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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新疆地区的舆图测绘
乾隆年间新疆地区的舆图测绘 侯德仁 《文史知识》2008年第8期
乾隆年间对新疆地区的舆图测量是随着平定准噶尔部的战争胜利而开始的。乾隆十年(1745)，西北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死去，此后准部上层贵族为争夺汗位多次发生内讧，大肆互相残杀，极大地削弱了实力，为清朝平定西北地区提供了有利战机。乾隆决心抓住有利时机，彻底消灭准噶尔部分离势力，巩固国家统一。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清廷任命班第、永常为将军，率领北、西两路大军进军西北。是年五月，清军在几乎未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直抵伊犁，平准战争取得初步胜利。乾隆二十二年(1757)准部首领阿睦尔撒纳逃死异域。平定准噶尔部不久，回部首领大小和卓杀害清朝使臣，在南疆发动叛乱，清军出兵平叛。乾隆二十四年，大小和卓之乱被最终平定，清军统一天山南北，西北战事宣告结束。
乾隆二十年(1755)三月，随着清军顺利进军西北，乾隆帝即发布上谕，准备测量新疆地区。“西师报捷……西陲诸部，相率来归，愿入版图。其日月出入、昼夜节气时刻，宜载入《时宪书》，颁赐正朔，以昭远裔向化之盛。侍郎何国宗，素谙测量，著加尚书衔，带同五官正明安图、司务那海前往各该处，测其北极高度、东西偏度，绘图呈览”(《清高宗实录》卷485，乾隆二十年三月癸卯，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乾隆二十年(1755)六月，清军已经取得平准战争初步胜利，乾隆遂开始正式调遣人员测量新疆北部的北极高度(即地理纬度)。东西偏度(即地理经度)及冬至、夏至的昼夜长短和节气时刻。乾隆为此专下谕旨：“西师奏凯，大兵直抵伊犁，准噶尔诸部尽人版图。其星辰分野、日月出入、昼夜、节气时刻，宜载人《时宪书》，颁赐正朔。其山川道里，应详细相度，载人《皇舆全图》，以昭中外一统之盛。左都御史何国宗，素谙测量，著带同五官正明安图，并同副都统富德。带西洋人二名，前往各该处，测其北极高度、东西偏度及一切形胜，悉心考订，绘图呈览。所有《坤舆全图》及应需仪器，俱著酌量带往。”(《清高宗实录》卷490，乾隆二十年六月癸丑)
乾隆先后颁布的这两个上谕，正式拉开了清朝实地测量新疆地区的序幕。其实，早在康熙年间，在康熙帝的卓越指挥下，清廷在西洋传教士的帮助下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大地测量，历经三十馀年，最终绘成了《皇舆全览图》。此图采用经纬图法，梯形投影，比例为1：1400000。它是我国第一次经过大规模实地勘测，用科学方法绘制的全国性地图。也是当时世界地理学的最高成就。正如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所赞誉的那样：“它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准确。”(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第1分册，科学出版社，1976，235页)然而，由于当时天山南北尚为准噶尔分裂势力所控制，传教士不能前往新疆实地勘测，因而《皇舆全览图》缺哈密以西的地形。乾隆朝，随着平准战事的节节胜利，前往新疆实测舆图不再受到准部的阻碍，条件已然具备，于是乾隆帝适时发布了实地测绘新疆舆图的谕旨。
乾隆对此次测量工作寄予厚望，多次对测量工作颁布上谕。乾隆二十一年二月，乾隆谕命时在平准军中的刘统勋协同何国宗办理测绘事宜。谕旨言：“今已擒贼奏功，刘统勋在军中无所职掌，当专办此事。现命何国宗赴伊犁一带测量，亦经面谕。著传谕刘统勋会同何国宗前往。所有山川、地名，按其疆域、方隅，考古验今，汇为一集。咨询睹记，得自身所亲历，自非沿袭故纸者可比，数千年来疑误，悉为是正，良称快事，必当成于此时，亦千载会也。”(傅恒、刘统勋等《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首，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十三日“上谕”，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00册)从乾隆二十年新疆地区舆图测绘准备伊始，乾隆就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卓越领导。从参加测绘人员的调遣、测绘工具的准备、后勤给养的供应乃至测绘技术的采用，都有详细的指导。乾隆还对中外测绘有功人员，随时加俸晋级，如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内阁奉上谕：同左都御史何国宗前往伊犁等处测量之监副傅作霖，著赏给三品职衔。西洋人高慎思，著赏给四品职衔。俱准照衔食俸，其马匹廪给亦即照衔支给”(《乾隆朝上谕档》第2册)。乾隆之所以对此次新疆舆图的测量十分重视，一是西北战事顺利进行的本身需要。当时要彻底取得西北战事的胜利，测绘西北地区舆图成为当务之急。二是要完成其父祖未竟的事业。由于准噶尔蒙古雄踞西陲，康熙和雍正先后绘制的《皇舆全览图》和《雍正十排图》都未能将新疆哈密以西的地形绘入图中，成为一个缺憾。乾隆伴随西北战事而进行的新疆舆图测绘，目的之一就是要将哈密以西的地形绘入《皇舆全览图》中，完成父祖未竟的愿望。三是从版图上进一步确认对新疆地区强有力管辖的需要。舆地图。历来是一个国家主权和领土的主要凭证，所谓“国家抚有疆宇，谓之版图，版言乎其有民，图言乎其有地”(《清史稿·何国宗传》，中华书局，1977，10185页)。所以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舆图的绘制。自平准战争伊始。乾隆已然决心将新疆地区重新置于清中央政权的有力管辖之下，而全面测绘新疆舆图就成为清中央政权有力管辖新疆地区和巩固统一成果的重要措施之一，从而在地图绘制上再次正式确认新疆地区是清朝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样，测绘队就在何国宗的总负责下，率领钦天监西洋人傅作霖、高慎思等专家携带仪器进入了新疆地区，在新疆的高山峡谷、湖泊河流、沙漠原野中开始了实地测绘。他们从巴里坤出发，兵分南北两路前往伊犁，测天度，绘舆图。北路由侍卫努克三领队，沿天山北麓至伊犁；南路由何国宗领队。傅作霖从北队，高慎思从南队。他们约定测量完成之后，两队在肃州(今甘肃酒泉、高台两县)会合，将双方草图合成一幅地图进献皇上。刘统勋、何国宗率领的测绘队历经各种险阻，踏遍天山以北各地，足迹远至巴尔喀什湖以西的吹河、塔拉斯河，获得了大量系统的实地测绘资料。由于天山南路的叛乱尚未完全平息，测绘主要是在天山北路进行，天山南路只测量了吐鲁番地区及开都河流域一带，测绘工作至当年十月中止。
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军彻底平定回部首领大小和卓之乱，统一了天山南北。是年五月。乾隆再次派出了测绘队前往天山南路各地测绘舆图。测绘队由明安图率领，成员有西洋传教士傅作霖、高慎思、鲍友管、刘松龄等。他们此次被派往新疆测绘的任务是“按地以此厘定，上占辰朔，下列职方，备绘前图”(傅恒、刘统勋等《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1《御制再题舆地图叠前韵》)。“按地以此厘定”，就是把测好的地图再实地测量校正。同时“备绘前图”，即是测绘上一次未能测绘的回部(即天山以南地区)舆图。此次测绘工作历时近一年，足迹远至塔什干、撒马尔罕及克什米尔等地，于次年三四月结束，测绘队回到北京。乾隆闻讯，非常喜悦，赋诗一首：
敢云扩宇蒇前猷，堰伯从兹罢剿搜。
厄鲁马牛无一牧，筠冲屯堡并全收。
本朝文轨期同奉，昧谷寒喧重细求。
无外皇清王道坦，披图奕叶慎贻留。
(傅恒、刘统勋等《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1《御制再题舆地图叠前韵》)
测绘队回到北京后，开始加紧绘制新疆舆图。乾隆二十六年(1761)六月，由何国宗、明安图、傅作霖、高慎思等根据测绘结果绘制的《西域图志》告成，并奉旨交由军机处方略馆继续办理(傅恒、刘统勋等《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首，乾隆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上谕”)。这是我国第一幅根据科学方法测绘的新疆地图，成为后来一切新疆地图的蓝本，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后来，西洋传教士蒋友仁奉命在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新增了新疆地区的大地测量成果，并重新绘制了西藏地图而得以在乾隆二十六年完成了闻名于世的乾隆《内府舆图》(又称《乾隆十三排图》)。此图弥补了康熙、雍正两朝舆地图之不足，覆盖面积远远超过康熙《皇舆全览图》，所绘地域北尽北冰洋，东至太平洋，南到中国南海，西南抵印度洋，西至波罗的海、地中海和红海，成为我国最完整的实测地图，也是当时世界上最早、最完善的亚洲大陆全图。“制极其精，推极其广，从古地图未有能及此者也”(邵懿辰著，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史部地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乾隆《内府舆图》较之康熙《皇舆全览图》流传更广，对我国地图的绘制影响更大，成为后世编汇全国性地图的主要依据，如六承如的《皇朝舆地图略》，李兆洛的《皇朝一统舆地全图》，董方立的《清朝地理图》，邹世诒的《大清一统舆图》，胡林翼、严树森的《皇朝中外一统舆图》都是依乾隆《内府舆图》为蓝本绘制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乾隆朝新疆舆图的测绘，为乾隆《内府舆图》的完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乾隆《内府舆图》的绘制完成则奠定了中国地理测绘学的基础，也是对世界地理学发展的一大贡献。李约瑟曾高度评价乾隆《内府舆图》的科学意义，说“中国在制图方面又一次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面”(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第1分册，235页)。
在实际测绘中，大地的经纬度测量，都采用了西方传教士传入的先进的天文测量和三角测量两种方法。先是用天文观测法测得一部分地点的经纬度。天文测量，主要采用太阳午正高弧测定纬度法和采用不同地点的月食观测测定经度法。以天文观测法确定若干个基本点后，传教士们再采用三角测量方法推算出其他各点的经纬度。所谓三角测量法，即是在地面上按一定条件选定一系列点，构成许多相互连接的三角形，然后在已知的点用望远镜观察各方向间的水平角，并精确确定起始边长，以此边长作基准线，推算其他各点的经纬度坐标(曹增友《传教士与中国科学》，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241页)。三角经纬度定位法在康乾时期中国大地测量中的成功运用，培养了掌握西方先进测绘技术的人才，成为推动中国地图绘制技术进步的奠基性工作。
这次新疆舆图的测绘，虽然说主要是由我国测绘人员何国宗、明安图等负责，但是西洋传教士在技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教士宋君荣在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11月14日由北京寄往巴黎的信中谈到傅作霖和高慎思曾到过哈密、巴里坤、吐鲁番、玛纳斯、博罗塔拉及伊犁等地．说他们利用道路、罗盘方位和距离远近，测量并计算经度和纬度，绘成了准噶尔地图。信中还提到了傅、高地图中十八个地点的地理位置，说其中九个是傅作霖测定的，其馀的九个由高慎思测定。这十八个地名包括巴里坤、哈布塔克、拜塔克、木垒、济木萨、乌鲁木齐、安集海、斋尔、博罗塔拉、伊犁(固勒扎)、鲁克沁、吐鲁番、乌沙克塔勒(博斯腾池)、喀喇沙尔、库尔勒、珠勒都斯(裕勒都斯)、空奇斯(空格斯河)、哈什(喀什河)，而且信中还分别列出了这十八个地点的经纬度(约·弗·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上卷第1册，商务印书馆，1981，359—360页)。笔者将宋君荣列出的这十八个地点的经纬度与《西域图志》一书卷6《晷度一》、卷7《晷度二》的数据相互对照．几乎全部合符。例如宋君荣列出的下列几个地点的经纬度数据：“巴里坤：北纬43°39′，经度23°0′；伊犁：北纬43°56′，经度34°20′；库尔勒：北纬41°46′，经度29°56′。”而《西域图志》对此记载则云“镇西府治(即巴里坤)：北极高四十三度三十九分，距京师偏西二十三度”(傅恒、刘统勋等《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6《晷度一》)；“伊犁：北极高四十三度五十六分，距京师偏西三十四度二十分”(同上)；“库陇勒(库尔勒)：北极高四十一度四十六分，距京师偏西二十九度五十六分”(同上，卷7《晷度二》)。二者记载完全相同。这说明傅作霖、高慎思确实参加了新疆舆图的测量，为中国地图测绘做出了重要贡献。
可以说，乾隆年间对新疆地区的测绘活动，吸收了西方最新的测绘理论，为中国的地图测绘事业培养了专业的测绘人才，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光辉篇章，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这次地图测绘，不但为乾隆《内府舆图》的绘制完成做出了重要贡献，使得中国的地图测绘再次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也为中国地理测绘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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