羽和刘邦隔着广武涧对话，项羽提出要和刘邦单个决一生死，刘邦则当众指数了项羽的十条大罪：如怀王当年曾对咱们说好谁先入关谁当关中王，结果你把我封到了蜀汉；你假传命令杀了卿子冠军宋义而自己为大将；怀王早就告诉我们进关后不许侵略人民，而你进关后烧宫室，掘皇陵，把一切财物占为己有；你又杀了已经投降的秦王子婴；你活埋了秦兵二十余万；你又把怀王暗杀在长江以南等等。最后说：“我现在是带着仁义之兵跟着诸侯们一道来讨伐你这个残暴的家伙，我会让囚徒们来收拾你，你有什么资格来向你老子挑战？”

刘邦所列举的这十条，的确是项羽的严重问题，同时反映了项羽缺乏政治头脑，而且极其残暴。这些都是造成项羽失败的重要因素。
　　其二，当刘邦骂项羽正骂得痛快的时候，项羽命令预先埋伏的弓弩手开弓，一箭射中了刘邦的胸膛，刘邦中箭后机灵地弯腰下去抚摸着脚说：“这个奴才射中你爸爸的脚了！”刘邦中箭回营后躺在床上不能动。这时张良过来一定要拉着刘邦出去劳军，目的是让士兵们安心，同时也是向楚军显示刘邦无恙，免得他们乘胜发动进攻。于是刘邦又强支撑着出来在军前走了一趟。
　　被人射中胸膛还能骂骂咧咧地弯腰抚摸脚趾，这是多么迅速、多么机警的反应！这对稳定本方的军心与消解敌方的锐气都是极其重要的。而且还是像往常那样地骂骂咧咧，刘邦的心理世界被表现得出神入化。
　　其三，当项羽既无法突破刘邦的西方战线，东方的彭越又掐断了楚军的粮草补给线时，这使得项羽大伤脑筋。于是他派人搭了一个高台，上设案板，把刘邦的父亲绑在案板上面，对着刘邦吆喝说：“你要是还不赶紧投降，我就把你父亲煮了！”刘邦一见，狡黠地也大声喊道：“当初我和你项羽一道在怀王的驾下称臣，大家说好彼此兄弟相待。因此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的父亲。你如果一定要煮你的父亲，那就请你也给我一碗肉粥喝！”项羽听了气得直蹦，他真想把刘太公烹了。这时项伯出来劝他说：“现在天下的大局还看不出个子午卯酉，还是暂时留着这个老头子好。再说打天下的人都是不顾家的，你就是杀了太公也没用，白给自己招是非。”于是项羽也只好作罢了。
　　对于刘邦这段言辞如何理解，有人说是表现了刘邦的冷酷无情，连他父亲的死活都无动于衷。其实这有点委屈刘邦。
　　清代吴见思说：“兵钝粮绝，项王为此，乃急着也。已为汉王窥破，必不敢没太公，故为大言。”
　　洪亮吉说：“烹则烹矣，必高其俎而置之，无非欲愚弄汉王，冀得讲解耳。汉王深悉其计，矫情漫语，分羹一言，虽因料敌太清，然逞才太过，未免贻口实于来世。”
　　这两位前辈的分析可谓深刻之极。项羽非要在两军阵前搭一个高台子，把刘太公押到台上，准备杀他，这分明是为了威胁刘邦，想迫使刘邦答应他的条件。刘邦看透了项羽的心思，故而假装漠不关心地说大话。这的确表现了刘邦的极端聪明，但由于这些话实在说得让人不忍听，故而招来后人的责骂。这里对刘邦性格的描写是极其准确而又生动的。
　　这年的九月，在形势已经对刘邦极其有利的时刻，刘邦忽然向项羽提出以鸿沟为界，双方停战讲和。刘邦的目的是什么呢？其一是想让项羽放回刘邦的父母、妻子和其他的一些兄弟；其二是想进一步麻痹项羽，松懈项羽阵营的斗志。由于项羽这时的困难更为严重，更加需要有个喘息的机会，故而他嘴里强硬，心里还是愿意接受刘邦的请求的。于是鸿沟条约生效，双方各自撤军，双方的士兵都欢呼万岁。刘邦的父亲与吕后等人也都回到了刘邦的大营里。

　　六 刘邦灭项羽称帝

　　所谓鸿沟，是当时一条运河的名称，它从现在的郑州市西北引黄河水东流，到开封市附近向东南流，到现在的河南淮阳县汇入颍水，再向东南经今安徽的阜阳汇入淮河。因此所谓鸿沟为界，大体上就是以今河南省的中部为界，河南中部以东的地盘归项羽，河南中部以西的地盘归刘邦。和约生效后，项羽心里真的认为可以松一口气了，遂引兵向东方撤退。
　　据说刘邦本来也准备撤军西行，是张良、陈平出来对刘邦说：“我们已经占据了整个天下的一大半，许多诸侯都已经倾向了我们。而项羽已经兵疲粮尽，这是老天爷要收拾楚国的时候了。我们不如干脆乘这时机灭了他。如果现在错过不打，那可真成了俗话说的‘留着老虎让它日后咬我们’啦。”刘邦一听有理，随即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命令军队立即对项羽发起追击。


刘邦的军队追项羽到今河南淮阳县北、太康县南的固陵时，被项羽回师反击，刘邦军被打得大败，只好深沟高垒，坚守不出。说起刘邦的这次失败，其实是由韩信、彭越造成的。他们原来已经答应刘邦，约定好大家一齐出兵，共同在固陵围击项羽。结果韩信、彭越到时都没来，形成了刘邦的孤军深入，这样刘邦的失败就是必然的了，因为刘邦在战场上从来就不是项羽的对手。
　　刘邦为难地问张良：“诸侯们不按条约出兵，这怎么好呢?”张良说：“项羽眼看着就要被消灭了，可是韩信、彭越还没有得到您给他们增加封地的承诺，因此他们不来是很自然的。您要是能够舍得与他们共分天下，您把从陈县往东直到海边的地盘全给韩信，把从睢阳往北一直到谷城的地盘全给彭越，让他们都来为获得自己的地盘而作战，那项羽就会很容易解决了。”刘邦说：“好。”于是派使者分头去告诉韩信、彭越说：“请你们合力攻楚，打下楚地以后，自陈县往东一直到海边的地盘都给韩信，睢阳以北一直到谷城的地盘都给彭越。”结果传令的使者一到，韩信和彭越都立刻说：“我们现在马上就进兵。”
　　于是韩信的军队从齐国开来了，彭越的军队从梁地开来了，刘贾、黥布等人的军队由安徽一带开来了，各路大军共同把项羽围困在今安徽省固镇县城东五十里、灵璧县东南之沱河北岸的垓下。当时参加围歼项羽的刘邦军的总人数应在五十万以上，因为单是韩信直接指挥的军队就已经是三十多万了。这时项羽共有约十万人。
　　《高祖本纪》描述这次垓下之战的过程说：
　　韩信率领着三十万人与项羽正面对阵，韩信的部将孔熙在左翼，陈贺在右翼。刘邦的军队在韩信的后面，周勃、柴武的军队又在刘邦的后面。韩信正面的军队先向项羽发动进攻，经过一段战斗后很快做出一种打不过的样子，开始向后撤退；而韩信左右两翼的孔熙、陈贺二将则率兵向前运动，一下子把项羽的十万人装进了口袋。这时韩信的正面部队又回头从正面压了过来，一场恶战，遂大破楚军于垓下。
　　项羽大败后，突围逃到今安徽和县的长江边，地名叫乌江浦，被韩信的骑兵追上，经过最后的激战，项羽自杀，也许是被汉军所杀。时年三十一岁。
　　垓下之战的时间是在公元前202年12月。两个月后，也就是在公元前202年2月（当时以十月为岁首），刘邦在今山东定陶县登基做了皇帝。

　　七 刘邦称帝后的制度建设与平定叛乱

　　刘邦称帝后，原想建都在洛阳，后来由于娄敬与张良的建议，使得刘邦断然决定，改为建都关中。刘邦战时在关中的留守政权设在栎阳，在今西安市东北部的阎良区。刘邦的朝廷迁入关中后，仍暂时在栎阳，直到萧何把未央宫建好，才搬入长安城。
　　早在刘邦打天下的时候，身边就有一些儒生，其著名的有叔孙通、陆贾、郦食其等等。这些人在灭秦灭项的时代发挥的作用还不太明显，到刘邦建国以后，他们的作用就表现得比较清楚了。他们首先是劝导刘邦要明白打天下与守天下的区别，打天下的时候也许可以单纯地依靠暴力，像当初秦国吞并东方六国的那种样子；但在统一天下之后，要想长治久安地统治天下，就非得同时采用儒家的一套“仁义礼智信”、一套“三纲五常”的学说不行，因此必须重视与任用儒生。《陆贾列传》生动地描述了陆贾说服刘邦重视儒生的过程：
　　陆贾在向刘邦进言时，常常引用《诗》、《书》中的话。刘邦骂他说：“你老子是在马上夺得的天下，要《诗》、《书》干什么?”陆贾说：“您马上得天下，难道您还能在马上治理天下吗?商汤、周武王虽是用武力夺得天下，但治理天下却是依靠顺应民心的仁义政策，因此，只有文武并用，才是使国家长治久安的良策啊。当初吴王夫差、智伯就是因为过度用兵而导致了灭亡；秦朝也是由于只重视严刑苛法而不知变革，因此才很快地绝了后代。假如当初秦朝统一天下后，施行仁政，效法先圣之道，陛下您今天还能取得天下吗?”刘邦心里不高兴，脸上流露出惭愧之色，他对陆贾说：“你给我写本书，谈谈秦朝为什么会失天下，我为什么能得天下，谈谈历代各朝成败的经验教训。”于是陆贾就概括地论述了历代国家存亡的原因，共写了十二篇。每写完一篇就进给刘邦看，刘邦每看过一篇没有不叫好的，左右群臣也跟着山呼“万岁”。陆贾的这部书被称为《新语》。

还有一个儒生叫作叔孙通，据《叔孙通列传》说：“叔孙通开始见刘邦的时候是穿着一套儒生的服装，刘邦看着讨厌；于是叔孙通立刻就变了一种样子，改穿短衣服，一副楚人的打扮，刘邦看着心里很乐。”刘邦打天下的时候，叔孙通默默无闻；等刘邦称帝后整个朝廷乱糟糟，没有一点章法；群臣见了皇帝也没有一点规矩，刘邦心中开始厌烦，叔孙通感到自己发挥作用的时机到了，他对刘邦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意思是“儒生们虽然不能帮着你攻城占地，但他们却可以帮着你来守好天下”。于是他组织儒生帮着刘邦制定了一套用于朝廷、宗庙、社稷坛等处的礼节仪式。这套礼节仪式经过演习付诸实用后，朝廷上下、宫里宫外立刻面貌一新。刘邦激动地说：“我做皇帝这么长时间，只有到今天才真正体会出一些做皇帝的乐趣来！”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概括刘邦建国初期在各种制度方面的建设情况说：“汉朝建国以后，萧何整理了法律条文，韩信撰写了兵法，张苍拟订了律历方面的章程，叔孙通制定了礼仪，从此文化方面有了发展，流散在民间的《诗》、《书》也渐渐地又出来了。”接着，再往后又有“曹参推崇盖公，提倡黄老；贾谊、晁错又发挥了申不害、商鞅的学说；而公孙弘更是由于奉行儒学受到了朝廷的宠用。”下头这些当然是后话，但说明刘邦在建国初期的开头是开得很好的。
　　建国初期刘邦所进行的另一方面的工作就是消灭割据、平定叛乱。其中首要的是诛灭了韩信、彭越、黥布的“造反”。
　　西汉郡国图韩信、彭越、黥布是建国初期最强大的割据势力，他们在消灭项羽的过程中功劳的确很大，没有他们的协助，刘邦是绝对不可能打败项羽的。但是他们的存在又的确是刘邦中央政权的巨大威胁。他们每个人的封地都广达数郡，握有兵权、人权、财权，刘邦在世的时候，他们也许不会造反；但刘邦日后一旦不在，就凭吕后和太子刘盈，他们能控制、能统辖韩信他们这些封王的功臣吗？更何况韩信、彭越早在与项羽战争的年代，就对刘邦做过一些让刘邦非常恼火的事。韩信在率兵灭掉齐国时，其功劳自然是很大的；但是他打下齐国后居然敢擅自称王，先称了王，再派人向刘邦请求照准。这是刘邦不能允许的，但当时刘邦没有办法，只好忍了下去。后来到与项羽鸿沟结盟，项羽撤兵东归时，刘邦是与韩信、彭越商定好共同追击项羽，进行会战的。结果由于韩信、彭越到时不来，眼看着刘邦又被项羽打得大败；直到刘邦采纳张良的建议，给他们预先划出地盘，他们才出兵合击项羽。这样的事情是任何一个帝王所绝对不能容忍的。此外还有像韩信的那种狂妄自大，不仅看不起樊哙诸将，而且连刘邦也不放在眼里。所以说韩信、彭越等有其自取被杀的情由。
　　尽管韩信、彭越等从其主观而言，也许真像司马迁所写，他们并没有想反刘邦；但他们的客观存在，他们的所作所为，也确实是让刘邦、吕后等人不放心。他们的被杀是必然的。韩信、彭越、黥布都是死在刘邦病死的前一年，这一点更加说明了刘邦、吕后是害怕他们在刘邦去世后对朝廷的稳定不利。
　　由于韩信、彭越、黥布“造反”的罪名实在是难以成立，而且刘邦、吕后杀人的手段又极其阴险、极其残酷，如对于楚王韩信是刘邦假装外出巡游，在经过韩信封地临近的陈县时召集诸侯开会，从而将韩信袭捕；但又无罪证，只好将其降为淮阴侯，软禁在京城。对于彭越，也是在罪名不成立的情况下，突然将其逮捕，因为没罪，只好流放西蜀。最后又都是吕后指使人告发他们还要造反，于是把他们灭了三族。至于黥布，更是在韩信、彭越被杀后，刘邦还把彭越煮成肉粥分给诸将喝而被吓反的。这样的强加罪名、这样的残酷手段，都让读历史的人感到憎恶，所以给后世留下挨骂的口实，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汉朝初期在北方发动叛乱的主要是韩王信、陈豨、卢绾三个人。

　韩王信是战国时韩王的后代，自响应反秦起义后，一直跟随刘邦，也是第一批被刘邦封为韩王。因与军事家韩信同名，故历史上称之为“韩王信”。韩王信的都城原本在阳翟（今河南禹州），刘邦感到这个诸侯王的都城距离他最初的朝廷都城洛阳太近，故而把韩王信的韩国北迁到了晋阳，也就是今天的太原市，封地为今山西北部。韩王信则感到晋阳离他封国的北部边界太远，当匈奴进攻时，来不及支援防卫。故而要求将都城设在北部地区的马邑（今山西朔县）。这样的打算不能说不好。可是韩王信北挨着匈奴，当匈奴向韩王信发起进攻时，韩王信抵抗不了，只能向匈奴求和。这件事的做法有问题，当大臣的没有这种权力。于是刘邦对韩王信产生怀疑，屡屡谴责韩王信。因为刘邦前面有假装巡游袭捕楚王韩信那样的先例放着，韩王信害怕，于是带着马邑投降了匈奴。
　　陈豨是在刘邦出兵讨伐韩王信的时候，被任为代国（都城在今河北蔚县东北）丞相，统领代、赵两国的边防部队。陈豨有战国四公子的风度，好养士，出门总是带着许多人。他经过赵国的时候，把赵国都城的旅馆住得满满的。这引起了赵国丞相周昌的嫉恨，于是向刘邦打报告，说陈豨权力太大，人马太多，怕靠不住。于是刘邦对陈豨进行调查。陈豨害怕，开始与韩王信的部下相互联络，以防不测。
　　卢绾是刘邦同村的儿童时代以来的亲密伙伴，起义后紧密追随刘邦，卢绾本来没有什么战功，就因为和刘邦的关系太好，故而建国后被封为燕王，都城即今北京市。卢绾曾派使臣入匈奴，该使者在匈奴见到了韩王信与陈豨的部下，共同分析卢绾所处局势的危险，劝卢绾吸取韩信等被刘邦所收拾的教训，早日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后来这些内情被刘邦发现，于是卢绾逃入匈奴。
　　由于韩王信、陈豨、卢绾的造反都与北部境外的匈奴纠结一起，为此，刘邦不得不格外重视、认真对付，故而他先是自己御驾亲征了一阵子，随后又派了樊哙、周勃等人统兵讨伐了好几年，才使北部的边境稍稍安定下来。韩王信、陈豨、卢绾都有一个勾结匈奴的问题，与韩信等三人的情况有些不同；但他们之所以如此轻易地“造反”，又与韩信作为一个战功无与伦比的大功臣而第一个被刘邦无辜地袭捕、软禁有关。
　　司马迁对这些所谓的“叛国者”们都有不少同情，他写了卢绾在出逃时的许多犹豫、留恋，他说：
　　卢绾带领妃嫔、家属和几千骑兵逃到长城脚下，希望高祖病好，亲自进京谢罪。四月，高祖逝世，卢绾及家人遂亡命匈奴。匈奴命他做东胡卢王。他常受胡人骚扰和掠夺，总想再回归汉朝。一年后，卢绾病死于匈奴中。
　　司马迁还写了刘邦派将军往讨韩王信，这位将军在劝说韩王信归汉时，韩王信说：“我如今逃匿在荒山野岭，早晚向匈奴人讨口饭吃，我那种盼着回家的心情，就像瘫痪者总不忘站起来，像盲人总希望重见光明一样。但问题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回去只会是死路一条。”于是两军开战，韩王信战死。
　　读后使人感到很悲凉，隐隐地流露着司马迁对刘邦处理功臣问题的一种批评。

　　余音：刘邦死后遗留的两个麻烦

　　刘邦死于他在位的第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95年的四月二十五，享年六十二岁。刘邦是在讨伐黥布“叛乱”的时候中了一箭，伤到了要害部位。所以在回京经过故乡沛县时，在乡亲们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他演唱了他自己所作的《大风歌》，在演唱那“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时候，就让人感觉到，其中尽管有豪气，但同时也带有思前想后的悲凉之音。这应该既与当时整个国家的政治形势有关，也与刘邦自身的伤痛、自身的健康情况密切相关。刘邦给他的后人留下的麻烦主要有二：
　　其一是当他率兵打败了韩王信时，他的脑瓜一热，急躁冒进地想趁势一举消灭匈奴人，结果被匈奴人包围在今山西大同东北的白登，七日七夜与外面断绝联系，直到被迫订立和亲条约，答应年年向匈奴进贡才被放出来。而且即使年年向匈奴人进贡，匈奴人也基本上没有减少对汉王朝北部边境的掠夺与侵扰。这个问题一直苦恼着汉王朝此后的六十多年。

　其二就是由于刘邦在他最后的十多年里宠爱戚夫人、宠爱戚夫人所生的儿子刘如意，并由此进一步发展到要废掉吕后，废掉已经被立了十多年的太子刘盈。由于大臣们坚决劝阻，最后刘邦也看到了自己死后非吕后不能驾御群臣，非吕后不能帮助刘氏稳定国家政权，所以直到临死前不久才正式取消了废吕后、废太子刘盈的想法。由于这个问题拖得时间长，吕后所受的伤害大，从而种下了大小老婆之间的尖锐矛盾。所以在刘邦一死、尸骨未寒的时刻，一场残酷的凶杀、迫害，与一场无比激烈的权位之争就已经展开了。

　　结束语

　　司马迁写《史记》，在对比着写刘邦与项羽的时候，其同情更多的是在项羽一方，而对刘邦则是有不少地方故意出他的洋相：如写刘邦的好酒好色、流氓习气、张嘴骂人、粗话满口以及怯懦自私，战场屡被项羽打败，而且败得非常惨等等。但司马迁写刘邦的优长之处也是极其用力、使人过目不忘的。如刘邦入秦后所实行的一系列得民心的政策；如刘邦在楚汉战争中所表现的许多关系全局的宏伟决策，即使是在彭城惨败之后也不失时宜地进行巩固后方与建设根据地的一连串措施；尤其是在任用贤才、驾御贤才方面所表现的特殊能力，更是令人叫绝。韩信在对敌作战上可谓百战百胜，但一到刘邦面前简直就成了“少不更事”的孩童，一任刘邦摆布；刘邦从谏如流，在改变个人看法、收回错误指示的时候有如条件反射一样快捷，这在接受张良意见撤销封建六国后代为王的问题上，在如何处置韩信擅自称王的问题上，都表现得绝顶聪明；刘邦在坚持个人意见、造成军事上的重大失败时，对于提过反对意见者公开认错，如对于娄敬因坚持正确判断，反对进攻匈奴人而被刘邦下狱，事后证明娄敬所坚持的意见正确，刘邦遂向娄敬认错，并对之表彰、封赏等等，与其他帝王犯有错误死不认账、文过饰非的做法，形成强烈反照。项羽绝不是刘邦的对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数以千计、数以万计的杰出人物中刘邦是极为少有的既有突出的政治天才，又具有极其生动的独特性格魅力的人物。

七国乱定将星陨——司马迁笔下的周亚夫

　　一 周亚夫军细柳

　　（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
　　周亚夫是刘邦开国功臣绛侯周勃的小儿子，文帝时为河内郡的太守。文帝末年，北方传来匈奴要大举进攻长安的消息，文帝调了三位将军率兵驻扎在长安城的郊区，以防备匈奴。这三位将军是：身为宗正官的刘礼将军，统兵驻扎在当时长安城东南方的霸上；爵为祝兹侯的徐厉将军，统兵驻扎在当时长安城西北方的棘门；身为河内守的周亚夫将军，统兵驻扎在当时长安城西方的细柳。
　　周亚夫像有一天，汉文帝带领官员、侍从分别到三座军营劳军。在到达霸上与棘门两座军营的时候，两座兵营都是营门大开，将军率领全营将士下马跪拜迎接皇帝，而文帝与其所带领的百官、侍从，则都是长驱直入兵营，毫无阻挡，毫无耽搁。待至文帝到达周亚夫细柳军营的时候，情景就完全不同了。
　　当皇帝的“先驱”（也称“先马”、“顶马”）到达细柳营区域外围的“壁门”，也就是筑有防御工事的外围之门时，发现情景已经大不相同。这里不但看不到任何等候迎接皇帝的人员与任何欢迎皇帝到来的喜悦气氛，相反让人看到的是一派庄严肃穆的紧张气象。守卫军门的官兵一个个都是全副披挂，弓上弦、刀出鞘。他们把皇帝的“先驱”挡在了门外。“先驱”着急地说：“皇帝马上就到，赶快打开壁门！”守卫壁门的都尉说：“我们将军命令，军中只听将军的号令，不听皇帝的旨意。”
　　一贯畅行无阻的皇帝的“先驱”，居然被一群卫兵挡在了兵营外围的大门之外，他们还从来没有受过如此冰冷的待遇。说话之间，文帝的车驾已经来到了壁门前，还是进不去。而且皇帝也无法对守门的将士发号施令，因为把守壁门的军官已经明确说过：“军中只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于是文帝只好改为先给周亚夫下命令，通知他说：“我要进营慰劳军队。”周亚夫接到圣旨后，下令让守门的卫兵打开军营的外围之门。但周亚夫的人影还是没有出现。
　　汉文帝的百官、侍从一见壁门打开，迫不及待地就要一窝蜂地向里闯。而把守壁门的军官又发出警告说：“将军规定，军中不得驱驰。”也就是不允许任何车马在军营中奔跑。于是汉文帝又只好让从人勒紧缰绳，让车马悄悄地缓慢行进。
　　当文帝的车驾到达兵营的正门时，周亚夫已经在那里等候，只见他也是全副披挂，手持兵刃，他向皇帝深深地打了一躬说：“我甲胄在身，不能行叩拜之礼，只能行个军礼。”
　　汉文帝见此光景，很受感动，他在车上也郑重地向周亚夫还了一礼，并说：“皇帝向将军敬致亲切的问候。”
　　慰劳仪式进行过后，文帝等人出了周亚夫的军营，那些被吓得面无人色的百官侍从这才长出了一口气。文帝说：“好哇，这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将军！像刚才我们所去的霸上、棘门那样的军营，简直就像是做游戏，他们那里的将军，都可以被人偷袭逮捕。至于细柳营周亚夫这种样子，谁还能够侥幸进犯呢？”
　　这段故事写得很好，但也不能全信。司马迁写这段故事的目的是想说周亚夫为人有个性，治军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任何人不能违犯，甚至连皇帝也不能有任何通融，这是好的。但是不能写得太过头。比如作品写“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可以；又说“军中只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也可以。至于说“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还要“持满”，这就太过分了，用得着吗？明明知道这是皇帝前来劳军，而对汉文帝的车驾还要左一个禁令、右一个禁令，以显示自己兵营的纪律森严与自己在军中的无上权威，用现在的一个新词，就是过分地“作秀”。我相信周亚夫当时也不可能这么做，这是司马迁夸张、描写得太过头了。清代郭嵩焘曾对这段故事的本来面貌推断说：“此当为文帝微行至军，军吏得遏止之。史公但自奇其文，故于此等细微不及详耳。”他猜想大概是有一回汉文帝微服出游，信步来到周亚夫的兵营，守卫的卫士不认识皇帝，把皇帝挡在了营门外。《史记》中的故事大概就是由此发展而来。这倒也是一种不错的说法。

另外，这“军中只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的确是古代军事家们的一种处事原则，《孙子兵法》与《史记》的《司马穰且列传》、《魏公子列传》中都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种话，但这种话都是让帝王们听了害怕的，实行起来风险极大。即使当时因此取得了胜利，将军日后也要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清代姚苎田说：“细柳一节，亚夫以此见长，亦以此招祸。”
　　这为日后周亚夫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但在当时周亚夫的确是受到了汉文帝的赞赏，汉文帝升任周亚夫为中尉，中尉就是首都长安城的治安长官。而且临终时还告诫他的儿子汉景帝说：“如果国家日后出现紧急，周亚夫绝对是个可以顶事的人才。”于是汉景帝上台后就任命周亚夫为车骑将军。“车骑将军”在武官中的地位相当崇高，在前、后、左、右诸将军之上。

　　二 周亚夫平吴楚七国之乱

　　（景帝三年，前154年）
　　吴楚七国之乱发生在汉景帝三年，也就是在公元前154年1月。所谓“七国”是指吴国、楚国、赵国、胶东、胶西、淄川、济南，其带头的是吴王刘濞与楚王刘戊。吴国的都城广陵，即今江苏的 扬州；楚国的都城彭城，即今江苏的徐州；赵国的都城即今河北省的邯郸；胶东国的都城即墨，在今山东平度县境内；胶西国的都城即今山东省的高密县；淄川国的都城即今山东昌乐，当时称作剧县；济南国的都城即今山东章丘，当时称作东平陵。
　　吴楚七国发动叛乱的原因：
　　其一是吴王刘濞与汉景帝有旧仇，当年汉景帝为太子的时候，刘濞的儿子进京朝见汉文帝，与尚为太子的汉景帝堂兄弟一道下围棋。因为一点小事发生口角，汉景帝竟然掣起棋盘把刘濞的儿子打死了。事发之后也没听说汉文帝对自己的儿子有何申饬，以及对刘濞表示过什么歉意。因此刘濞开始与朝廷结仇。
　　其二是自从吕氏集团被功臣与刘氏宗室灭掉后，汉文帝被周勃、陈平选进朝廷，做了皇帝，各国就很不心服。待至文帝一死、景帝上台，各国诸侯就更不把他放在眼里了。
　　其三是汉景帝上台后，在晁错等人的建议下，推行强硬的削藩政策。晁错的理论是：诸国的造反是迟早一定要发生的，与其让他们晚发生，不如让他们早发生，于是他协助汉景帝开始了削减诸国的地盘。他们先削减了楚国、赵国、胶西国，接着又要削减吴国，于是吴国带头发难。
　　七国之中以吴国的势力为最大，占据着四个郡。而在吴国的境内又有铜山，可以采铜铸钱，其经济实力相当强大。吴王刘濞的年龄最长，辈分又高，他是汉景帝与各国之王的叔叔，而且在他背后还跟着一个名叫东越的少数民族，所以吴王刘濞可以一呼百应，他们的借口就是“清君侧”。他们说我们不是反对当朝皇帝，我们只是要求剪除皇帝身边的恶人晁错，是他挑动起我们刘氏家族之间的不和睦、不安宁。
　　西汉手执剑形戈造反的七国集中在三个地区，最主要的是吴国、楚国的联军，他们从今天的江苏地区向西方杀来，首先遇到了地处于今河南东部的梁国的抵抗。梁国的国王刘武是汉景帝的亲弟弟，梁国的都城睢阳，即今河南商丘县。梁国抗击吴楚，既是保卫自己，也是拱卫朝廷。吴楚联军首先进攻的是梁国的城市棘壁，在今永城县西北，而后是进攻梁的都城睢阳。梁国的抗战是极其艰难的，对拱卫朝廷、平定叛乱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他五个叛国中的四个国家胶东、胶西、淄川、济南都在今天的山东境内。他们包围攻打另一个原先答应造反、后来中途变卦的齐国，还没等攻下，朝廷平叛的军队就到了，造反的四国之王皆自杀。这四个反国根本没出山东省境。
　　参与造反的还有一个赵国，本来赵国是想勾结匈奴人一起进攻汉王朝，但因其他六国很快失败，匈奴见此情景也就不来了，赵国孤军坚持守城七个月，等讨伐齐地的军队胜利而回，遂帮助攻赵的朝廷军队，赵国城破，赵王自杀。

　朝廷军队的最高统帅是周亚夫。当吴楚七国叛乱的消息传到朝廷时，汉景帝就按着他父亲文帝生前的嘱咐，把身为中尉的周亚夫破格一下子提到了太尉之职。周亚夫的主要任务是与梁国共同抗击吴楚。但其作战的实际目的有二：既要打败吴楚叛军，保住朝廷；又要借机极大程度地削弱梁国，以达到朝廷一石击二鸟的预定方针。所以有人给周亚夫出的主意是：先把朝廷大军驻扎在梁国东北方的昌邑城，以逸待劳，把梁国像一块肥肉似的扔给吴楚联军去打。朝廷军队深沟高垒，不要出击，只派出一支小部队深入吴楚联军的后方，在淮河、泗水的汇口一带，断绝吴楚联军的后方供应线。让吴楚与梁国彼此消耗，直到最后都消耗得气息奄奄，朝廷军队再以从未展露锋芒的突然暴发的锐气，出来收拾残局。
　　周亚夫从头到尾就是贯彻了这种精神，他先是把朝廷大军驻扎在昌邑，即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北，当时梁国都城睢阳的东北方。他坚壁固守，以逸待劳，同时派出一支军队搔扰吴楚后方，断绝吴楚军的后方供应。后来周亚夫又把朝廷大军向南移动到今江苏砀山县东的下邑县驻扎下来，仍是坚壁固守。后来在吴楚联军疲惫不堪、粮草断绝的情势下周亚夫发起猛烈反攻，一举而大获全胜。吴王濞逃到了少数民族的东越军里，被东越人所杀，首级送到朝廷军里；楚王刘戊兵败后逃回楚国，自杀身死。吴楚联军的叛乱活动，从始至终不到三个月。
　　吴楚七国之乱的平定，是朝廷对地方割据势力的沉重打击，从此割据势力被朝廷大大削弱。其一是各个诸侯国的地盘从此大大缩小；其二是改变了诸侯国政权的建制，规格大为降低；其三是强化了由中央派员分掌诸侯国的各种权力。于是各国诸侯都从此成了只能享受一定的物质待遇，而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的贵族地主。从此各诸侯国再也没有起兵反抗朝廷的实力，即使再有人心怀不轨，也只能是画饼充饥，有其心而无其力了。
　　汉平七国之乱，在西汉时期的历史上本来是一件大事、好事，在汉景帝做皇帝的十六年中，再没有别的任何一件事情比这一件更光彩的了。在这件事情上司马迁对周亚夫自然是赞美、歌颂的；但司马迁在《史记》十几篇涉及此事的作品中，对汉景帝却没有任何的赞美，相反倒是写出了许多朝廷方面的黑暗。其一是充分展示了汉景帝与梁孝王兄弟之间的尖锐矛盾，以至于汉景帝要为此特别与周亚夫制定一种借着平定七国之乱而极力削弱梁孝王的战略；其二是展示了朝廷官僚袁盎与晁错这一对宿敌都企图借机罗织罪名将对方陷于死地的情景。因为最后事实是袁盎得手，谗杀了晁错，故而后人多同情晁错，但晁错开头想陷害袁盎的来头儿也不算不狠毒，只是没有成功而已；其三是汉景帝本人，在关键时刻居然能听从袁盎、窦婴等人的挑拨，为向七国讨得宽容而昧着良心将晁错当做替罪羊送上了断头台；其四是司马迁写了汉景帝的极度残忍，他给参加平叛的朝廷军队下令，命令他们要“以深入多杀为功”，凡是逮捕到“三百石”以上的军政小吏，都统统杀死，不得有任何迟疑。“三百石”大体相当于今天的科级。一场战后，光是从七个国家杀掉的人头就有“十余万级”。不就是一群刘氏的贵族在相互内讧吗？何至于对被他们所裹挟、所驱赶的平民百姓大泄私愤，大肆屠戮，以至于屠杀到十余万人之多？汉景帝究竟具有怎样的一副心肠！

　　三 周亚夫之死

　　（景帝后元元年，前143年）
　　周亚夫因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功勋，于汉景帝七年（前150年）被升任为丞相。由于周亚夫为人耿直，坚持正道，故而得罪了汉景帝、王皇后等人，主要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周亚夫反对汉景帝废太子刘荣。刘荣是汉景帝的长子，在汉景帝四年被立为太子。但刘荣的生母却仍是一个普通妃子，并没有被立为皇后。汉景帝原来的皇后姓薄，是汉景帝祖母薄太后的亲属，汉景帝不喜欢，故而等薄太后一死，汉景帝立刻就将薄皇后废掉了，新皇后则一直未立。刘荣的母亲姓栗，为人妒忌，特别是因为不答应长公主刘嫖为其女阿娇向太子刘荣的求婚，使得长公主刘嫖与刘彻之母王夫人联合了起来。她们共同在汉景帝面前极尽挑拨诬陷之能事，最后使汉景帝大怒，他废掉了栗妃，废掉了太子刘荣，而改立王夫人为皇后，改立王夫人所生的刘彻为太子。这件阴谋活动的过程，我们已在《汉宫多少惊心事》中详细地讲过，这里不再细说。

废太子虽说是皇帝的家事，但也是牵动举国上下的重大国事，所以刚刚被提为丞相的周亚夫对此坚决反对，与周亚夫一同劝阻此事的还有窦太后的侄子魏其侯窦婴等等。汉景帝此时对栗妃与太子刘荣的厌恶之情已经根深蒂固，他不仅不可能回心转意，而且还对周亚夫、窦婴这些反复劝阻、反复提意见的人，也都从厌恶而逐渐转成了憎恨。
　　周亚夫等不仅招来汉景帝之恨，而且招来了王皇后、皇太子（未来的汉武帝），以及景帝之姐大长公主之恨，性质与后果都是严重的。
　　其二，周亚夫反对汉景帝封王皇后的兄长王信为侯。这件事是由窦太后建议的，因为窦太后的兄弟没能在窦太后当皇后时及早封侯，等到窦皇后当了太后再想封其兄弟为侯时就已经来不及了，其兄遗憾地死去了。故而她为儿媳王皇后之兄王信提出此事，目的是为了改善她与儿媳之间的紧张关系。结果又遭到了丞相周亚夫的反对。周亚夫说：“想当年高皇帝曾做出规定，不是皇帝刘姓子孙，一律不得封王；没有在战场立有战功的，一律不得封侯。谁要是不按规定封了王或是封了侯，那就全国上下都起来讨伐他。今天王信，他虽然是皇后的兄长，但他没有在战场立过功，封他为侯，不符合当年高皇帝的规定。”
　　彩绘指挥俑西汉景帝一听，沉默不语，王信自然也就没能封侯。这件事对于汉景帝自然是无所谓，对于窦太后也没有实际的利害，但对王皇后就不是小问题了。这里一方面涉及到其兄长王信的巨大实际利益，同时涉及到王皇后本人的面子与尊严，所以她对周亚夫怀恨在心。周亚夫的危险，又严重了十分。
　　其三，周亚夫在平定七国之乱的时候，帮着汉景帝贯彻“一石击二鸟”的方针，使梁国蒙受的损失很大，因此梁王刘武每次上朝，都在母亲窦太后和兄长景帝的面前数说周亚夫的坏话。窦太后是从一开始就站在小儿子梁孝王的立场痛恨周亚夫。汉景帝开始时是指使周亚夫这么做的，后来事过境迁，好了伤疤忘了疼，渐渐地也和他的母亲、弟弟对周亚夫一道厌恶痛恨起来。
　　其四，当时有五个匈奴贵族叛变匈奴，投降汉朝。汉景帝很高兴，想封他们为侯爵，以鼓励其他人也来投降，但周亚夫坚持不同意。周亚夫说：“如果把这些背叛本国、前来投降我们的分子封为侯爵，那以后我们将如何教育我们的子民，将如何处置那些背叛我们的国家而叛逃到匈奴去的人呢？”景帝听了很生气，说“你简直是榆木脑袋，没有一点灵活性”，当面就把周亚夫的话顶了回去，硬是给那叛逃过来的五个匈奴人封了侯。
　　从以上种种情况分析，周亚夫当时在朝中所处的地位已经相当孤立、相当危险了，但性情直爽、一心为公的周亚夫竟然还没有任何觉察。也正是在周亚夫已经招致汉景帝如此憎恨，而周亚夫的功勋、威望又如此之高的情况下，当年他那种“军中只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的话，就被汉景帝又恨又怕，成为周亚夫必死无疑的原因了。
　　汉景帝要杀周亚夫，但周亚夫没有任何罪过，于是汉景帝就故意找碴儿：有一天，汉景帝邀请周亚夫到宫中参加宴会，席面上摆着大块的肉，但没有刀子，也没有筷子。于是周亚夫就对服务人员说，让他们把筷子拿来。汉景帝一听大怒，他说：“我们对你如此尊敬，你还觉得不满意吗？”周亚夫见此情景，他就不再说话，恭敬地退出了宴会厅。汉景帝的目光紧紧跟随着周亚夫离去的身影，恨恨地说：“这样一个桀骜不驯的家伙，没法留着他侍候日后的小皇帝！”
　　这就表露了汉景帝对周亚夫深藏已久的仇恨和必欲杀之而后快的祸心。对于周亚夫来说，大祸已经不可避免，剩下的只是时机问题了。汉景帝最后找了一个什么样的借口呢？
　　周亚夫的儿子为他父亲偷着向“工官尚方”买了五百套殉葬用的铠甲盾牌之类东西。买殉葬品无所谓，但“工官尚方”是专门给帝王制造器物的部门，买这种部门制作的器物用于臣民就有了一个“越份”的问题。于是周亚夫就以这个罪名被下狱了。当时的廷尉，也就是“九卿”之一的最高司法官审问周亚夫说：“你买这些铠甲盾牌之类的东西，不是存心准备造反吗？”周亚夫说：“我买这些东西是用于死后当殉葬品的，这些木制、陶制的东西可以用来造反吗？”廷尉说：“你即使不想在阳间造反，也是想到阴间去造反！”

当时的这个廷尉名叫王恬开，他秉承着汉景帝的意旨行事，居然就用“你不是想造反地上，就是要造反地下”这种开玩笑一般的语言，给一位高居丞相之职的元勋定成了“谋反”的死罪。于是周亚夫愤怒地绝食五天，吐血而死。
　　宋代黄震评论周亚夫的悲剧结局说：“亚夫尤重厚守正，平吴楚有大功，其争废太子、争侯王信、争侯降匈奴徐卢等五人，又皆宰相职也，反以怏怏疑之，卒置死地。景帝尤少恩哉！”（《黄氏日钞》）
　　明代查慎行说：“至于亚夫用兵处，极力摹写，节制之师，历历有如目击。亚夫之坐‘谋反’，因子买葬器，狱吏执‘欲反地下’四字，游戏定爰书(判决书)，此何异岳武穆(飞)‘莫须有’三字耶?景帝之刻薄寡恩，隐然言外。史笔至此，出神入化矣。”(《史记评林》引)
　　司马迁在《绛侯世家》的《太史公曰》中曾批评周亚夫“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意思是满足于自己的能力与军功，不知道该念点书，懂得点历史教训；对人不谦虚，还爱坚持个死理。我觉得这段话是批评的成分少，而同情、惋惜的成分居多。如果周亚夫能从张良那里学上一星半点，是不是情况会好一些了呢？可惜周亚夫不是张良，周亚夫的悲剧结局，是由他的性格决定了的。
　　在刘邦的开国功臣中，有一批是被刘邦、吕后杀了；有一批则是在刘邦、吕后面前尽量表现出一种圆滑避事、明哲保身的态度，惟有周勃、周亚夫父子是那种既有大功，又比较正直的人，结果都死得相当委屈。司马迁在写周勃、周亚夫这篇“世家”时，显然比写萧何、曹参、张良、陈平等人的“世家”寄寓了更多的同情。
　　近代李景星说：“绛侯两世有大功于汉，俱以下吏收场，此太史公最伤心处，故用全力写之。”
　　《史记》写周亚夫还有一点神秘色彩的尾巴，司马迁说周亚夫早年还是个普通人的时候，有人给他相面，说他：“你三年以后被封侯，封侯以后的第八年你要出将入相，掌握国家的最高权柄，在满朝文武中至高无上，但再过九年你将被饿死。”结果周亚夫真的就因其长兄犯罪而自己被朝廷指定做了周勃的嫡系继承人；接着又因平定吴楚之乱有功，位任丞相，权倾朝野；最后又被下狱，愤怒地绝食而死，与相面者所预言完全相符。司马迁写这种带有宿命色彩的故事，目的就是借此抒发一种人世的感慨与悲哀，是对现实政治、对最高统治者表示愤怒的一种特殊写法。

汉宫多少惊心事　——司马迁笔下的文、景两皇后

　　近些年来，电影、电视剧搬演清宫的历史题材较多，其中虽有真有假，但总是让人们知道了不少事情。相比之下，搬演汉宫后妃题材的节目就少多了，故而人们除了知道吕后、赵飞燕外，其他还多不详审。这里我们讲一讲西汉文帝、景帝两个皇后的故事，她们是汉文帝的皇后窦氏与汉景帝的皇后王氏。主要事迹见于《史记·外戚世家》。

　　一 文帝皇后窦氏的神话性奇遇

　　窦氏本是赵国的观津县（今河北省武邑县东南）人，出身穷困，由于生计艰难，也是为了让家里能得到一些钱，遂以“良家子”的身份到吕后的宫中当使女。窦女在吕后手下过了一段时间，赶上吕后为收买刘邦的各个儿子，便把自己手下的女子调出一些，给刘邦几个为王的儿子每人分五个。窦女也在等待分配之列。由于窦女的家是在河北的观津县，她希望分配得离家近一点，也就是希望能分配到赵国（国都邯郸）去侍候赵王。为此她求情、送礼，买通了主管这次分配的太监。没想到主管此事的太监记错了，记成了她是请求去代国，迨至后来发现错误时，吕后已经按照上报的名单批下来了。窦女极其不情愿，但无法违抗，只好委屈地满含眼泪去了代国。代国的国王叫刘恒，国都即今山西省的平遥古城。
　　窦女到了代国王宫，没想到特别受到了代王刘恒的宠爱，生了两男一女。又过了几年，代王的王后死了，王后本来已经给刘恒生了四个儿子，不承想，这四个儿子一个接一个地相继死掉，一个也没有剩下。就在这个时候朝廷上出了大事，吕后病故，周勃、陈平等诛灭了吕氏家族，他们要物色一个适合他们意愿的刘邦的儿子来做皇帝，代王刘恒被挑中了。
　　刘恒被接到京城，登上皇位，这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汉文帝。原来的王后已死，汉文帝再立皇后，自然就是他所宠爱的窦女了。汉文帝想立太子，前王后所生的四个儿子都已死去，窦女所生的大儿子刘启自然就顶了上来，这就是日后历史上所说的汉景帝。二儿子刘武就是日后历史上所说的梁孝王。女儿就是后来所说的“长公主”或“大长公主”，名叫刘嫖。
　　这样充满悬念的歪打正着，因错得福，这一连串的喜事，雪片一样地落在了这位早年备受苦难的可怜的窦女头上，真是太让人不可思议了。大历史家司马迁为此感叹道：“人能弘道，无如命何。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意思是说，一个人想提高道德水准，想提高办事能力，那是可以通过努力实现的；但是你无论如何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连孔子那种大圣人都没法解释“命运”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太难以说清了。
　　所谓“命”，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运气”、“机遇”、“偶然性”，就如同打麻将牌的“手气”，有时一连气地输，有时又一连气地赢，没有道理可讲。但这种偶然性如果让政治家、军事家连续碰上一两回、两三回，那可就不得了了。《史记》中，司马迁时常为这种人的奋斗而感慨，也有时奈何不了对其“命运”的慨叹。
　　窦皇后有一兄一弟，其兄在原籍，容易找到；其弟名叫广国，四五岁时被人贩子拐走了。《外戚世家》对此写到：
　　早在窦广国四五岁的时候，本来家里就穷，偏偏窦广国又被人贩子拐走了，此后被一连转卖了十几家。后来被转卖到今河南省的宜阳县，和一百多个长短工为他们的主人在山中烧炭。晚上这百十号人就睡在大山坡的下面，夜间山体突然滑坡，百十号人统统被压死，只有窦广国一个人跑了出来。他在宜阳县的街上溜达，有个相面的说他几天之内就会封侯，窦广国当然只是笑笑而已，根本不相信。过了两天，他跟随他的主人去首都长安办事，听长安街上的百姓言讲，说是新受册封的皇后姓窦，老家是河北的观津县。窦广国被拐离家的时候虽然年幼，但已经五岁了，他还记得他家姓窦，是住在观津县。而且他还记得他跟着姐姐上树采桑叶，姐姐曾从树上掉下来。他就用这些事情做凭据，上书给朝廷要求见他的姐姐。

窦皇后听说此事，激动地请皇帝把窦广国叫来，让他把所知道的事情又说了一遍，窦皇后听着果然不差。于是又问他：“你能不能再讲出一件只有咱们两个人知道的事情。”窦广国说：“姐姐离家去长安当宫女时，和我在一家小店里分手。姐姐向店家要来一盆水，给我洗脸洗手；又要来半碗饭，喂我吃了，姐姐就上车而去。”窦皇后听到这里，过去拉着广国的手痛哭失声。侍候在身边的男女佣人一个个全都趴伏在地抽泣，陪着皇后一同悲哀。于是窦氏家族从此时来运转，搬到长安，过上了贵族生活。
　　这里既写了窦广国的神奇经历，又写了姐弟相认时的曲折情景，生活气息很浓，人情世故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时出现在读者面前的窦氏女是一位令人非常喜爱的对家庭富有责任感、对手足兄弟充满亲情的平民女子形象。

　　二 窦氏逐渐变成为权势欲极强的乖张女人

　　窦女为王后、为皇后之后，生活在宫廷这种势利角逐的旋涡中，遂开始由一个纯真朴实的女子逐渐变成为权势欲很强的乖张女人。其主要变化有两方面：
　　其一是她溺爱少子梁孝王，造成了汉景帝与梁孝王之间的尖锐矛盾。梁孝王在其母的保护、纵容下，在其封国内骄奢淫逸，招降纳叛。梁孝王的都城在今河南省的商丘县，当时称作睢阳。睢阳的城墙周围长达七十里，梁国的封土面积多达四个郡；据说梁孝王所修的一处名叫“兔园”的园林，周遭广达三百余里，亭台楼阁不计其数。窦太后还不死心，她希望汉景帝立梁孝王为接班人，日后也让他的弟弟尝尝做皇帝的滋味。后来爆发七国之乱，梁孝王抵抗吴楚军的西进有大功，故而求为接班人的欲望更加强烈。由于朝廷大臣的反对，故而事情作罢。梁孝王为此大怒，他居然派刺客进京刺杀了提过反对意见的朝廷大臣袁盎等十几个人。从此被汉景帝所憎恨，逼着梁孝王交出凶手，梁孝王从此绝望，抑郁而死。
　　其二是她以喜爱黄老为名，维护旧贵族的既得利益，反对朝廷的一切变革。黄老理论与黄老路线是自刘邦、吕后、文帝以来四十多年的既定方针，主要就是讲究“清静无为”，这是与汉初经济萧条、民生凋敝、国家不得不休养生息的时代条件相一致的。但从文帝时就已经有人大声呼吁改革，这就是以贾谊为代表的尊儒的一派，其主要思想见于贾谊的《陈政事疏》，也叫《治安策》，里面所讲的问题即解决国内割据与对外抗击匈奴等等。到景帝时代，这种声音越来越高，具体表现为以晁错为代表的尊法一派。两者的理论不同，但都是反对黄老路线再向下延续。但窦太后硬是站在既得利益的旧贵族一方，把持着既定的权力、既定的思想与组织路线不变。《外戚世家》写此说：由于窦太后好黄帝、老子的学说，所以上自皇帝、太子，下至窦氏家族等皇亲国戚都必须读《黄帝》、《老子》，都必须尊崇黄帝、老子的思想原则。
　　窦太后在景帝在位期间（前157年～前141年），居然能挟制皇帝与朝廷大臣都得顺着她的意思走，其实际权势与其社会基础的力量可以想见。由于窦太后的存在，使汉代的社会变革至少后延了几年乃至十几年。
　　窦太后在其孙子汉武帝上台初期，还有一场扑灭尊儒的重大事件，此事留等后面与王太后的事迹一起讲。

　　三 景帝皇后王氏的阴谋获胜

　　汉景帝的王皇后名叫王娡，最初是嫁在一个姓金的平民人家，并在金家生了一个女儿。后来其母找人相面，相面的说，她家的这两个女儿都将大富大贵，尤其是这位大女儿王娡，更加贵不可言。其母一听，立刻找金家要求离婚。金家死活不同意，于是王娡的母亲遂找来几个恶徒，硬是从金家把其大女儿抢出，连同她的小女儿一并送给了当时正当皇太子的汉景帝。这一来金家也就不敢再闹了。
　　王娡进入太子宫，深受刘启（也就是日后的汉景帝）的宠爱，生了三女一男。男孩名叫刘彻，也就是日后的汉武帝。

　汉景帝原来的皇后姓薄，是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娘家的孩子，汉景帝不喜欢，等他的老奶奶一死，立刻就把这位皇后废掉了。新皇后还没有立，正是后宫女人们动脑筋、用手腕、极力拼搏的时刻。
　　景帝虽然没有皇后，但皇太子却早已确立了，这就是刘荣。刘荣的母亲姓栗，栗妃虽然还没有正式受封为皇后，但她的形势、地位显然是最接近、最有利的。而且事实上汉景帝也已经把她当做皇后看待了。比如：有一次，汉景帝病得严重，要安排后事，他把他所喜欢的几个儿子和几个女人托付给栗姬，对栗姬说：“我如果从此不起，希望你对他们日后多加关照。”
　　这对栗妃来说，是多么有利地向景帝表现感情的时机呀！可惜栗妃居然不知道珍视，她对景帝的嘱托爱搭不理。
　　正因为栗妃已经处于这种最挨近皇后的地位，所以有许多人都来巴结她；当然也有人暗中在阴谋搞垮她。栗妃不懂得为人处世，不善于搞人际关系，好妒忌，这就得罪了许多人。这里面有一个起关键作用的人物，就是汉景帝的亲姊姊、汉武帝的姑姑长公主刘嫖。
　　刘嫖有个女儿，名叫阿娇，刘嫖想让她的女儿当皇后，于是去找栗妃求婚，想把阿娇嫁给太子刘荣。如果栗妃审时度世，结下这门婚事，那她的前途就一片光明了。遗憾的是她拒绝了刘嫖。因为她讨厌她的这位大姑姐，讨厌长公主在宫中的招权纳贿。刘嫖凭着她与汉景帝是一母所生，宫里的女人谁给她进贡她就是在景帝面前说谁好，从而使有的女人受宠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栗妃。这使栗妃非常恼火，她不仅痛恨长公主，而且在景帝跟前也表现得很不恭敬，这也使景帝很生气。
　　长公主在栗妃那里碰了壁，于是转身去找汉武帝的母亲王夫人，两人私下密谋，订下了互帮互利的条约。这就是：长公主帮着王夫人推倒栗妃、推倒太子，把王夫人推上皇后宝座，把王夫人的儿子刘彻推上皇太子的宝座；而王夫人则必须保证让刘彻娶长公主的女儿阿娇，日后刘彻当了皇帝的时候，必须立阿娇为皇后。两人密谋后，一场反栗妃、反太子刘荣的阴险活动大规模地展开了。
　　首先，长公主刘嫖每天到汉景帝那里给栗妃编造谣言说：“栗妃每次与那些受你宠爱的妃子们见面的时候，总是指使她的使女在那些受宠爱的妃子的背后对着她们默念咒语，祷告她们快死或是生恶疮。”说得汉景帝对栗妃越来越生气、越来越讨厌。
　　其次，长公主刘嫖每天在汉景帝面前夸奖王夫人的儿子刘彻长得好，体格好，人品才能也好。说得汉景帝也连连点头。刘嫖还进一步地编造说：“当初某年某月某日你到王夫人房里休息，王夫人就在那天怀孕时，曾经梦见一轮红日钻到了她的怀里。”汉景帝对此尽管未必全信，但心里总是觉得高兴。
　　其三，王夫人知道汉景帝已经对栗妃很讨厌了，她就亲自出马找来一位大臣，让他借着向皇帝奏事的机会，建议皇帝立栗妃为皇后。这位大臣不清楚后宫矛盾的底细，光知道栗妃的儿子是太子，于是在奏事完毕，向汉景帝建议说：“自古以来，有的是‘子以母贵’，有的是‘母以子贵’，总得相互平衡，不能一高一低。现今太子的母亲还没有得到封号，名不正，言不顺，应该册立栗妃为皇后。”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