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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发表于 2008-9-29 13:01 只看该作者
王日根：会馆 多种文化元素交融碰撞之所
---- 王日根（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 北京日报
北京湖广会馆
在数百年来的中国社会变迁中，会馆作为“乡土之链”，呵护着侨寓异地的商人游子，特别是在战乱等多事之秋，会馆为同籍人士提供了生活的依靠和精神的寄托。
●会馆最初是作为同籍在京之人聚集之所而出现的
会馆是明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特定产物，它不仅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必然，亦与明清科举制度、人口流动相伴随。会馆最初是作为同籍在京之人聚集之所而出现的。明清时期交通的便捷、生产力的发展为贩运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南来北往的商人推进了国内物资的流通，可是由地域文化熏染出的不同语言、文化习俗又构成了商人们谋求发展的障碍，同籍商人的会馆由此有了内驱力，他们起而模仿官绅会馆并发扬光大之。科举制度的发展助长了地方主义观念的盛行，人们为谋求本地入官数的增多，不惜由官捐、商捐来建立会馆，为本籍应试子弟提供尽量周全的服务。
会馆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功能日益增加并规范化，“祀神、合乐、义举、公约”是其基本功能。神灵崇拜为会馆树立了集体象征和精神纽带；“合乐”为流寓人士提供了集会和娱乐的空间，人们会在节日期间“一堂谈笑，皆作乡音，雍雍如也”；“义举”则不仅为生者在身处逆境时由此解脱，更注重给死者创造暂厝、归葬的条件；而“公约”则要求会员遵循规章制度，维护集体利益，从而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有的人于会馆建立之初便要求会馆能发挥编户齐民、辅助治化的功能。立足于此，会馆有时还可以在解决内外纠纷以及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方面发挥作用。
会馆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从范围上看，除了以行政区划为单位外，还有因经商的地区相同而建的会馆，如泉郊会馆、厦郊会馆；又有同业组织为应付当地土著的压迫和保护自己利益而组合的会馆，如颜料行会馆、药行会馆等；从经费来源看，有官捐、商捐、喜金、租金、抽厘、放债生息等名目，各个会馆又各有侧重；再从内部管理看，有的是官绅掌印，有的是商人主管，有的还可能是手工业者或者农民自理。会馆存在于中国社会的许多地区，又有许多具体的表现形式，在京师省城、工商城市、移民区域，姿态各异，功能亦各有侧重，但内在仍有共同性。
●会馆在融合城乡文化、土客文化、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等方面独擅其长
会馆是带有中国本土文化风格、既能适应社会变迁、又能兼顾继承与创新的社会整合组织，在融合城乡文化、土客文化、雅俗文化、海陆文化、中外文化以及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等方面独擅其长。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一、城乡文化的碰撞与对接。有人说中国的城乡分化一直很不明显，有人说城市化的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其实，会馆往往能将城市与乡村连接起来。会馆经常是流入城市的同乡们为适应城市环境而设置的，有时乡村人也模仿这种形式在农村设置会馆，因此，我们把会馆看成是适应社会形势和追求进步的产物也许更为合适。
二、土客文化的碰撞与对接。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中原文化向周边扩散的态势，客籍与土著之间在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冲突颇多，会馆可以被看成是首先为了保护自己、继而谋求协调土客矛盾乃至进行相互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一种有效的组织。
三、雅俗文化的碰撞与对接。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有雅文化与俗文化的区分，一般区分为士绅文化与庶民文化，其中士绅文化较多儒家学说，庶民文化则又包含了许多道家、佛家的因素。其实，士绅文化与庶民文化从来就是相互交融和彼此取与的，会馆基本上可以说是提供了实施这种交融和互摄的场所。会馆戏台就是雅俗文化互渗的最佳场所。会馆越向后发展，越谋求封建政府的承认，有的申请备案，有的求其庇护。会馆的神灵崇拜也从初发期的单纯乡土神的崇拜日渐过渡到崇祀乡贤、名士的阶段，从单纯地寻找纽带发展到进一步谋求教化。同时，封建政府亦多给各地乡贤名士以封赠或崇其祀典。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清会馆神灵画廊之内容的不断丰富实质上是封建统治者对处于流动状态中的人们管理的加强，使他们接受士绅文化的教化。会馆一般都把戏台设于其显著位置，各地戏曲娱乐活动得以在节日的会馆戏台上一展其姿，这既推进了戏曲说唱艺术的发展，同时也是士绅文化与庶民文化相互交融的载体。这些均为雅文化与俗文化碰撞与对接的生动反映。
四、海陆文化的碰撞与对接。沿海与内陆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本身就有许多不同，商业文明一直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产生着巨大影响，沿海人把会馆设到内地，内地人把会馆设到沿海，无疑推进了沿海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首先，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吸引着内陆地区的人民向沿海方向流动以谋求发展，于是沿海地区便出现了大批来自内陆地区商人设置的会馆。如广州有云南会馆、四门会馆、新安会馆，潮州有汀龙会馆，福州有山陕会馆、河南会馆、湖南会馆、延平会馆、清城会馆等。内地与沿海地区的相连使内地的经济文化得到带动发展，同时，沿海的文化又不断向内地辐射，经受过沿海文化熏染的人们再把足迹伸向内陆，自然就推进了内地商业文化的发展。会馆的建立使内陆与沿海的市场联系了起来，推进了内陆经济的发展与国内市场的形成。其次，沿海的先进生产技术，经营手段也传入内陆地区。首先是外籍移民占据厚利，继而本籍土著亦纷纷仿效。在四川云阳，起初“业烟草者，多闽人，赖、卢诸姓皆清中叶来，以其业各县中，利颇饶，今多土人承之，烟草出金堂诸县，由渝、万转运”。再者，沿海与内陆的社会风尚亦相互渗透。在陕西，“传染南方风气，竞尚奢华”；在三原，“强半似扬州，习俗兼南北”。在这风俗相互迁染的过程中，会馆是文化互渗的重要基地。
五、中外文化的碰撞与对接。从明清乃至近现代，中国人流往海外者人数众多，外国人亦时有至中国从事各种事务者。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在海外各地，会馆成为中外文化碰撞与对接的基地。李明欢先生说：“海外会馆之建设是关系纽带制度化的尝试……会馆之运行体现为追求群体效应的实践，会馆达到了寻求社会资本的最大价值转化的目的。”
六、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的碰撞与对接。在会馆里一样有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的碰撞与对接，在推进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过程中，会馆亦功不可没。会馆的初建者把对传统美德的继承放在首位，而会馆的后继者们亦多受熏染，且信之弥坚，有的人提出“以光前人之志，禧后人好善向义之端”。有的提出“是以继续先贤遗志，兢兢业业，励精图治，而树后人之模型”。所有这些都说明会馆在文化的继承方面做出了努力，其中亦包含了对明清社会风气趋向浮靡的一种反拨、一种矫正，亦弥补了封建政府在这方面的管理空隙。
●文化继承与文化更新是会馆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与动力
会馆的建设在某种程度上是同籍人事业成功和弘扬道义的象征，于是捐助会馆往往编入地方志的义行之中，捐助能倡导一种向善好义的社会风气，保持优良文化品德的延续。会馆文化的追求更新主要体现在对近代社会变迁的适应上，士绅性会馆力图适应时事变化，为会馆的发展演变起到表率与仪范的作用。首先，许多会馆是由商人出资、官绅管理，其经营体制本身即意味着对传统四民观的观念更新。其次，明清时期义利相得是全社会较为风行的新的价值观，会馆是这种价值观发生和滋长的一个渊薮。再者，会馆对政治事务的干预、对社会管理事务的承担都反映了其不断适应形势所进行的自我更新。前者如福建会馆曾涉足省长的选举以及赈济事宜，后者如重庆八省会馆对重庆整个地方事务的管理，等等。
文化继承与文化更新是会馆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与动力，会馆是在封建体制的缝隙中不断地开辟自己的发展道路的。因此，与其把会馆看成是与明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适应的产物，不如说它也是一种创造，会馆始终自觉地奉行积极进取的宗旨，从而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变迁中既保存了传统，又推进着社会变迁，因而，会馆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过程中是功不可没的，在当今的海外华人社会中仍继续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延伸阅读 北京会馆类型
同乡性会馆
1.官绅会馆，如芜湖会馆、福州会馆、安溪会馆、湖广会馆等
2.试子会馆，约占80%以上，如遵化试馆、天津试馆、大宛试馆、歙县试馆、慈溪试馆、桐城试馆等
3.商人会馆，如临襄会馆、晋翼会馆、潞安会馆、临汾会馆、襄陵会馆等
同业性会馆
1.手工业同业会馆，如南新华街的玉行长春会馆、前门外西河沿的 银号行正乙祠、河东烟行会馆等
2.商业同业会馆，约21所，如颜料会馆、梨园会馆等
▲北京会馆总数约400所左右，其中试馆300多所，商业性会馆约占5%。有的兼有官绅和试子会馆的功能；有的一地有两个会馆，其中往往有一所属官绅会馆，另一所属试子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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