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日]田泽坦等
经过悠久的历史年代，日本产生了优异的民族文化。这个文化有许多方面是日本人从自己国内的渊源和灵感之中孕育而成的；其它方面来自亚洲大陆，在近代来自西方，并按日本人的趣味精炼之后，成为日本文化内在的要素。
《日本文化史——一个剖析》旨在按日本文化的渊源及其历史时代的先后顺序，追朔其发展过程，并试着对所谓日本文化遗产的“独特性”作出更精密的阐述。
这一共同研究的四位作者，田泽坦教授、松原三郎教授、奥田俊介助教授和永钿恭典教授将研究范围只限于造型艺术，从而可以对日本文化发展中的逐渐变化和日益多样化的轨迹，作较清晰的说明。这同时可以使人们看到，从古代起，经过中古以及现代各时期，日本和外部世界在历史上的接触虽间有中断，但总体上藕断丝连、未曾断绝。
这样处理，可使读者认识到日本文化的各种主题，既确实反映日本文化自身的价值存在，又都超越它们个体的题材，包孕着全人类普遍的感情和愿望。
日本外务省获得作者们的许可，编印此书，深信它会有助于促进对日本文化以及它在世界文化滚滚不绝的洪流中所占的地位的深入了解。
日本外务省情报文化局局长
一九七三年
[说明] 原书中文翻译有些不太通顺之处，我们在引用时做了最小限度的文字润色，同时对标点符号、遣词造句方面的欠妥之处，也进行了必要的修改。
【目录】
第一章、导言
第二章、古代生活与文化
第三章、中央政府的建立与吸收佛教文化
第四章、宫廷生活与民族文化的发展
第五章、武士阶级的兴起与中世纪时代文化
第六章、近代前的艺术和日本的感受性
第七章、城市的发展和市民文化的诞生
第八章、封建社会的崩溃和现代化
第一章、导言
日本文化虽然是东方传统文化的产物，却以其独特风采见称于世。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它的特征，或许可以说，它重视的是内在的意蕴，甚于外表的辉煌。
正如雅（高雅）、物之衰（自然伤感）、佗（幽静）以及寂（雅静）等概念所表现的日本人的美学情趣的特点，暗示的是美和感情和谐的世界。我们今天看到的独特的日本文化，是传统日本文化和外国文化不断接触所形成的结果。在这一系列的接触中，外国文化输入日本，为日本文化所吸收，两者和谐地融汇一体。这过程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特征，对外来文化的适应和开放两项，可以列入其中。日本人非但没有拒绝外来文化，而使它们和谐地进入日本自己的美学结构之中，并独具匠心且富于想象地加以变更，以适合日本的风土。
“文化”是统称学问、宗教和艺术等领域的一个总的名称，又可以分为文学、美术和音乐。因此，作为一个全体的现象来谈论日本文化，要作一般的概论，是极其困难的。
不过，我们至少可以在造型艺术方面应用上述观点。
现在日本各界人士都在批评，说日本人也许过分急于努力采纳吸收西方的物 质及机械文明，以至丧失了很多自己的传统美学感觉。当人们见到大量的环境污染造成对自然之美的破坏时，会对这样的批评表示同意的。
如果今天的日本真已经毫无批评地沉浸于西方文明潮流之中的话，那末，他们确实需要迅速改变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同时，对那些蹉叹日本传统文化已经衰落、但尚未能提出实际证据的人士，我们建议他们回顾一下日本文化发展的历史，对日本文化究竟是什么，重新加以认真思考。
本书想通过研究今天日本民族的祖先们怎样将各种外来文化“日本化”的过程，试图解析现代日本及其文化的意蕴。为了便于下面的叙述，我们不妨将日本历史划为五个明显的文化时代：古代（原始）、早期历史时代（古代）、中世时代（中世）、近代前时代（近世）及近代。要在这样一本小书中详细而充分地分析每一个时代，是不太可能的。因此，重点追溯上述各个时代的某个特定领域——既造型艺术的发展，相信效果可能会更好。
日本造型美术的肇始，可以上溯到远古时期（史前及原始时代）——大约在公元前七千年——也就是开始制造绳文型陶器的时候。这种手工制品用无釉的泥土烧成，饰以各种绳纹图案，从古代一直延续到公元六世纪佛教传入时为止。在这期间，还产生了弥生型陶器（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三世纪）以及古坟时代（公元四世纪）的巨型墓葬。弥生时代的特征是从亚洲大陆传入农耕和金属工具。
古代这一最早的文化时代，从日本的史前时代一直延伸到日本在帝王制度下首次统一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时为止。它的特征在于外国文化的传入，特别是在上述的弥生时代，当时产生的陶器形状多变而图案更加简单。
早期历史时代也可以称为佛教文化时代，来自大陆的文化影响虽然在上一个时期已经进入日本，但是大陆文化由于佛教的传入而在这一时代真正在日本昌盛起来。从佛教建筑、塑雕和绘画方面来看，其成果之辉煌，足以使这一时代称为佛教艺术的黄金时代。
从外国进口的东西，大部分来自唐朝统治下的、融合世界文化和异国情调的中国社会。在这一时期中，唐代中国社会对日本的巨大影响，使日本间接吸收了相当可观的国际文化。
（约在同一时期，西方世界所经历的是东哥特王国的崩溃，在格里哥雷一世领导下罗马教皇统治的建立，以及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建造。）
这一佛教文化时代可以再分成不同的三个时期：飞鸟时代（公元六世纪后期——公元七世纪初）、白凤时代（公元七世纪后期——公元八世纪初期）、天平时代（公元八世纪）。这样的分期反映了日本在接受中国和朝鲜的文化态度上的变化。
贵族的统治在新建立的国都京都开始，意味着日本文化在平安时代发生可观的变迁。中国唐代文化控制这一时代达一百年之久，但在平安时代后期（公元十世纪至公元十二世纪），或者称为藤原时代，曾经出现背弃中国文化而拥护新生的、带有本地特色的日本文化的情况。
这个时期的另一特征是官员贵族不认真执行公务，实际行政工作全由低级官员执行，这样他们的上司能在他们享有特权的社会中欣赏自然和艺术之美。事实上，正是这些高贵者的闲暇使得这些文化活动得以发展，因而催生了非常优美的、风格独特的日本文化。
从日本最原始的社会组织形式形成时，母权家庭制度就已经存在了，并且在平安时代的日本社会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当时妇女可以有自己的见解，无需对男性唯命是从，这是以后一千年中不复存在的现象。有例子表明当时甚至还有女性采邑的领主，以及经济上完全独立，或者有极高文化才能的女性。这或许可以印证人们常提到的所谓该时期的文化有“女性”痕迹，例如在美学感受中见到的“物之哀”（自然伤感）那样。
（在欧洲，法兰克王国正要建立封建制度，希腊正教会正在形成，因此使君士坦丁堡的东方教会和罗马的西方教会之间在1045年发生分裂变得更彻底）
在十三世纪初期，日本处于一个新的武士制度阶级统治之下。武士阶级对贵族的统治特权发起挑战，在日本文化中留下自己的痕迹。这些武士从地方富有的农业阶级中获得力量，成为一支雄心勃勃的革命力量，足以推翻早期历史时代的帝王国家成立以来一直把持大权的传统的统治阶级。于是，随着贵族权力的衰落和武士阶级的兴起，日本进入了封建社会的中古时代。
很明显，新兴的武士阶级不能一举摧毁整个国家结构。在封建制度未能稳固建立之前，他们必须和贵族阶层妥协，这种妥协持续了数百年之久。在文化方面的情形也是如此，传统的经典文化并没有消失。事实上，甚至还有证据说明武士曾企图使新兴的民众文化和没落的十二世纪及十三世纪的贵族文化相妥协。
谈论中世纪时代及其文化时，人们不能不注意到从中国明代传来的禅宗佛教的贡献。武士阶级的文化和伦理，实际上是以这一新的信仰为基础的。但是，就一般的艺术和文化而论，禅的全部影响直到足利政府在京都建立之后才出现，那是日本皇室在十四世纪分裂成对峙的南朝和北朝（南北朝时期）以后的事。那时，禅宗艺术才真正登堂入室，成为日本文化的主流。
在室町时代（公元十五世纪——十六世纪初期），禅宗文化摆脱了宗教束缚而经历了一个精炼的过程。这一时代的两项代表性的文化成就是“五山文学”和“水墨画”。五山指的是京都的五大禅寺（后来指镰仓的五个禅寺）。这一命名是仿效中国南宋的习俗以推崇某些寺院的。在日本，五山寺院的僧侣成为政府的政治和外交方面的顾问，或者在室町时代的学术和艺术活动中起着指导作用。因此，五山文化和水墨画，当时仅仅是在十六世纪末期禅宗僧侣们在文化活动方面的表象，但在历史上形成一种在美学感受方面确能代表日本的新颖文化。
（同一时期，在欧洲哥白尼公布了著名的太阳中心论，一五六四年米开朗基罗的逝世使得意大利艺术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结束。）
在十六世纪，地方军阀（大名）之间为了争权夺利不断发生冲突，导致全国统一的封建结构在因三位伟人——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以及德川家康——的相继出现而形成了。和日本这一历史发展相对照，欧洲的封建社会已经进入衰落时期，政治权力已经从贵族手中转给了皇室，而皇室在巨大的商业资本支持下，能建立起拥有官僚体制和常备军队的极权国家。
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期间的日本历史，按先后次序有织田和丰臣统治的安土——桃山时期（公元十六世纪后期），以及德川幕府统治的江户时期（公元十七世纪至公元十九世纪）。
武士阶级统治初期所特有的那种开明而蓬勃的精神，继续流传到安土——桃山时期，其间可以看到日本和世界各国之间经常而且热心地进行联系和贸易活动。安土——桃山时期生气勃勃的文化和这种商业精神是协调一致的。武士和富商是安土——桃山时代社会的领导者。以那时产生的巨大而动人的城堡建筑为典范，当时文化所特有的那种规模宏大和威武的特质也直接反映了他们的精神。
同时，也有一种颇为类似欧洲文艺复兴的趋势，对古典的宫廷文化表示留恋。这种现象尤其发生在书法和绘画方面，其代表作清楚地显示了典型的日本人对幽雅的青睐和偏爱。
安土——桃山文化在继之而来的江户时代经历了繁衍和变形。在江户时代初期，虽然安土——桃山文化还有相当影响力，但统一的德川社会很快就产生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当时的人们觉得安土——桃山时代的文化过于形式化，反映出武士对艺术和文学的发展的无法做出太多贡献的局限性。因为，武士社会信奉的封建伦理、孔子教条、繁琐仪节以及武士道（武士的伦理），限制人们自由自在地表达内心的感情。于是，平民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日本文化的领导者，在江户时代就出现了蓬勃的庶民文化的新时代。
江户时代的文化中，还残留着中国明代和清代文化的影响。到江户时代结束时，日本文化又面临着一种崭新的外来文化影响。那就是迈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西方文化的影响。
十九世纪中期的明治维新打开了日本的门户，使西方文化涌入了日本。从那时起，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现代化国家群中的一员。
正如我们试图在这简短的回顾中所指出的，远自绳文时代以来，日本人民面对外来文化，通过吸收和变更的过程，一直不断地在创造新文化、促进它的成长。虽然有些外来文化因子多少还保持着他们不同渊源所具有的异国色彩，但几大部分外来文化经历了去粗存精和加工琢磨的过程，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溶为日本文化的有机部分。
第二章 古代生活与文化
古代日本人的生活有原始社会的特点，在原始社会里，既无阶级，也无明显的权力结构。但是，日本历史上所谓“原始时代”，传统上是泛指从史前时代(大约三十万年以前，日本群岛在地理上和欧亚大陆分离的时候)起一直到大约公元六世纪时帝皇国家崛起时止。前文中提到的分得更细的阶段是绳文(新石器时代)、弥生(铜器时代)和古坟时代，这是按各时代的考古遗物所显示的文化上的差别确定的。
大约在一万年前，日本列岛的居民们放弃了洞穴住所，开始定居在简陋的有屋顶的房子里。这种房子是用支柱在地上挖的浅坑上架起屋顶的住屋，叫作“竖穴住居”。这些原始居民以渔猎为生，生活于所谓“觅食经济”之中。“原始社会”这个名称包含没有权力及阶级结构的意思，也最适用于绳文时代。这一时代持续了数千年，直到公元前四世纪或三世纪止。
名叫绳文陶器的土制器皿，最清楚地体现了绳文时代人民的创造性和纯朴性。这类器皿给人以朴素、有时甚至相当俗气的印象，这足以表明生活在经常要和大自然进行无情搏斗的人民所具有的震撼心弦的活力。绳文器皿在形状上和装饰上都变化多端，说明这一时代已经达到较高的手工艺水平。但是，令人颇感到讽刺意味的是，绳文时代的人虽然在制造绳文陶器方面手段如此高明，但在生产方面却相当落后。相比之下，中国早自公元前十三世纪起，人们已经知道耕作和应用铜制的工具了。
◆农业群体生活
日本群岛地理上和外界隔离，是日本文化长时期不能发展到超越新石器时代阶段的因素之一。公元前三至二世纪之间的一段时间，具有高度发达的金属技术的、起源于中国的先进文化传入日本。它的影响遍及日本，使日本人民的祖先们学会了农业技术和使用金属工具。金属工具既有青铜也有铁器，它使日本相当突然地一步跨入铁器时代。
采用梯田方式、集中种植水稻的农业出现在日本列岛，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而且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于是人们逐渐开始群体共居的生活。他们制订了评价群体每一成员劳动的质和量的方法，因此也就产生了贫富之间的差别——阶级结构形成的开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社会和政治上的差别进一步发展之后，渐渐产生了一百多个小国家（部落国家）。经过两个半世纪的激烈的夺权斗争之后，大和王国最终获得胜利，把很多小国统一起来，置于它的统治之下。
在这一时代的初期，金属工具已经开始使用，其文化习惯称为“弥生文化”，和较早的绳文文化不同之处，在于它的陶土器皿呈红灰色，而且装饰崇尚简朴，和绳文陶器华丽的装饰形成鲜明的对照。木制用具像长勺、槌、犁和柞等的出现，是这一时期的另一特点。青铜器中有枪、矛、剑、铜铎；后者作锥形铲状而平扁，类似于编钟，供仪礼之用。
◆政权的发展
近年来的考古工作，在日本各地，特别是在近畿地区，发掘出不少古坟。这些坟墓，起源于公元四至六世纪间，其最大的特点是前方后圆，成钥匙孔形，名叫前方后圆坟。这种古坟，原来周围都有沟堑环绕，其规模之大说明建造时颇费人力。从坟中发掘出来的精致的艺术品，也足以说明当时动用了很大的权力，施加了很大的影响。这样的坟墓当然是为统治阶级成员保留的，而它们的存在使我们看到大和王国在近畿地区建立之后，到公元三世纪或者四世纪时已经形成一个向南伸展到九州的统一国家。
陪葬在古坟中的有镜、刀、甲、马具以及个人用的装饰品，像耳环、手镯、冠和鞋之类的东西。有的将活马跟主人一起埋葬。在古坟中发现的各种手工制品中，最突出的是埴轮，即用土制成的偶像，习惯上把它们成圈地排在古坟四周。像人形、动物、家具、日用工具等有代表性一样，埴轮是研究当时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资料的重要来源。
在古坟时代，居住在用高柱支架的高架住屋中的风俗已经相当普及，先是高层阶级的独享，逐渐普及到平民之中，形成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建筑风格。这种房屋顶上有屋脊，上面加装饰用的木块，有合适的进出口和窗户；此外还有高架的仓库或者谷仓。这种形式的建筑保留到今天，在神社庙宇的“大社造”、“住吉造”或者“神明造”等形式中可以见到。
这一时代的宗教大部分属于自然崇拜，即拜物教。神和人、自然和人，没有很清晰的区别。人们的宗教感情反映他们对自然的依赖以及因而产生的对自然的畏惧；而禁律和魔法等活动，更增加了自然的神圣地位。日本有些研究原始宗教的学者认为：魔法原是农业仪节的一部分；对魔法的信奉是后来神道为日本全国所信奉的基础。但是人们清楚地看到，这种原始的自然崇拜，在古坟时代逐渐发展成为对祖先神位的崇拜，并为所建造的神庙为数之多所证实。
第三章、中央政府的建立与吸收佛教文化
◆佛教的传入
佛教在六世纪传入日本(佛教正式自当时和日本有关系的三个朝鲜半岛国家之一的百济传入日本，一般认为是公元五三八年)，当时的日本人觉得诸神不仅是人类的保护者和赐福者，而且在对人类的祈祷和礼拜感到不满时有邪恶和怨仇的力量，会摧残和损毁人类。而外来的神——佛陀，则和日本的神截然不同，给人们带来的是仁慈和救济的福音。
日本的知识分子以敬畏而喜悦的复杂感情欢迎这一外来的教义。但是一般平民并没有看到佛教的宗教行为和他们原来信奉的魔法及自然崇拜之间有什么不同， 因此当他们到神庙中去求他们的神息怒时，其心情和他们拜佛诵经求保佑时一样。
当时有一位人物真正了解佛教的真义，把佛教视为使人类从尘世的“幻像”中解脱出来的宗教，而不是一种解除灾难的咒术信仰。这位人物就是圣德太子。现在有一种未能具体证实的传统看法，认为当时贵族之间对佛教应该采纳还是拒绝，发生过颇为激烈的争执。
在佛教传入日本的这一时期中，大和王国正在从一个由许多势力强大的部族构成的权力结构进化成为一个中央政府。宫廷决定利用佛教作为政治工具，加上圣德太子热心采纳和支持这一新宗教，这使它在新的环境中获得很大的成功。于是，佛教在那时使日本文化在建筑、雕刻、绘画以及装饰艺术等方面取得一些辉煌的成就。这种种努力得到大和宫庭的大力支持，为的是要给人民深刻的印象以扩大政府的势力。
◆佛教文化
从佛教传入到大化革新(公元六四五年)建立中央政府的大约一个世纪，我们称之为飞鸟时期。这是吸收外来的佛教文化的黄金时代，这种吸收是通过研究中国翻译的佛经以及朝鲜从中国学到的雕刻艺术而得以实现的。
日本所接触的中国和朝鲜文化，包涵着从印度以及更西方的国家的文化影响， 因此飞鸟文化可以说是从整个东方的文化遗产中衍生出来的。现在佛教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发挥全部社会机能了，佛寺往往只限于进行祭亡或纪念仪节。可是在大和王朝，佛寺是统治阶级的权力与财富的象征，因此也成了一种新文化的中心。
朱红漆的柱子，有华丽的屋檐(被称为“斗拱”)的大陆样式的辉煌建筑，用“乾漆”或者装金箔的青铜雕制成的佛像，色彩鲜艳触目的宗教绘画——诸如此类的大陆艺术，深深刺激着日本人的美学感受；这种审美感受，充分表现在根本上起源于固有而特别的日本精神的艺术成就之中。
佛寺的建筑形成日本建筑中新文化的开端，它和平民住的简陋的茅舍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以确定为飞鸟时代遗留的建筑物，现在已经不复存在。我们对当时寺院的概念，是从被保存下来的建筑图中获得的。这种图样说明当时流行两种类型，即四天王寺型和法隆寺型。法隆寺的建筑或许最足以显示飞鸟文化的性质。法隆寺原来的建筑虽然在七世纪初建成而在公元六七〇年毁于火灾；但我们今天仍可看到重建的寺院，是同一世纪（七世纪）末期建成的，这些寺院反映了飞鸟建筑的建造风格和技术特点。
法隆寺中还保存着很多从飞鸟时代传下来的佛教雕刻像。主要有释迦三尊像(释迎摩尼和两位侍从)，是公元六二三年鞍作部之首止利制作的，安置在金堂(主堂)中；此外，还有供奉在梦殿中的观音像。据说释迦三尊像是为了纪念圣德太子而建立的，释迎的容貌散发一种“古典的微笑”，而其外袍随风吹起一角，使全身具有三角型的结构。释迎三尊像的艺术象征主义，清楚地反映了飞鸟时代雕刻艺术的特点，而飞鸟雕刻反映的正是北魏时代后期中国雕刻那种严格而组织严密的特征。
法隆寺中的百济观音雕像是飞鸟文化的另一个例子。这尊观音像和释迦三尊像对比，给人以更为温和文雅的印象。它应用的技术和释迦三尊像的创作者止利所用的不同，说明当时有不属于止利一派的艺术家存在。他们的技术似乎起源于六世纪后期中国北周或北齐的大师们。
飞鸟时代的很多艺术家是在中国或者朝鲜出生后定居日本的，或者是这些移民的后代。从作品风格来看，他们在心理上和社会态度上已经完全同化于日本，这大概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尽管他们曾学习过中国或者朝鲜的典范，但他们的作品明显渗透出日本气息。
◆佛教文化的昌盛
大化革新(公元六四五年)中，宫廷放逐了控制朝政的一个强大部族联合体——苏我家族，清除了王朝不稳的根源，并取范唐代，制定了法律制度，成立了中央政府。在日本艺术史上，从大化革新到公元七一〇年建都奈良的时期，称为白凤时代。由于佛教仍在政府的保护之下继续昌盛，这一时代的文化倾向主要还是佛教式的。
在白凤时代，日本开始和唐代中国正式进行交流，不时派使节前往大陆。与大陆的接触增加，对这一时期的文化的形成产生巨大影响。例如，在白凤时代的雕刻中可以看到隋朝和初唐中国的影响。最足以代表这一时代艺术作品的应推兴福寺的铜佛头，它那美妙的儿童似的表情，特别是在双眼中所流露的美，是举世闻名的。
白凤文化反映出统治阶级在建立了新的立法制度之后信心十足的氛围。这一时代的文化洋溢着健康而肯定的活力，不仅见于艺术之中，也可见于当时的文学作品之中，例如现存最早的和歌总集《万叶集》，就是高度反映了艺术性和优雅性的诗集。
这一时代中，建造佛寺和建立佛像的热忱，从国都流传到全国各地，而各地艺术家们在自己制造的金箔佛像上添加了强烈的地方色彩。这可以证明当时佛教文化业已遍及全国各地。
最能说明白凤时代文化高度发达的艺术作品，该数法隆寺金堂的壁画。这些绘画于一九四九年遭大火毁坏，实在是十分不幸之事，因为画家虽然受到来自印度的技术影响，但该画仍具有出色的创造性。这一损失特别令人感到遗憾，其原因是这一无法重获的文化遗产非常清楚地显示出传统的日本本国文化和各种外来文化如何协调融合成为日本艺术中一种独特的品质。
◆古典文化的特征
圣武天皇统治下的天平时代，从公元七一〇年在奈良建都时起到公元七九四年迁都京都时止。在政府积极吸收中国和朝鲜文化的政策之下，国家的发展有了一个稳定的方向。当时的日本文化反映出国势渐盛以及影响日本的各国文化具有高度发展的水平。
随着宫廷对佛教的热忱不断增长，显赫的宗教势力移入新国都奈良。这一时期中建造的巨大寺院和宗教建筑物，标志着佛教文化在日本的发展达到了顶点。圣武天皇在位时大力推行提倡佛教政策，颁令全国各地建立地方(国)寺院，即国分寺；并下在奈良建造国分寺的总寺，即规模宏伟的东大寺，以安放巨大的大佛。当时统治阶级对佛教事业的热心，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简直达到了发疯的程度。
这一时代的艺术成就直到今天仍为艺术爱好者热情赞赏。一般认为天平时代艺术家们所以达到这样高的水平，不仅是由于他们有精益求精的进取精神，同时也由于他们富于当时普遍存在的宗教热忱。但是，吸收大陆文化并不意味同时附带接受这类文化产品的本源，即哲学思想和社会基本结构模式。正因为如此，外来文化结果并没有使日本人的生活和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也没有完全压倒传统的日本文化。客观地说，当时发展形成的其实是两类文化的共存。土生土长的日本文化的不移之力，可以在前面提到的《万叶集》中见到。这本共收了四千四百首诗的巨集的作者，包括自贵族到平民的广泛阶层。诗集中有许多证明日本人的健康心理和旺盛活力的诗作。这样的特质，无疑地为天平文化带来了威严和力量。
中国唐代的文化综合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使它具有世界性和异国气息的性质。唐代艺术的特征之一是它那高度装饰性的趋势，在日本的美学感受中觉得过于修饰，以至浅薄和缺乏内在的幽雅和高贵。日本人的审美趋向可见于诸如圣林寺的观音像，东大寺法华堂的日光及月光雕像等艺术作品之中。这些作品通过那种恬静和高度精神的内质，传达了日本独特的和谐之感。
天平时代的艺术真正可以称为日本古典艺术的结晶。这一时代的佛教建筑物，现存者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东大寺的法华堂和唐招提寺的金堂。当时佛像制作中采用最多的是泥塑或者“乾漆”（麻布层层黏合后在上面涂以漆料)制成的佛像。
这一时代的主要代表作品中有药师寺供奉的药师三尊、兴福寺的八天尊和十大弟子像、东大寺法华堂供奉的不空羂索观音，这些佛像都给人以充满青春活力的感受，其写实的风格也令人注目。
然而，天平时代末期的作品艺术特征，显示出对感官的刺激和节制的优雅特别偏爱，这种特质和白凤时代的雕塑所表现的宏伟和活力形成鲜明对比，其结果减弱了早期作品中所表达的那种威武逼人的力量。
正在此时，日本的佛教艺术因为中国的鉴真和尚来访而得到新的动力。在鉴真建造的唐招提寺中，有很多木雕像，据说是和鉴真同来的中国艺术家们的作品。这些作品对后来的贞观型雕塑有很强大的影响。
在奈良正仓院中保存着许多据说是圣武天皇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物品，对了解天平时代的艺术和当时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很有帮助。这些手工制品中有些直接来自中国，但有很多显然是模仿中国制品在日本仿制的，这也足以说明日本统治阶级对中国文化的向往。同时，这些制品的精巧工艺，有力地说明日本艺术家已经获得很高的技艺，也说明当时的贵族过着水平很高的文化生活。
第四章、宫廷生活与民族文化的发展
◆佛教的同化
继奈良时代而兴起的平安时代，从公元七九四年建都于平安(现在的京都)时起，到一一八五年平家灭亡时止，前后延续四百余年。这一时期日本文化在不断变迁。但是，就整个时代而论，这一时代也可以说是文化生活的几个组成部分正在溶合形成一种有日本特色的综合形式。换言之，这是外来的中国文化趋于本土化、或者说把输入的中国文化“日本化”的时代。
平安时代初期的社会，理论上虽然仍以中国式的律令制度为基础，但在政治和社会部门中却已开始出现和奈良时代不同的趋势。
特权阶级，也就是僧侣和贵族，竞相把公地占为已有。公有土地迅速减少和私有土地的剧增，使一般农民的负担大大增加，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土地，交给当地地主，成为在当地庄园干活的佃农，庄园因此而兴起。由于人民不愿实施公有土地制度，因而使这种制度注定只是一种理想，一种徒具虚名的制度。与此同时，贵族独裁则开始在当朝权贵藤原家族庇护下生根。于是中央政府的官僚政治结构实际上也不起作用了，整个立法结构名存实亡。
在文化领域中，贵族政治影响最大。在迁都后不久，两位僧人——最澄和空海，在中国学习后回国，带来了密教的高度严格的形而上学的崇拜仪典。最澄成立了天台宗， 空海创立了真言宗，虽然都以佛的信念为中心，但各自在思想意识和经济上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宗教系派。
贵族公开欢迎新的佛教，不仅由于它那种深奥庄严的教义，更由于它的经文颇能满足入们的欲望。平安时代早期密教所以兴盛一时，大致是由于它深得宫廷贵族的欢心，他们都习惯于追求世间的享受。他们的不安全感来自他门谋求荣誉和兴旺的欲望经常在现实的争权斗争中受到挫折。他们热烈颂扬这一新的信仰，说它能令人心理上感到安慰，从生活的艰辛中解脱出来。事实上还有证据说明，宗教领袖们为了促进自己的宗派的发展，主动去和贵族接触。
由于密教有如此的发展，佛教艺术也开始以密教为主也就是很自然的了。事实上，这一时期的艺术成就所显示的神秘特征，也是此前的佛教艺术作品中无法观察到的。
这一时代在艺术史上称为“贞观时代”，以宗教绘画“曼茶罗”最为突出，是以绘画为媒介来传达佛教理念的；还有佛像，是供驱逐邪恶的祈祷仪式用的。现在神护寺中保存的两界曼茶罗，以劲健有力的细线烘托出流畅的仁慈美妙，值得注意。这些形象的特征是单单运用线条，就如此精确而熟练地产生出立体效果，使它们成为“线条艺术”的不朽杰作。
那时的雕塑以木雕为主。整个佛像用一整块木料雕成。那精细而有力的凿工，最足以代表密教的精神。神护寺的药师如来和观心寺的如意轮观音是两个出色的例子。
密教绘画和雕塑，一般有神秘的性质，暗示有一种潜在的搏动着的精神力量。它们产生一种令人敬畏的庄严之感。
◆国风(民族)文化的昌盛
平安时代在十世纪时达到成熟时期， 日本文化也更明晰地显现出日本品味。这一发展，无疑有两个重要因素，即在九世纪后期停止了同大陆的官方来往以及日本假名文学的萌发。
在政治方面，藤原氏家族包办了摄政和关白(天皇的首席顾问)职位而继续垄断朝政。宫廷到这时已经完全变成了表演典礼仪式的场所。
宫廷官吏们由于庄园的繁荣，收入源源不断，物质生活得到保障，因而生活奢侈而悠闲。除了在地方担任实际工作的中、下级官员外，大多数贵族在京城中成为悠闲的特权阶层。他们有闲暇欣赏艺术、诗歌和自然风光，和宫中女侍往来幽会，以此提高在宫廷中的地位。这些特权者们促成了高度雅致的文化，如我们在著名的《源氏物语》以及佛教绘画和大和绘(日本式的绘画)之类的杰作中所见到的，描写了独特的日本式的美的世界。
但是，这种贵族文化的视野相当狭隘。从社会和经济上说来，它不是国家之福，而是一种负担。按当时的历史环境而言，这种情形极可能是无法避免的。日本在国际上和所有外来的直接影响相隔绝，而在国内贵族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阶级，和平民的生活完全脱离。但是，发现日本的文化潜力的，却是这些贵族，因为他们生活悠闲，通过努力使民族文化摆脱大陆的影响。自此，日本文化才具有自己独特的优雅和富于人情之感。
日本本国文化之花，最先在文学领域中开放。这一发展主要源于假名文字的发明，因为假名文字使日本人能比用中文更加彻底而确切地表达自己的感情与思想，日本古典形式的诗“和歌”很快就变成表达精致的贵族感受和理解的合适的媒介。同时，贵族阶级内部的活动也日渐多样化，有人很快感到和歌的形式束缚他们表达自己的思想，于是创造了日本式散文叙事的新形式。
文学叙事作品的例子很多，有《竹取物语》和《宇津保物语》，虽然其中最杰出的作品无疑应推宫廷女官紫式部所作的《源氏物语》。这部作品以丰富的构思和优雅的文笔，细致地描写贵族世界中恋爱故事的瑰丽和辉煌。在叙事中流露出紫式部深刻的宗教气质、浓重的人生哲学，而这些均是以人生短暂之感为基础的。这种概念带来的感情被称为“物之哀”(自然之悲)。
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化的演变现象，也见于建筑风格，特别见于一种新的所谓“寝殿造”之中。这种住房建筑，由于外表自然和谐，受到贵族阶级的欢迎。这种房屋的特点，是有仿照自然风景而建的宽敞的庭园以及用薄薄的日本丝柏树皮层层铺成的屋顶建造成的房屋。房屋之中的屏风和隔门上，装饰第一流画家的绘画，画的是日本四季的山水风光。
在这时期中，画家们为了寻求适于表现日本主题的技巧，曾经作了不少艺术上的试验。这一寻求的结果就出现了大和绘，它是一种纯日本式的绘画技法。
这一时期的一些庭园至今还保存着，例如京都的仙洞御所以及岩手的毛越寺中的庭园。在建筑方面，京都御所（京都皇宫）和宇治平等院的凤凰堂，都具有平安时代建筑的特点。
◆佛教净土宗的兴起
平安时代后期，当密教作为贵族的宗教继续发展时，另一种新的显然受人们欢迎的信仰开始出现。这就是所谓的净土宗，认为一个人只要念佛，简单地念诵一声阿弥陀佛，就可以在净土乐园中再生；同时，认为眼前的世界（现世）对人类来说是一切皆空，但在下辈子得救是有可能的。这种教义以末世论为主，和密教的在现世中一切愿望可以得到满足的主张形成尖锐的对立。
净土宗渐渐渗入到贵族阶级之中，因为贵族对新宗教修来世幸福的说法很感兴趣。贵族中的信徒们为供奉阿弥陀佛建造了瑰丽的阿弥陀堂，采用最先进的建筑技术。这种寺庙规模较小，设计时设有宽广的空地，使信徒们可以绕着阿弥陀佛像步行。建筑外表朴素，但内部装饰得相当堂皇。这类建筑中现在还存在的主要有京都平等院的阿弥陀堂及平泉中尊寺的金色堂。
平安时代后期的雕塑， 以其贵族式的优雅和浓郁的人情味见称，达到一定的精炼脱俗的程度，标志日本造形艺术达到一个顶峰。在这一时期中，较早的以一整块木料雕像的技术已由一种名为“寄木”的新技术所代替，这种技术是将多块木料配合起来，结果可能促成了分工和大量生产。著名的艺术家定朝所作的阿弥陀佛，保存在平等院的凤凰堂中，是流传至今的最优秀的杰作。它被后世的雕刻家们视为典范，那种美与和谐的相映成趣的造形，成为谋求在净土乐园中再生的贵族们潜心静思的理想对象。
随着净土宗的兴起，宗教绘画出现了新的趋势，以“来迎图”为代表，图中画有阿弥陀佛白天降临来欢迎忠诚信徒的情景。
◆绘卷的天下
绘卷是在手卷上画的大和绘。绘卷作为绘画的媒介以一连串的画面表现场景和动作，充分发挥了它的功能产生时空动感，效果颇似幻灯片。这类绘画可能源于日本，其发展适应人们要用绘画来再现文学叙事作品的要求。绘卷通常有所谓“词书”的说明，来表达一些爱情故事、传奇、传记，以及有关佛教或神道寺院的起源及历史。
绘卷绝大部分描绘历史故事或者传说故事。它们的主题通常是以悲剧或者喜剧的方式来描绘恋爱故事、战争、信仰、奇迹，或者一些神秘乃至古怪的故事。多数绘画颜色瑰丽夺目，绘描有力。代表性的杰作是《源氏物语绘卷》、《信贵山缘起》、《伴大纳言绘词》和《乌兽戏画》。
描绘和欣赏这些绘画的不论绘者还是欣赏者，虽然都是贵族阶级成员，但其中也有平民生活的画面。但是，那一时代留给我们的形象，往往会是一位贵族人士在展阅这样的手卷，沉浸在一个由幻想和现实交织成的浪漫的世界之中。
于是， 日本进入它的中世时代。
第五章、武士阶级的兴起与中世纪时代文化
◆武家政治的建立
贵族统治阶级的权力和地位是由于他们接近天皇而形成的。在地方散居的富农和贵族们由于经营农业，势力日益巩固，形成一个新兴的武士阶级。贵族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渐渐转移到新兴的武士阶级手中。武士阶级以封建主和家臣从仆的契约形式和社会中低层人民建立关保而获得力量，当他们集聚了足够的力量，便推翻了传统的统治阶级而建立了新的封建社会。从这时开始的日本中古时代，持续了近四个世纪，包括镰仓和室町两个时代。镰仓时代自十二世纪末镰仓幕府成立开始，到一三三三年崩溃为止，延续了大约一个半世纪。
在平安时代，武士们至少在名义上得服从贵族。同时，武士首领必须是贵族出身，不是来自平氏家，就是来自源氏家。但是这种表面形式，在各地方由于实权转给武士而很快消失了。保元(公元一一五六年)和平治(公元一一五九年)时期的内战，最先为武士们打开了渗入中央政府的道路。
战争中获得胜利的平清盛第一个建立了军事统治政权。但是，平氏家族在获得权力之后，因昔日贵族政府同样的弱点而削弱，终于被源氏家族推翻。源赖朝于一一八五年在镰仓城设立幕府，并且努力巩固军政府的基础。于是政府的中心迁移到镰仓，但是文化中心仍在京都宫廷之中，贵族们仍占有着文化上的优势。
如此大规模的社会变迁，必然使民族的思想和感觉发生很大的变化。于是，贵族的那种细巧、优雅和温柔的感情渐渐被抛弃。新的趋向是对脚踏实地毫不做作和强盛有力的风度的欣赏。重建战争(一一八〇年)中被焚的东大寺和兴福寺，表现了这种朴实雄壮的新精神。东大寺的大佛殿是那一时期中建筑的盛举，经二十年之久，于一一九五年完工。奈良和京都的佛像雕塑人员都被召去参加这一工程。这尊巨大的佛像结实有力，被称为“大佛样”，它使完工后的大殿气势特别雄伟。
当时有三位最伟大的佛像雕塑家在奈良居住：运庆、快庆和湛庆。他们三人在艺术表现上相当自由洒脱，都能吸收新时代的精神并用自己独特的风格把它反映出来。运庆的第一个代表作是他于一一七六年创作的圆成寺的大日如来。在这一成就之后，运庆和他的徒弟们雕塑了东大寺南大门的仁王像和兴福寺的无著及世亲二尊佛像。
这些佛像以及其它很多杰作，以完全写实的原则为依据，造成了独特而十分有力的运庆风格。在快庆传给后世的许多名作之中，我们不妨列举他创作的弥勒菩萨(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院)、僧侣打扮的神道八幡大神雕像以及在东大寺的一草地藏菩萨像。这些作品反映了快庆对他通过写实和造形美的平衡而表达出来的精巧和柔和十分关心。
◆肖像画和绘卷受欢迎
镰仓时代向写实主义发展的趋势反映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它促成了所谓说明性或者描写性的文化的产生。在文学方面，这种趋势采取了叙述的形式，在艺术方面则表现在肖像画和绘卷之中。这时期的肖像画最显著的特点是强调个性和注意写实的细节，特别重视面容的刻画。
肖像画发达的原因可在封建社会本身的形成中找到答案。镰仓幕府以封主和臣仆之间存在的互相忠诚的关保为基础，和传统的固定僵化的阶级分层和附属关保成为对比的是，人们越来越感觉到自己是人，因此对自己的同胞更加注意关心。肖像画的发展可以看成是人们要达到这种要求与愿望的艺术表现。
绘卷的发展有赖于有更多的人能欣赏。这种绘卷所以迅速受到大家的欢迎， 当然主要是由于这种绘卷连文盲都能欣赏。
镰仓绘卷比它以前主要用以叙述故事的绘卷的种类更为复杂。这时宗教和战争成了这一艺术形式中经常出现的主要题材。绘卷的数量和种类增多，这一时期出现的佛教新宗派用绘图描写一座寺院的历史，或者一个宗派创始者的传记，作为他们宣扬宗教活动的一部分。武士阶级则运用绘卷来宣扬武士精神，诸如此类的因素，有助于说明这类绘卷的说明性和叙事性，也说明描述绘卷中某些人物的个性。这一时代中优秀的宗教作品的例子不可胜数，诸如《粉河寺缘起》、《当麻曼茶罗缘起》、《华严缘起》及《一遍上人绘传》。
佛教的新宗派，诸如净土宗和法华宗(又称日莲宗)的出现，对宗教绘卷的发展特别重要。新的宗派是在镰仓时代初期的社会动乱中出现的。这些新宗派和平安时代较古老的佛教相比较，古老佛教除了是一种国教和面向祷告者的宗教外，似乎有点学究气和贵族气，而新宗派给信仰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基础。
佛教是悉达多王子(释迦)放弃憎人在俗世中的权力而创立的宗教；这一事实清楚说明佛教是超越国家权力的，事实上佛教是希望解放全人类的普遍宗教。同时，这一时代日本出现了像法然和亲鸾那样的名僧大德，主张和国家割绝所有关系，坚持宗教的独立性，这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
这时代出现了很多新宗派，它们的发展方向都受人们欢迎，而且都具有讲究实际和个人主义的色彩。这些新宗派的兴起以及他们所进行的种种活动，对古老的佛教宗派以及土生土长的神道也产生刺激作用。其结果使古老的佛教发生革新运动，使神道寺庙的活动趋于活跃。
日本和当时统治中国的宋朝虽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两国之间的交流频繁，原因之一是由于平清盛努力促进中日之间贸易的结果。不少日本僧人去中国研究禅学，然后回国广泛传播。其中最有名的二人的名字与禅宗东传具有密切关联：荣西创立了临济宗，道元创立了曹洞宗。禅宗传播到日本，它主张抛弃一切、只管打坐（也就是默思），以求精神上的醒悟，对以后的年代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禅宗思想和武士文化
在南北朝内战之后，武士阶级的权力大为加强，对占有优势地位的贵族文化开始有所革新，作出自己的贡献。武士文化在室町时代(自一三三三年镰仓幕府崩溃时起到一五七三年室町幕府结束时止)达到了巅峰。在这一时期政府中心迁回京都。
禅宗与佛教其它宗派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个人的修练和守律。禅宗僧人将禅宗教义从中国带回日本的同时，也把宋代和元代的艺术传入日本。禅宗与其说崇拜偶像，更注重自我开悟。禅宗的这些新特性很容易为武士文化所接纳。
禅宗受到足利将军和当时统治阶级的保护。禅宗采取了五山十刹的体制，并根据这个体制指定五座寺院为头等寺院，十座寺院为二等寺院。这五寺的憎人成了室町幕府的政治顾问，非但参与政治、外交和贸易方面事务，而且在艺术和学问方面也起了主导作用。
“五山文学”主要以禅宗憎人所作的学究式的智慧游戏为内容，可以说是禅宗文化趋于世俗化的一个标志。另一个世俗化的标志见于建筑之中。现在仍被视为日本住宅的基本装置的“床”(凹室)“棚”(和床相连接的有架凹室)，以及“书院”(桌和囱)，是书院式建筑的特点，这些装置是在室町时代末期出现的，也是从僧人的书房形式转变而成的。
◆禅和自然
这一时期典型的绘画当然是用墨绘的，即所谓成为禅宗文化主要部分的“水墨画”。大和绘的风格以激动的感情和悦目的颜色为生命和灵魂，而单黑色的水墨画则特别抽象，富于暗示。禅宗高度推祟水墨画或山水画，因为它使人和自然保持精神上的联系。僧人们自己把绘画当作精神上的一种消遣，其中不少人成为熟练的专业画家，即所谓的“画僧”。
有两位出身僧门的画家值得一提，一位是作瓢鲇图(试用瓢去捕鲇鱼之图)的如拙，另一位是使日本山水画趋于风格完美的周文。这两位画家虽然都可以说是大师，但真正用墨创造出日本水墨山水杰作的，是一四六九年从明朝中国回国的雪舟。雪舟不属于国都中绘画圈内的人物，他住在荒僻的乡村，和各行各业的人交往，致力于创作真正反映日本精神的水墨画。他的代表作有《天桥立图》、《山水长卷(四季山水)》、《秋冬山水图》和《泼墨山水图》等。
日本人自远古以来就喜爱模仿自然建造的人工庭园。禅宗爱好自然，对这方面贡献极大，有很多禅宗僧人，包括梦窗国师在内，在庭园设计方面成为专家。这些僧人开创了庭园设计的新风格，把自然的广阔天地压缩到有限的空间中，同时以一种象征的方式来代表大自然。寥寥数树、数石，就足以暗示整个大自然，这与这些僧人所欣赏的单色山水画的特点相同。西芳寺的庭园是个最好的例子。也有光用石块和砂子来表示大自然天地广阔的庭园，这种庭园被命名为“石庭”或者“枯山水”。
第六章、近代前的艺术和日本的感受性
◆城下町文化和城堡
一四六七年“应仁之乱”后， 日本进入了内战时期。很多大名或者封建领主建立了事实上成为独立政治整体的采邑。他们成立了封建组织以取代昔日的庄园制度，由大名直接管辖他的领邑和在该区中生活的人民。内战时代的大名多数是以前有权有势的地方豪族中的暴发户。
日本近代前的时代可以说是从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三位英雄人物开始的，他们相继建立了控制许多大名及其盟友的统一联盟。就艺术而言，日本近代前的时代包括桃山和江户两个时期。近代前的时代从桃山时代开始，也就是从一五七三年织田信长统一全国之后的时代开始，这个时期从室町幕府崩溃一直到一六一五年丰臣家族崩溃时为止。
这一时代由于政治相当稳定，工业生产增长，经济迅速发展。这些因素直接反映于文化之中，旧的形式被破除了，人民扩展了新的力量，产生了真实、肯定和新兴的文化氛围。
新统治者开明的精神反映在这一时代出现的空前辉煌之中。日本人的创造力开始在新的生活领域之中发生重大作用。在此之前，几乎完全中断了的和西方的接触也在增多，使人民的生活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日本人首次认识到日本在地球以及世界地图上的位置，开始放开眼界看世界。他们对奇迹和神秘的感觉，受到西方的物质文化冲击，包括武器（鸟铳）以及基督教信仰绝对上帝的精神文化等刺激。
封建社会的成熟以及城市商业的发展，促使拥有极大财力的富商的出现。武士的领导人竭力把这种商人在城市的行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富商们也通过他们和封建领主之间的密切关保而继续扩大自己的影响。在这样的特殊制度之下，城堡以及它们周围的城镇在海外贸易和城市商业发展的背景之下，衍生出巧妙的和富于创造性的文化。
大名在建立封邑时，要在自己的封邑中心的平地上交通便利的地点建造一座半永久性的城堡，然后在城堡周围建立一个城镇， 即所谓的“城下町”。城堡是天然的军事设备，但是随着外国武器传人日本，在长期的内战中封建领主要把城堡装备得在军事上更加先进，城堡的规模也搞得越来越大。城堡还用以炫耀封建领主的权力，但是要起到这样的作用，堡楼一定要建造得高耸入云。
日本式的堡楼(天守阁)是由纯日本式的创造力创建的独特的多层楼阁建筑。天守阁城堡不仅要作为领袖权威的象征，而且也要成为诸如建筑、雕刻、工艺美术、绘画以及庭园等造型艺术真正的中心。这类造型艺术对美的整体都有所贡献。因此城堡往往为了更能表示出政治和精神上的品质，宁可减弱军事上的使用性能。
安土城就是这样的建筑。它是一五七六年按照织田信长的命令建造的，是综合了各种各样的造型艺术以显示出军事、财政和政治力量的辉煌的宫殿。据说堡楼高达七层。安土城的高耸形式为丰臣秀吉所接受，他进而应用这种形式建造了大坂城、聚乐台宫殿和京都的伏见城。那一时期是建造城堡的黄金时代，池田辉政于一六〇九年建造的姬路城，是这一时代的代表作。这城堡迄今保持完好。
武士的领袖要建造这样一座城堡或者大宫殿时，要有大幅绘画来点缀内部，请艺术家绘画以装饰那些可以移动的屏障、隔门、折合式屏风以及墙纸。这类绘画名为障壁画。狩野派的画家以色彩丰富和线条苍劲的风格闻名，他们试将大和绘的用色和水墨画的构图结合起来。于是，大约在这时候已经近于软弱无力的绘画形式，得到了新的力量和新的气息。狩野派经常绘制非常出色的花卉和鸟类，用墨绘粗线后再涂上辉煌的颜料。
日本绘画在此之前以朴素大方和细致为重，而狩野派的绘画以规模宏大的构图出现，是日本绘画中的新事物。安土城、大坂城以及聚乐台宫殿中所见的装饰性的绘画，传说是当时最优秀的艺术家狞野永德的作品，实际上是狩野派弟子们在他指导下集体努力的结果。智积院的壁画和长谷川等伯所作的松林四屏风，也是这一时期中的杰作。
◆日本文化的两个反映一茶道和花道
茶最初是镰仓时代由佛教僧人当作药物介绍到日本的。但是由茶而发展成的茶道却是日本特有的。茶道是足利义政将军(一四九〇年逝世)部下的村田珠光创始的。珠光主张人应该过隐士的生活，生活应当与自然以及自然现象相调和。
在室町时代，武士领袖和富有的商人们会晤，讨论政治或者商业问题时，往往要沏茶相待。悠闲地坐在与外界尘世忧虑相隔绝的安静的茶室中，听着炉子上水在沸腾的声音，人们认为这是非常高雅的享受。把喝茶提高到艺术水平的是千利休。他是堺地人，武野绍鸥的学生。但是我们该注意的是他之所以能发展茶道艺术，其原因或多或少是与上文提到的社会背景有关的。
在丰臣秀吉支持之下发展起来的茶道，有两个明显特点，这些特点也反映了丰臣秀吉的生活和性格。秀吉征服全国，使昔日的中央政府和它的艺术向一种地方性的农业势力屈服。因此，金碧辉煌的宫殿和装饰得像茅屋农舍的茶室虽性质不同，但他们又是同一个硬币的二个面。将军和富商在外表上装饰得辉煌壮丽，但内心中却期望生活于恬静沉思的气氛之中。如果说茶道的精神在“百忙之中挤出的片刻闲暇”，或者在离心和同心两股力量的和谐之中，那么茶室就成了和平、信任和友谊所在的地方。
千利休设计的茶室，乍看之下似乎相当简陋，甚至过于狭小。但事实上它的设计是经过慎重精密的考虑，连极细微之处都加以研究了。茶室里装有用雪白半透明的日本纸糊的滑门，屋柱大多数是没有去掉外皮的木头，天花板是用竹或者芦草编成的，墙壁的朴质结构极受重视。为了使茶室有隐士居住的茅舍风味，所有不必要的布置和外表装饰全部去掉了。为了给人以恬静之感，通往茶室的狭小道路两旁安放着石灯笼、篱笆、踏脚石和洗手盘。一个人在进入茶室之前，沿着这条小路漫步，可以先作好精神准备。茶室本身就是充满这种精神的地方。山崎的好喜淹中的待淹，是代表利休的理想的一个好例子。
许多地方都生产陶器，生产最多的是濑户地区。濑户陶器是宋代瓷器影响的产物。由于茶道盛行，特别在美浓地区开始大规模生产茶具。代表性的产品有濑户黑、志野、黄濑户以及织部陶器。它们的设计美妙，造形多样，反映了非凡的技术进步。长次郎在京都受到干利休的指导发展了新的制陶艺术，他创制了日本式的茶碗，名为乐茶碗，其形状和传统的中国碗(天目茶碗)或者高丽碗(高丽茶碗)大不相同。
花道， 即插花的艺术，也在这一时期开始繁荣起来。当时已经有在瓶中插花的传统，但是这时插花的方式是要使人们注意欣赏瓶，强调瓶的美。把插花艺术带进茶室的是池坊专庆。池坊派受到大众的欢迎，成为插花艺术中的主流派。茶室中的插花，如人们所期望的，必须避免以美炫人，而要力求渗入自然深处，突出纯洁和简朴。
日本的自然界一年四季都有美丽的鲜花，足以用天然的美来点缀男女老幼平凡的日常生活。这种美在日本人一生中某一时候有一定的精神上的意义。江户时代初期，插花艺术被命名为“花道”，包含了一些精神上的修行。从此之后，插花艺术不断繁荣发展，先后出现不少流派。
◆风俗画
安定的生活以及城市和商业的繁荣，使普通市民的社会地位提高。狩野永德的《洛中洛外图屏风》，可能是在一五七四年左右绘成的描写当时热闹的京都城中一般人民的生活。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很多的风俗画，描写的都是城市居民悠然自在的生活以及农民们取乐的情形。风俗画为日本艺术开拓了一个新境界，也值得重视。
风俗画在江户时代初期发生一次巨大的转变：画中所描绘的主题不再选自户外，而转为室内生活，而且所画的人物数目也开始逐渐减少。风俗画开始描写青年男女(例如彦根屏风)，以肉体美为重心的高级妓女(例如松蒲屏风等)，以及写浴室中的女郎(在公共浴室中工作的女子)。后来这种转变又导致了独自站立的美女画的出现。
第七章、城市的发展和市民文化的诞生
德川家族从丰臣家族手中夺得政权之后，将幕府迁往江户(现在的东京)。由于幕府倡导学问与艺术，文化中心不久也移到江户。江户时代从一六一五年丰臣崩溃起到一八六七年大政奉还给天皇时止，共达近三百年之久。德川到第三代将军家光执政后，政权稳固，成为日本的中央政府。
德川的统治以朱熹注释的孔子学说为其理论基础。孔子的形而上学理论中假定宇宙中有天与地、阳和阴的力量的对立。这种理论的出现，本质上是要使阶级制度合理化。因此，社会阶级分为武士、农民、工人、商人四等，是不容变更的社会基本秩序。可是由于商业经济日益发展，依靠农产品的武士和农民开始贫穷起来，而手中掌握商业资金的商业阶级的权力不断增加。不过，从总体来说，所有各阶级的生活水平，和较早时期比较，可以说都有提高，文化在大众中传布这一点可以说是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标记。
◆歌舞伎的诞生
原始形态的歌舞伎是穿着绚丽服装的妇女跳的一种舞蹈。江户时代起源于京都的这种舞蹈，人们把它叫做歌舞踊。它动作自由，创新多变，且卑俗淫荡，令人注目。这种早期的舞蹈和讽刺发展成为有一定戏剧结构的舞剧，后来由于男人们争女性舞伴的欢心而引起争吵，扰乱秩序，妇女被禁止登台演出，由年纪较大的男子充当所谓歌舞伎的正式演员。
歌舞伎以历史、神话和当代生活为题材，主题以人性、义理和爱情为主。到江户时代中期，优秀的演员层出不穷，由于他们的努力歌舞伎成了传统的日本式的戏剧。
歌舞伎的舞台采用原来“能”(能是源于平安时代的一种舞剧)的舞台形式，早先观众露天坐在地上观看。但是，不久出现了有楼顶的两层楼式的歌舞伎剧场，其舞台形式独特，有一条名为花道的狭路从舞台处伸展到观众中去，还有挂幕。到十八世纪后半期，还设计了精巧的舞台装置，包括转台和舞台升降机。一天演出的节目有了一定形式，包括一曲历史剧，一曲描写当代生活和仪节的戏和一曲附加的舞剧。歌舞剧中首先重视的是演技，因此演员家传的姓氏和演技的传统极受重视。
◆文化成熟期的艺术
人民大众能欣赏艺术之后，江户的艺术家们受到空前的欢迎，那架势颇为壮观。狩野派成了政府赞助的画派，生活安定舒适，因此他们的艺术渐渐变得平庸。未受政府赞助的艺术家们反对狩野派的统治，形成不少新的团体，例如宗达、光琳派，圆山、四条派，文人画，新大和绘，浮世绘以及西洋画派。
宗达、光琳派为复兴大和绘传统，将现代装饰性技法引入大和绘中去。快屋宗达的《源氏物语图屏风》、《舞乐图》及《风神雷神》，与尾形光琳的《杜若图屏风》和《红白梅图屏风》，都具有这一派的新风格。文人画以中国明清两代南方派绘画为范例，以个性突出和出尘拔俗见称。人们喜爱这种绘画，因为它不像职业画家的作品那样有工匠气。这种绘画的大师很多，包括池大雅、与谢芜村、浦上玉堂、青木大米、田能村竹田、谷文晃及渡边华山等。圆山应举和松衬吴村重视描写自然的写实绘画。在技术方面他们正与狩野派相反，形成一种轻快的风格。
江户时代当然也因为首次和西方艺术相接触而有其重要性。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受平贺源内保护的研究荷兰的学者司马江汉在长崎获得有关油画和雕版的书籍，因而扩展了日本艺术的传统领域，在继承东方传统绘画技法的同时，应用西洋的配景法和明暗法对三次元立体风景绘画作了重大的改革。
◆古典复兴与美丽的萌绘(金漆)
提高古典传统的装饰艺术水平的努力，和激情通俗的大众文化的发展并进。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各种各样的工艺品的需求也在增加。当机器仍在原始阶段时，就连像漆器、陶瓷器以及染织料等商品，都需有精巧技术的手工艺匠来生产。这样的需求导致传统手工艺的发展。在手工艺部门中的旗手级人物是本阿弥光悦(公元一五五八年——一六三七年)。他生于以鉴定刀剑闻名的家庭，在视觉艺术、书法、金漆以及陶器方面，都露出了超众的技巧。他的目标是要把所有装饰性艺术融合成为一体。
由光悦领导的一群手工艺匠人在京都西北的竹峰山中建立了工场。他们甚至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手工艺匠的村落，使热心于艺术事业的人们聚结在一起。事实上可以说光悦是第一位和一般职业手工艺匠不同的日本装饰美术家。
光悦的理想可以见于他的漆器之中。金漆有很悠久的历史，可追溯到奈良时代。它涉及日本漆器中最先进的技术。平安时代的贵族甚至连室内用的家具以及寺庙内部的装饰都要定制金漆器。从那时起，很多应用这一技术创造的杰作世代相传，直至今日。但是，以设计而言，光悦的雄浑而精细的《船桥蔚绘砚箱》和屋形光琳的《八桥绘砚箱》风格相同，最为高贵，属于最优秀的作品之列。
◆陶器
由于茶道的普及，陶瓷工艺在桃山时代兴盛起来，而且在桃山时代后仍不断发展。江户时代开始时(公元一六一六年)，在现在的佐贺县的有田发现了一个陶土矿，便开始生产日本最早的瓷器。这种白瓷立即受到欢迎。在宽永时期(一六二四至一六四四年)结束时，酒田柿右卫门制成第一件瓷器之后，肥前地区的瓷窑才迅速发展提高。肥前瓷器是由伊万里港转运到日本各城市去的，因此被命名为“伊万里瓷器”。这地区采用的技术又传到其它地区，便产生了“古九谷瓷器”。
在京都，野村仁清把自己独创的方法应用在瓷器表面镶金和镶银的技术中， 开始生产釉色雅丽的陶瓷器，这是“京烧”（京都瓷器）发展并受大众欢迎的原因。仁清的学生屋形乾山更进一步创造了趣味高雅的陶瓷，使京烧更加闻名于世。大约与此同时，以纯日本技术和日本趣味创造的锅岛瓷器也开始生产。
◆浮世绘受欢迎
浮世是指当代大众的生活和风俗。浮世绘是菱川师宣约在公元一六八一年时创始的。生活在平民之中，和平民意气相投的师宣把这种风俗绘画的美学价值提高到足以称为真正的民间艺术的水平。浮世绘的特点是以木版印刷，可以大量生产，所以价钱低廉，易于购买。构图巧，绘制精，增加了效果。起初，市场上仅有单一黑色印的画(墨招绘)，但不久就出现了“赤版”，以红为主色，再加印黄和绿。于是日本绘画史打开了新的境界。
浮世绘版画的大量销售是和印成书的文学作品，称为浮世草纸的普及相似的一种现象。浮世绘的主题是大众所熟悉的：游乐场所、剧场和相扑角斗。
鸟居派中有鸟居清本和清信等艺术家，他们对发展浮世绘中名叫“役者绘”(演员的肖像)的分支起过重大作用，因此对江户时代歌舞伎的发展也多助益。浮世绘开始脱离民间风俗画而成为独立的绘画艺术形式时，有一位浮世绘的领导人物必得一提，他就是奥村正信。
正如前面提到的，浮世绘和浮世草纸中的浮世，是指当代的生活习俗，但是也有放荡的含义。随着时间的流驶，木版印刷技术越来越精巧，最后发展成色彩绚丽的浮世绘名叫“锦绘”。
于是，以画美女闻名的大师铃木春信、鸟居清长和喜多川歌麿先后出现。他们都能刻划出非常雅致而美丽的日本女性，但是他们的作品没有个性，缺少活力，而且往往暗示出那是个颓废的社会。在这类作品中，东洲斋写乐的歌舞伎演员版画由于能掌握个性而相当成功，但是他的作品在他自己的时代中显然并不太受欣赏。
正当人物和风俗的主体已近枯竭之时，浮世绘的风景版画发展起来了。葛饰北斋的《富士山三十六景》和安藤广重的《东海道五十三次》，以及其它优秀作品问世。这种浮世绘版画对西方印象派的画家们也有很大的影响。
第八章、封建社会的崩溃和现代化
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维新为日本的现代化准备了条件，在旧制度下已经蓄势待发的种种新力量公开爆发出来。在这个非凡的时期中，日本结束了闭关锁国的封建状态，开始作为一个现代国家进入国际队伍之中。就文化史而言，这是日本开始吸收欧美现代文化之时。西方文化从这时起不断流入日本。
一八六七年，德川幕府像雪崩似地崩溃之后，以天皇为名义首脑的新政府宣告成立。幕府的崩溃是反对外国的思想的抬头促成的，这种思想以日本人民天真的爱国主义形式表现出来。一八五三年，美国的培理海军准将迫使日本开放门户时，日本人民亲眼见到欧美现代军事力量的强大。这种反对外国的思想表现于“攘夷”的口号之中，并和表现为“尊皇”的忠于皇室的概念连结在一起，从而鼓舞起一种绝对的国家主义思想，促使人民在天皇统治之下团结一致。由此产生的十分巨大的力量促使幕府崩溃，虽然在这一过程中社会较低阶层的政治意识也提高了。
用排外思想迫使幕府下台的忠于天皇的人士们成立的维新政府态度突然转变，积极输入欧美文化。这种努力不仅限于军事方面，同时也包括了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等方面。日本的资本主义就在这一时期开始成长。新政府并不受自古以来的封建主义的束缚；它采取了彻底的深思熟虑的“文化启蒙”措施，其中包括彻底废除僵硬的阶级区分。政府还主动采用立宪制度，于一八八九年实施明治宪法，创立了君主立宪制。
立宪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在不到六十年内，日本就成为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日本的迅速现代化也带来了不少伴随的问题。那时日本的领导人在世界列强的强大影响下，觉得自己很微弱，表现出不耐烦和沮丧，这使他们试图建立军事强国以应付国际问题。日本的民主现代化因此受到限制，这些限制过了头就步上军国主义的道路，军国主义到太平洋战争发展到了顶点，诚然这一悲剧却为日本提供了再生的可能性。
◆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相遇
我们已经谈过日本的现代化方式可以看作一个吸收、同化西方文化的过程。在德川时代，日本推行锁国政策，与外界的接触受到限制，只能在长崎的出岛仅仅和中国及荷兰通商。由于这一政策出于要维持现状的愿望和永久维持德川的统治，拒绝接受新发现及新发明，就毫不足为奇了。当然，结果是当日本脱离锁国状态后，发现在技术方面远远落在西方列强之后。
但是，在文学和艺术领域，有些方面在德川时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因而使日本文化中有特色的要素得以昌盛。同时，在德川时代结束时和西方的接触，初步使人们觉察到西方科学和技术的优越，特别在军事和医学方面。因此，明治政府执政之后首先采取的步骤之一就是实施“文明开化”政策，其中包括努力介绍外国技术。
引进技术必须有能够吸收技术的社会组织和良知。于是明治政府推进革新，完全废弃身份制度，废除氏族，于一八七一年设立府县制度。不仅如些，日本虽然因德川时代的私立小学制度（寺小屋）而成为全世界入学率最高的国家，但在一八七二年政府又制定普及初级教育的制度。这一普及教育制度特别强调掌握“读、写、算(珠算)”的本领，企图以此为现代社会提供适当的全民教育。由于以高薪聘请很多西方人士任教师和顾问，高等教育也有了发展。与此同时，到西方国家去深造学习的日本人，人数也在增多。能研究西方文化的不只限于少数优秀分子；通过翻译，从西方文化中受益的人大大增加。
这时期有时被称为“西方化文化”时代。这样说也许有点过分，在这一时期中许多习俗是以相当表面的方式采纳的，因此激起一种反作用，变成过分强调传统文化。然而西方文化在传播过程中，深刻地影响人民生活，这是无可否认的。
不过，最常发生的是两种文化的相遇，其结果不是互相刺激，就是艺术中常见的一种高度合乎理想的造型的聚结。例如传统和歌和徘句的诗的形式不那么兴盛了，但是在明治时代中期，由与谢野晶子和正冈子规领导的革新运动，这二种形式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并和日本诗人从西方文学中学到的新体诗形式，在文学中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至于视觉艺术，开始时情形令人失望。明治维新后，激烈的社会变化和功利主义的抬头，造成了一种轻视传统艺术的倾向。现代欧洲绘画和雕塑技术传入日本，是英国人查理・华格曼和两位意大利人安多尼奥·冯达尼西和文仙索·勒戈沙到日本带来了现代欧洲的绘画和雕塑技术，这样，一种新式的日本绘画产生了。很多有西方风格的现代画家也先后出现，其中包括高桥由一、黑田清辉、藤岛武二和青木繁。
美国人思斯特·费诺罗沙特别强调日本古典艺术固有的价值。冈仓天心致力于恢复日本艺术应有地位。一八八八年东京美术学校成立，为日本式绘画奠定了新基础。这时期活跃的名家有狩野芳崖、桥本雅邦、横山大观、菱田春草等等，都是作日本式的绘画的。
尽管日本式绘画和西方绘画之间技术互相流通，或者在音乐方面曾经试图把日本乐器和西方的乐器结合起来，但这种尝试不是非常成功，有时显得不伦不类。但相互之间给予刺激却是事实。
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日本当时没有可以和西方匹敌的传统。但是在艺术领域内，日本拥有丰富和成熟的传统，这种传统一定会继续存在而且在消化欧洲艺术的同时继续发展。即使像在歌舞伎或日本式音乐这样的艺术领域，虽然它们本身发展的可能性极小，但人们还在努力保存过去的传统。
当代日本给人的印象是多种多样的输入文化的混合体，这种输入文化似乎压倒了日本的本土文化。但是，仔细考虑一下可以发现，其中有非常日本式的要素存在。换言之，日本文化历史的特征在于大胆接受和消化外国各种影响。在日本，有善于接受各种文化的土壤，而这种土壤是受自然及其它环境制约的，这说明长期以来日本文化有两个突出的基本特点：适应性和多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