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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征祥

1927年10月4日，比利时布鲁日的圣安德诺修道院里发生了一件史无前例的大事，年近6旬的前中国北洋政府总理陆征祥在此地正式出家，成为了一名修道士。说起陆征祥，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人大多会有些印象，他堪称清末民初的一位外交奇才，但却因为在袁世凯逼迫下，与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而背上了骂名。正因为如此，布鲁日的市民对这位中国来的“大人物”充满了好奇，有些人甚至怀疑他是否能适应清苦的隐修生活。


其实，陆征祥选择在比利时出家并非一时心血来潮。签署“二十一条”后产生的负罪感、对北洋政府内外政策的绝望和比利时籍爱妻去世所带来的打击，使陆征祥最终选择放弃荣华富贵，前往比利时出家清修。成为“洋和尚”后，陆征祥并未忘记多灾多难的祖国，回忆起早年贪恋权位，违心地签署“二十一条”，他时常悔恨不已。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陆征祥主编了《益世报海外通讯》，介绍中国军民浴血抗战的情况，呼吁欧洲各国人民支持中国的抗战。他在以“木兰”为笔名的文章中写道:“我们中国正在为捍卫世界的文明而战……为了那些惨死于日军屠刀下的无辜中国百姓，请别买日本商品，因为你们所付出的这些钱很快会被日本人变成枪炮来杀戮中国的妇女、儿童和老人。”


1940年5月，希特勒出动大军占领了比利时，圣安德诺修道院也被德军充做了军营，包括陆征祥在内的修道士全部被赶出了修道院。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并没有动摇陆征祥反抗强权的信念，他不顾纳粹盖世太保的干扰和威胁，坚持在比利时各地演说，给深受战乱之苦的比利时人民带去了心灵上的慰藉。


由于陆征祥频繁进行反纳粹宣传，盖世太保盯上了他，派人将他抓了起来，并警告他“不许公然集会，否则将被视为破坏分子送往波兰。”但获释后的陆征祥不但没有听从“劝说”，反而更积极地进行演说。结果，陆征祥被恼羞成怒的盖世太保写进了“黑名单”，幸亏曾担任过蒋介石军事顾问的纳粹总督冯·法肯豪森极力阻止，他才没被押往设在波兰的死亡集中营。

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陆征祥利用组织人们祷告的机会，向不知情的比利时人民通报了这一激动人心的信息——“比利时的解放为时不远了!”他的消息鼓励着比利时人民熬过了黎明前的黑暗期。1944年9月24日，随着盟军解放比利时，被迫“云游四方”的陆征祥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圣安德诺修道院。为了嘉奖陆征祥虔诚的宗教信仰和不畏纳粹强权的精神，罗马教皇亲自任命他为比利时圣伯多禄修道院名誉院长。


陆征祥生平简介

陆征祥1871年生，1884年就读于上海广方言馆，后入北京同文馆习外文，尤精俄文。1893年奉派担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翻译官。八国联军之役，其长官许景澄被慈禧处死，遂心生不满。日俄战争事件后，在俄国愤而剪去发辫。陆征祥在俄结识比利时天主教女子培德女士，不顾使馆反对，于1899年结婚。由于陆征祥能力出色，表现优异，仍在1906年升任中国驻荷兰特命全权大使。1912年共和革命后，应总统袁世凯电命，从驻俄大使任所返国出任外交总长，并推动中国现代外交机构之改革，将清代“外务部”改为外交部。袁世凯称帝其间，曾短暂出任国务卿职务（目前网上流传陆征祥在袁世凯称帝时，担任国务卿“多年”，是明显错误。袁世凯称帝不及一年）。


陆征祥贡献卓著的是中国现代外交体制的建设。1912年10月8日国会通过的“外交部官则”，即是出自陆征祥手笔。外交部内设“一处一室一厅四司”：秘书处、参事室、总务厅、外政司、通商司、交际司、庶政司，部长下新设一次长，四秘书，分管英、日、法、德相关业务，参事则负责法规与条约之研究草拟。


陆征祥主掌外交其间，说服袁世凯同意废除清代外务人员“保举制”（由高官推荐外交人员）任用办法，禁止他部向外交部“疏通”人事，坚持选拔“不闹笑话之外交官”。陆就职后另订《外交官领事官任用暂行章程》，先将所有部内留任人员免职，再重新依照专业考核，凡无外语外事专业者不予授职，袁世凯之侄儿也因此离任，顾维钧则甫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返国即被延揽入部。至于外馆，陆征祥废止了清代由大使统筹包办使馆人事与财政权的旧规，外馆预算改由中央每年核拨决算，外馆正式人员皆须经中央政府考核任命。

“杀千刀的曹汝霖还我青岛来”，当年的青年学生高举声讨卖国贼，谋求国土完整统一的标语。

总括而言，民国时期军阀混战，中央各部专业化程度甚低，唯有外交部一枝独秀，培养了不少杰出的外交官，为中国这一“弱国”争取到较多利权，奠定了中国外交现代化的基础，陆征祥居功甚大。

陆征祥最为熟知者是中日《二十一条》与《凡尔赛条约》的签订，因此导致的负面评价往往归罪于他。但实际的情况可能更为复杂。

一、据较为严谨的研究和报导指出，中日“二十一条”的签订，主事者是外交部次长曹汝霖。总统袁世凯直接施压曹尽速签约，而参与谈判的陆征祥则帮助取消了最为不利的第五条条款（关于二十一条，也有意见认为是日本施压宣战，袁世凯被迫接受部分条款）。

二、1919年率顾维钧(驻美公使)、王正廷(广州政府代表)、施肇基(驻英公使)、魏宸组(驻比公使)等人赴巴黎出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会(巴黎和会)。由于山东问题爆发，日本坚持继承战败的德国之权益，中国发生五四运动。战胜列强不顾中国反对，接受日本要求。在中国国内巨大抗议声浪与政府训令下，中国代表团最终未能签署和约，成为战胜国中唯一未签字者。目前坊间流传之认识是，陆征祥在和会后期并未主持中国使团工作，因此抗拒签署的正义表现多被归功于顾维钧。


由于陆征祥夫人病况，陆征祥和会后即辞去职务滞留比利时，参与天主教本笃会工作，经过教会观察培训，成为正式修士，照料病妻并传教。培德女士1926年病逝后，陆征祥专心教会事务，二战其间，帮助受纳粹迫害之比国地方群众，并曾推动抵制日货之运动，为中国与盟国战胜而祈祷，受教廷封赠为比国圣伯多禄刚城修道院荣誉院长。


1945年曾有中国记者至比国采访陆征祥，据报导陆征祥曾对未来国情提出简短而著名之警语：“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


1949年陆征祥病逝于比利时，葬于比国布鲁日圣安得鲁修道院，与其教会同仁比邻。

至少这人还有点羞耻心，可比现在许多人强多了！

弱国无外交，不能只指责个人。

在政府的压迫和社会舆论下  奇才也发挥不出来

就像一只雄鹰困在笼子里 永远无法展翅高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