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学者春秋”栏目开通以来，得到了广大会员的认可和支持，详情参见：http://www.gxfx.net.cn/forum-12-1.html；

现在应大家的需求，在原有学者基础上增加部分学者，方式为大家推荐和讨论确定，大家可以在以下侯选名单中选择，也可以自己推荐。
欢迎大家积极参加，参加者最后由管理人员给予一定的奖励/

侯选名单

俞　樾 孙诒让 杨守敬 王先谦 刘师培
沈曾植 康有为  辜鸿铭  廖　平 黄　侃
鲁　迅 钱玄同 吴　梅 罗振玉
沈兼士 傅斯年 余嘉锡 柳诒徵 吕思勉  
汤用彤 陈梦家 马一浮 熊十力 张君劢
蒙文通  范文澜 陈　垣 郭沫若 唐君毅
顾颉刚 吴　宓 赵元任 徐复观 王　力
高　亨 夏承焘 梁漱溟  冯友兰 任中敏
牟宗三

个人建议增加
刘师培 康有为  辜鸿铭  鲁　迅  傅斯年  吕思勉  
熊十力 张君劢 范文澜   顾颉刚  徐复观 王　力
梁漱溟  冯友兰 牟宗三

支持康有为，鲁迅，王力三位先生！支持！

建议增加
王念孙 钱大昕 王鸣盛 段玉裁 唐兰

建议增加钱钟书、陈寅恪、金克木、李学勤等

引用:

原帖由 dclrx 于 2008-5-11 16:27 发表
建议增加钱钟书、陈寅恪、金克木、李学勤等

“钱钟书、陈寅恪”两位论坛已有。“金克木”虽是著名学者，但其主要学术成就是在研究印度古典梵语文学方面（参见其《梵竺庐集》三卷），似乎不还能算是国学大师。“李学勤”可列入当代学者范畴。


管理员以上所列的40位国学大师，主要参考了三个标准：

一、1900年1月1日～1999年12月31日期间辞世的学人。


二、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在学术领域取得重大成就，有专著传世。

三、有独特的思想价值观，对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

现将上述各位简介如下，仅供各位推荐时参考，（如各位有另外人选推荐请尽量附上其人简介）：

俞 樾 1821～1907

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湖州府德清县城关乡南埭村人，乃是晚清著名文学家、教育家、书法家。一生孜孜不倦致力教育，辛勤笔耕，著有五百卷学术巨著 《春在堂全集》。 　　清道光进士，官至河南学政，被罢官后侨居苏州，主讲紫阳书院。晚年又主讲杭州诂经精舍。他是晚清有影响的学者。他长于经学和诗词、小说、戏曲的研究，所作笔记搜罗甚广，包含有中国学术史和文学史的珍贵资料。一生著述不倦，主要著述有《春在堂全书》、《小浮梅闲话》、《右台仙馆笔记》、《茶香室杂钞》等。在俗小说方面的重要贡献是修改《三侠五义》，使这部小说得以广泛流传。赵景深在 1956 年 1 月所作的《三侠五义》前言中说：《三侠五义》原名《忠烈侠义传》，出现于光绪五年（ 1879 ）。 1889 年俞樾初见此书，认为第一回狸猫换太子“殊涉不经”，便参考《宋史》和《默记》等加以删改；他还认为书中所叙不只三侠，“南侠、北侠、丁氏双侠、小侠艾虎，则已得五侠矣。而黑妖狐智化者，小侠之师也；小诸葛沈仲元者，第一百回中盛称其从游戏中生出侠义来。然则此两人非侠而何？即将柳青、陆彬、鲁英等人概置不数，而已得七侠矣。”就改名为《七侠五义》，与《三侠五义》并行流传。 　　这里反映了俞樾关于小说的学术观，可供历史小说创作的参考。他对小说的艺术研究也很精湛，赵景深又说：俞樾对于这书的评话特性也有极好的比喻：“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细入毫芒，点染又曲中筋节。正如柳麻子说《武松打店》，初到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甏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精神百倍。如此笔墨，方许作评话小说；如此评话小说，方算得天地间另一种笔墨。”如果有人写一部《中国俗小说史》，不可不能提到俞樾。 　　清朝道光三十年(公元1856.年)，俞樾殿试中第十九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翰林编修、国史馆协修、河南学政。咸丰五年(公元1856年)二月出棚考试，后御史曹泽弹劾他，言其出题试士，割裂经文，相传他曾出"王速出令反，国家将亡必有妖"等题目，因有犯上嫌故被革职回乡，以读书教育著书为生，并终生不仕。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春，时俞樾主讲苏州紫阳书院，因太平军攻克江南大营，于是曲园先生自苏州避战乱于新市镇居留半月。俞樾有个学生童米荪，居西庙前，在新市期间曾陪俞樾游览觉海寺，并对宋朝觉海禅寺《雷部火》(即雷书)轶闻予以考证。他在其著作《右台仙馆笔记》中曰："吴兴德清新市镇觉海寺殿宇宏壮，唐时所建，巨材髹漆，积久剥落"，见倒书迹曰："酉、候、李、约、攸、利、火、谢、均、思、通"十余字，与岳阳楼字大小一同积中，因曰：夹伐木于山者，其火队即则各刻其名以为别耳，凡记木必刻于木，本营建法，木在下故倒书，由是知仙之妄。" 　　因觉海禅寺于宋朝时，雷震大雄宝殿，致使部份油漆剥落，显出酉、候、李、约等字，众人皆不识为何故，皆言雷神所书，数百年来无人能解释此事，俞樾认为系伐木人所刻，且有岳阳楼佐证，非神仙所为，从而破解了千古之谜。到了光绪中叶，俞樾又为新市题了《雄震仙潭》，书为隶书，雄健豪迈，镇人刻石榜于三贤宫墙上，今存新市镇政府。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镇人将仙潭文社更名为"仙潭书院"，以振文风，其时俞樾已辞一切教席，且年逾八旬，但他关怀桑梓，撰写《仙潭书院碑记》近八百字，并篆额，此碑尺幅160厘米×60厘米，质地大理石，原藏仙潭书院，.987年由德清县博物馆所收藏，碑文文笔朴实骨肉精深。俞樾还隶书《敬业乐群》匾额一方，悬于门厅上方，被定为校训，而当每月之朔望，俞樾曾亲临书院授课二次，传为佳话。 孙诒让 1848～1908 　　孙诒让　又名德涵，字仲容（一作仲颂），晚号籀顷，浙江瑞安人，生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卒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孙诒让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一代经师，由于他的学术研究极为朴实，故又称朴学家，并誉为“有清 三百年朴学之殿”，他十三岁就著成《广韵姓氏刊误》，十八岁写成《白虎通校补》，一生著作达35种，对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学、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主要著作《周礼正义》是解释周礼最精审详备之作，《墨子闲诂》为训诂名著，`被誉为“现代墨子复活”，《契文举例》是考释殷墟文字最早著作。孙诒让苦心经营，筹建资金五十来万，领导温处十六个县先后成立学堂三百余所，为浙南近代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为地方启蒙运动和刷新乡土社会风气起着巨大作用。近代学术界俞曲园、章太炎、张謇、朱芳圃、徐世昌、梁启超、鲁迅、郭沫若、胡适等对他都有中肯的高度评价。《清史稿》482卷为他列传，温州和瑞安各地还修建了“籀园”、“怀籀园”、“籀公楼”等建筑物，来纪念这位大学问家和大教育家。 　　清道光二十八年月十九日（公元1848年9月16日）。一代汉学宗师和著名教育家孙诒让，诞生于浙江省温州府瑞安县治西北二十五里集善乡演下村（今瑞安市陶山区潘岱乡砚下村）的一个书香门第。他幼名效洙，又名德涵，后名诒让，字仲颂（一作冲容），别号籀庼。其父衣言，道光三十年成进士，入翰林，历官中外垂二十年。 　　孙诒让的治学是由父亲发蒙的。他五岁时即随两亲居北京，从父读书识文义。九岁，受《周礼》，十岁即旁涉群籍，日以浏览《汉魏丛书》为乐。咸丰八年（1858），孙衣言出任安徽安庆知府，他才从北京返归里门。年十三，治校雠之学，即草成《广韵姓氏刊误》一卷。十六岁，读江藩《汉学师承记》及《皇清经解》，知清儒治经、史、子、小学的家法。年十八复著《白虎通校补》一卷。到了廿六岁，便开始草创《周礼正义长编》。 　　他在治学道路上，尝自言：“少耽文史，恣意浏览，久之，则知凡治古学，师今人不若师古人，故自出家塾，未尝师事人，盖以四部古籍具在，善学者自能得师。”可见他幼承家学，从少即打下坚实基础，到后来博极群书，其所以著作等身，学术超越前人，主要是出于自己的专攻。他十九岁参加院试以第一人入邑庠。次年应浙江乡试，中式同治了卯科举人。但后来因鄙薄八股时文，虽八上公车，终未成进士。 　　自同治七年（1868）至光绪五年（1879）的这一段时间里，他侍父从宦于江苏、安徽、湖北三省，使他有机会结交大江南北的文人学士和学者名流，相互切磋学问，并甚得父执俞樾、座师张之洞的垂爱，获益不浅。他对于乾嘉训诂考据之学，尤服膺段玉裁、钱大昕、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及梁玉绳诸家，走的是正统的朴学道路。光绪元年，他在三应礼部试不第之后，由于父亲的安排，曾以山西赈捐，援例签分刑部主事，但他不愿以入赀为官，只在刑部行走四个月，便乞假离开官场，回到时任安徽按察使的父亲身边，仍埋头做他的学问。 　　此后，孙衣言调官湖北、江宁布政使，他都随宦在侧，由安庆而武昌，而后又回到南京。光绪五年（1879）秋，孙农言以太仆寺卿致仕，他也随之返居乡里。中间除遵父命曾一再晋京应试与因参议学务而再至杭州外，均在家从事撰著，杜门不出。晚岁，并在乡办团防以御外侮，议变法以图富强，兴学校而言人才，营实业以济民生。清廷诏开经济特科，中外大臣陈宝箴、瞿鸿*、张百熙、康景崇、端方、张之洞等先后三次举荐，均不赴；礼部征为京师大学堂监督、礼学馆总撰，也都坚辞不就。 　　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1908年6月20日），以病卒子家，终年六十一岁。从孙诒让十三岁开始撰著到卒前犹撰就《尚书骈枝》一书来看，其学术生涯，长达四十八年。计著有《广韵姓氏刊误》、《白虎通校补》、《六历甄微》、《温州经籍志》、《温州古甓记》、《古籀拾遗》、《周礼正义》、《札迻》、《墨子间诂》、《周礼三家佚注》、《逸周书*补》、《大戴礼记*补》、《周礼政要》、《九旗古义述人《古籀余论》、《契文举例》、《名原》、《学务平议》、《学务枝议》、《尚书骈枝》、《籀庼述林》等二十余种。草创未就者尚有《经迻》、《四部别录》、《汉石记》、《古文大小篆沿革表》等多种。 　　治学范围包括经学、史学、诸子学、古文字学、校勘学、目录学、金石学、文献学。均能创新发明，迈越前贤。他的学术研究门径，是建立在校雠学和文字学的基础上的。因此对校勘古籍，能以古人的语言解释古人的著作，不牵强附会，不泥从成说，古籍中的许多误字、疑义、错简，经他解惑辨析，往往加拨云雾而见青天，使入心目豁然。至于治理经书，他继承的是南宋永嘉学派的学风，以为研究经书义理和所记载的典章制度，在于以其微言大义，针对今之时弊，见诸施行，以收成效。通经致用，讲求事功，可以说是他治学的根本目的。 　　孙诒让的二十余种著作，以《周礼正义》、《墨子间诂》、《札迻》、《古籀拾遗》、《契文举例》、《名原》、《温州经籍志》、《籀庼述林》尤负盛名。 　　《周礼正义》是疏证周代官制的书。系清人诸经新疏中最晚出而成就最高的学术巨著。《周礼》，初名《周官》，西汉末刘歆把它叫作《周礼》，经东汉郑玄作注，唐贾公彦作疏，遂为定本。但此经以官职纷繁，文字多古，聚讼日久，向称难治。同治七年，孙诒让以为《周官》一经，乃周公致太平之法，为政教所自出，便决心要为此经作新疏。初，罗举汉唐以来迄清儒之说录为《长编》，继草《周官正义》，订补郑注贾疏，并录近儒异义加以论辨，然自视以校理，但仍不无乖漏。 　　孙诒让视墨翟为贤圣人，《墨子》是“振世救敝”的书，遂撢思十年，会集众说，依《尔雅》、《说文》正其训故，据古文、篆、隶校其文字，审文理脉络以移其错简，使之文从字顺，便于诵习。他还融会贯通，对墨学作了全面的分析，写成墨子传略、墨子年表、墨学传授考、墨子绪闻、墨学通论、墨家诸子钩沉等篇作后语附于书末，为后来研究墨学者开辟了许多途径。于是这一沉埋于百年的古籍得以重光。书于光绪二十一年付刊，德清俞樾为之作序，盛赞它：“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梁启超则认为：“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 　　治训诂必须通篆籀。在我国历史上，钟鼎文字，有宋一代就有欧阳修著《集古录》以后，摹写、考释、评述之书虽日繁，但他们只是搜集材料，未能深入探索，乾嘉学者也只是拘守《说文解字》，未越雷池一步。直到清末，才有吴大瀓作系统的研讨，著《说文古籀补》、《字说》，从全文中探索字形、字义，取得较大成果。孙诒让从十七岁起即笃嗜金文，壮年曾登焦山访周鼎，手拓数十纸而归。自谓三十年来所睹拓墨累千种，每覃思累日，如对古人。其所著《古籀拾遗》三卷，系继吴大瀓之书而作。地运用字书与所见金文相互校核，以正宋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清阮元《积古斋钟鼎款识》及吴荣光《筠清馆金石录》三书之误。嗣又得吴式芬《捃古录》读之，反复玩味，又多获新义、复于光绪二十九年著《古籀余论》二卷，以订正吴式芬之误解及自己前作之疏缪者。其建树遂超出前人。但他对古文字的研讨，仍不以此为止境，当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甲骨文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后，丹徒刘鹗把他所得的部分甲骨，选拓出一千另五十八片，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印成《铁云藏龟》六册，公之于世。 杨守敬 1839～1915 　　 杨守敬(1839—1915)，字惺吾、晚年自号邻苏老人，宜都市陆城镇人，是清末民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艺术家、藏书家。有83种著作传世，名驰中外。杨守敬同治元年(1862)中举，同治四 年(1865)考取景山宫学教习，1874年考取国史馆誊录。1880年至1884年任驻日钦使随员，归国后先后任黄冈教谕、两湖书院教习、勤成(后更为存古)学堂总教长。1909年被举为礼部顾问官，次年兼聘为湖北通志局纂修。1915年1月9日，杨无疾而终，逝于北京，终年76岁。杨守敬逝世后，民国政府派专车护送灵柩回宜都，归葬宜都龙窝。 　　杨守敬是学坛公认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他用毕生的精力和学识，运用金石考古等多种方法研究《水经》、《水经注》，历经四、五十年。集我国几百年水经研究之大成，撰写有代表巨著《水经注疏》、编绘有《历代舆地沿革图》、《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和《水经注图》等。 　　杨守敬是金石学家，又对目录版本学造诣颇深。撰著有《湖北金石志》、《日本金石志》、《望党金石录》等。编辑有《寰宇贞石图》、《三续寰宇访碑录》等。目录版本方面的著作有《日本访书志》、与人合辑的《古逸丛书》等等，都颇受当时学者名流的推重，至今也是少有的杰作。 　　杨守敬的书法、书论驰名中外，于楷、行、隶、篆、草诸书俱长，撰有《楷法溯源》、《评碑记》、《评帖记》、《学书迩言》等多部书论专著。在日本期间，杨守敬以精湛的汉字书法震惊东瀛，折服了许多书道名家。他还应邀讲学、交流书艺，且收录弟子，在当时的日本书道界括起了一股“崇杨风”，其影响至今犹存。 　　杨守敬堪称近代大藏书家。在搜藏的几十万卷书中，海内外孤本有几万卷，宋版藏书有数千册。为保存国家文化古籍，他多年节衣啬食购买，或“以有易无”换来，尤其是在日本期间，大量购回古籍汉书，得书数万卷“遂盈筐箧”，运回祖国。其中有十分珍贵的六朝及唐代抄本，有世所罕见的宋元版古籍，为保存祖国民族文化遗产，作出了巨大贡献。 　　杨守敬一生专心致志，刻心学习，一丝不苟，严谨治学，既是他的成功之道，也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他十一岁时，由于生计而辍读，开始习商，但仍不废学业，白天站柜台，晚间在灯下苦读，常至鸡鸣才就寝。十八岁时参加府试，因答卷书法较差而落榜，于是他发愤练字。十九岁再次参加府试时，五场皆第一。为写《水经注疏》，他对《水经》和《水经注》作了深入研究和考订，总结前人的得失，比前人的研究更为周详，终于赋予《水经注》的生命。 王先谦 1842～1917 　　王先谦(1842-1917) 　　城南书院、岳麓书院山长。 　　长沙县人。字益吾，因宅名葵园，学人称为葵园先生。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18岁补禀膳生 [table] 。咸丰十一年（1861）赴安徽安庆，任长江水师向导营书记，数月后辞归。同治三年（1864），在湖北提督梁洪胜营充幕僚。同年乡试中举人。明年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迁翰林院侍讲。光绪六年（1880）任国子监祭酒。复在国史馆、实录馆兼职，充云南、江西、浙江三省乡试正副考官。十一年督江苏学政。任内延揽文人，在江阴南菁书院开设书局，校刻《皇清经解续编》，成书1000馀卷；还刻有《南菁书院丛书》。其间，还疏请筹办东三省边防，罢三海工程，弹劾徐之铭、李莲英等。 　　光绪十五年（1889），王先谦卸江苏学政任，回长沙定居。次年主讲湖南思贤讲舍，并在讲舍设局刻书。十七年任城南书院山长。二十年转达任岳麓书院山长，主讲岳麓书院达10年之久。 　　中日甲午战争后，维新运动在全国兴起，湖南一些士绅开始兴办近代工业。王先谦投资银1万两，与黄自元、陈文玮等集股，并拨借官款，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创设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始终经理其事。公司开办数年，折损颇多。不久交给官办，终因经营不善，于二十五年停办。 　　王先谦与绅士张祖同、叶德辉等一贯干预地方事务。“久住省垣，广通声气，凡同事者无不仰其鼻息，供其指使，一有拂意，则必设法排去之而后快。”光绪二十三年冬，湖南时务学堂成立，该学堂总理熊希龄聘梁启超、韩文举、唐才常等维新人士任教习。他初与张、叶等阳为支持，阴图操纵。继因维新运动高涨，他攻击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等“伤风败俗”，“志在谋逆”，“专以无父无君之邪说教人”，使学生“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指斥南学会和《湘报》宣传民权平等学说为“一切平等禽兽之行”，“背叛圣教，败灭伦常”。并纠集张祖同、叶德辉等提出《湘绅公呈》，呈请抚院对时务学堂严加整顿，驱逐熊希龄、唐才常及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又致书陈宝箴，提出停刊《湘报》。还串通省内劣绅，鼓动岳麓、城南、求忠三书院部分学生，齐集省城学宫，商定所谓《湘省学约》，用以约束士人言行，对抗新思想传播。及至戊戍变法失败后，其门人苏舆编辑《翼教丛编》一书，集中攻诬变法维新，并颂扬王先谦能事先“洞烛其奸，摘发备至”。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唐才常等所领自立军起义失败，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向巡抚俞廉三告密，搜捕杀害自立会人士百馀人。 　　二十九年，学堂渐兴，王先谦仍主讲岳麓书院兼任湖南师范馆馆长。旋以“人心不靖”，“邪说朋兴，排满革命之谈充塞庠序”，遂不复至馆。同年，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 　　三十四年，王先谦所著书经巡抚岑春蓂呈送清廷，受到嘉奖，赏内阁学士衔。宣统二年（1910）湖南灾荒，长沙发生抢米风潮，他以“梗议义粜”，奉旨降五级调用。以后，竭力反对民主革命运动。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后，他改名遯，避居平江，闭门著书，凡3年，乃还长沙。至民国6年（1917）病逝世。 　　王先谦博览古今图籍，研究各朝典章制度。治学重考据、校勘，荟集群言。除前述校刻《皇清经解续编》外，还编有清《十朝东华录》、《续古文辞类纂》等。著有《汉书补注》、《水经注合笺》、《后汉书集解》、《荀子集解》、《庄子集解》、《诗三家义集疏》等。为文远追韩愈，又以桐城派阳湖派自许；其诗被称为“得杜之神，运苏之气”，“置之清代集中，挺然秀拔”。有《虚受堂诗文集》。 　　《湖南省志.人物志》 　　著作 　　诗三家义集疏 中华书局 1987.2 　　釋名疏證補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荀子集解 孔子文化大全 山东友谊书社 1994.6 　　后汉书集解 中华书局 1984 　　庄子集解 插图注解中国古典诗文十大名著 三秦出版社 1998 　　诗三家义集疏 中华书局 1987.2 　　荀子集解 新编诸子集成 中华书局出版 1988 　　诗三家义集疏 十三经清人注疏 中华书局 1987 　　荀子集解 新编诸子集成 中华书局 1988 　　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补释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释名疏证补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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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 1884～1919

刘师培(1884—1919) 　　江苏仪征人。1904年在上海与章炳麟交游，倾向革命，著有《中国民约精义》，抵制专制。后来与章炳麟发生龃龉，由革命派走向反动 派，参加筹安会，为袁世凯阴谋称帝效力。1917年，蔡元培聘他为北京大学教授。１９１９年１月，与黄侃、朱希祖、马叙伦、梁漱溟等成立“国故月刊社”，成为国粹派。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２０日因肺结核病逝于北京，年仅３６岁。其主要著作由南桂馨、钱玄同等搜集整理，计７４种，称《刘申叔先生遗书》。 　　刘师培（１８８４——１９１９年），字申叔，号左盦，是刘贵曾之子、刘文淇的曾孙。１８８４年农历闰五月初二出生。在母亲李汝谖的教授下，他８岁就开始学《周易》变卦，１２岁读完四书五经，并开始学习试帖试，有《水仙花赋》、《凤仙花诗一百首》等。１８９７年起开始研究《晏子春秋》。１９岁中举。 　　１９０４年春，刘师培参加开封会试。临行前，作《留别扬州人士书》，呼吁创办新式学堂、鼓励出洋留学。落第回乡后回扬州，创办师范学会和协助扬州乡人出洋留学社，发表《论留学生之非叛逆》，支持学生运动；又作《黄帝纪年论》，提出以黄帝纪年取代封建帝王纪年。 　　１９０４年秋，受王无生（字郁仁）的影响，到上海与章太炎、蔡元培、谢无量等一起参加反清革命，参与《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和《国粹学报》的编辑工作，积极为《中国白话报》撰稿，用通俗的语言，向民众宣传普及革命主张，作《中国民族志》、《攘书》、《中国民约精义》和《匪风集》，并加入中国教育学会、光复会、同盟会、国学保存会等进步组织，参与万福华行刺王之春行动，成为一名激进的革命党人。他与何震结婚后，夫妇二人都参加革命活动，被上海革命党人比作普鲁东和索菲亚。１９０５年，他参与编辑的《警钟日报》公开辱骂德国人遭通缉，化名金少甫，逃亡嘉兴，协助敖嘉熊处理同盟会温台处会馆事务。１９０６年春至芜湖，与陈独秀在安徽公学组织岳王会和黄氏学校，宣传革命，发展党人，培养专门从事暗杀的人才。同时编辑出版了《中国文学教科书》、《伦理学教科书》、《经学教科书》和江苏、安徽、江宁《乡土历史教科书》等。 　　１９０７年春节，应章太炎等邀请，刘师培夫妇东渡日本，结识孙中山、黄兴、陶成章等革命党人，参加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工作，与章太炎等参与民起亚洲和亲会，先后发表了《普告汉人》、《悲佃篇》、《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等。 　　１９０７年６月，受日本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刘师培夫妇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和“社会主义讲习会”，创办《天义报》和《衡报》，宣传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提倡废除等级制度，实现人权平等，实行无政府主义。同时，成立“农民疾苦调查会”，征集民谣民谚，反映农民疾苦；组织翻译《共宣言》和苦鲁鲍特金《面包掠夺》、《总同盟罢工》等，在同盟会之外另立旗帜。因为留日期间费用巨大，迫于经济压力，加上章太炎拟赴印度学佛，１９０７年底由何震出面，被端方收买，作《上端方书》，献“弭乱之策十条”，背叛革命，充当端方暗探。于是组织齐民社，举办世界语讲习所，并与章太炎关系破裂。加上日本警方监视日严，《衡报》因经费困难被迫停办，于１９０８年１１月全家回国。 　　１９０９年，刘师培夫妇在上海充当端方暗探，因出卖张恭，姻弟汪公权被王金发击毙。于是刘师培公开入幕，为端方考订金石，兼任两江师范学堂教习。又拜徐绍桢为师，研究天文历法。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刘师培随任直隶督辕文案、学部谘议官等职。１９１１年随端方南下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在资州被革命军拘捕。辛亥革命胜利后，由孙中山保释。后任成都国学院副院长，兼四川国学学校课，讲授《左传》、《说文解字》等，与谢无量、廖季平、吴虞等共同发起成立四川国学会。作《废旧历论》等。１９１３年６月与南下寻夫的何震沿江北上山西，二人均任友人南桂馨的家庭教师。后由南氏介绍，刘师培投靠阎锡山，任高等顾问。又由阎锡山推荐给袁世凯，任参政、上大夫。１９１５年８月，与杨度、严复等发起成立筹安会，作《君政复古论》、《联邦驳议》，为袁世凯称帝鼓吹。洪宪帝制失败后，流落天津。１９１７年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古文学、《三礼》、《尚书》和训诂学，兼职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１９１９年１月，与黄侃、朱希祖、马叙伦、梁漱溟等成立“国故月刊社”，成为国粹派。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２０日因肺结核病逝于北京，年仅３６岁。其主要著作由南桂馨、钱玄同等搜集整理，计７４种，称《刘申叔先生遗书》。 　　刘师培作为经学大师，在继承《左氏》家学的同时，善于把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成果，吸收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来，开拓了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境界，成果很多。他运用进化论思想研究古代社会生活的《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读书随笔》、《国学发微》、《小学发微补》等，具有开创意义；关于《左传》的研究成果，有《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征》、《春秋左氏传例略》、《春秋左氏传答问》、《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读左札记》等。他研究《周礼》所著的《周礼古注集疏》、《礼经旧说考略》、《逸礼考》以及《古书疑义举例补》、《论文札记》等，都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在日本时，他与章太炎（字枚叔）齐名，当时有“二叔”的说法。他在北京大学时编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鲁迅先生在１９２８年时说：“我看过的已刊的书（指中国文学史一类），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太多。”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演讲中，鲁迅推荐说：“研究那时的文学，现在较为容易了，因为已经有人做过工作……辑录这时代文学讲座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声明：“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详一点。” （万仕国） 沈曾植 1852～1922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以“硕学通儒”蜚振中外，誉称“中国大儒”。光绪六年（1880）进士，历官总理衙门章京等职。1901年任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 学前身）监督（校长），改革旧貌，成绩卓著。他也是书法大家。早精帖学，得笔于包世臣，壮年嗜张裕利；其后由帖入碑，熔南北书流于一炉。写字强调变化，抒发胸中之奇，几忘纸笔，心行而已。受到当时书法界的推崇，海内外求其字者颇多。 　　沈曾植以草书著称，取法广泛，熔汉隶、北碑、章草为一炉。碑、帖并治，尤得力于“二墨”，体势飞动朴茂，纯以神行。个性强烈，为书法艺术开出一个新的境界。 　　寐叟在临终前数小时仍握笔挥书，写成三联。甲联书于五尺白冷金笺上：“石室竹卷长三尺，山阴草迹编千文。”有陈散原、冯梦华、吴昌硕等39人题跋。乙联写在五尺宣纸上：“岑碣熊铭入甄选，金沙锈断肋薪纰。”题跋者有马一浮等16人。 　　沈曾植的书法艺术影响和培育了一代书法家，为书法艺术的复兴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于右任、马一浮、谢无量、吕凤子、王秋湄、罗复堪、王蘧常等一代大师皆受沈书的影响。 　　书法艺术是书法家的自身涵养、文学功底、学问积蓄、学识个性和天赋、气质等贯融的表现。沈曾植作为一名大学问家，他的书法艺术日臻化境。评论家认为：“书法家的字求法；画家的字求趣；学者的字书卷味；碑学书家的字有金石气；帖学书家的字滋润丰腴肌理；唯寐叟翁（沈曾植）全有，故能兼美。” 　　沈曾植的书法独树一帜，章士钊评其为“奇峭博丽”；沙孟海称他“专用方笔，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奇趣横生”。（王学平） 　 狂儒辜鸿铭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９种语言，获１３个博士学位， 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字汤生。１８５７年７月１８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１８４０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附： 《中国人的精神》（节选） 　　我曾听一位外国朋友这样说过：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讨厌日本人。相反，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喜欢中国人。这位外国友人曾久居日本和中国。我不知道这样评价日本人是否合适，但我相信在中国生活过的诸位都会 同意上述对中国人的判断。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就越喜欢中国人，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尽管他们缺乏卫生习惯，生活不甚讲究；尽管他们的思想和性格有许多缺点，但仍然赢得了外国人的喜爱，而这种喜爱是其他任何民族所无法得到的。我已经把这种难以形容的东西概括为温良。如果我不为这种温良正名的话，那么在外国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误认为中国人体质和道德上的缺陷──温顺和懦弱。这里再次提到的温良，就是我曾经提示过的一种源于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的智慧的温良──既不是源于推理，也非产自本能，而是源于同情心──来源于同情的力量。那么，中国人又是如何具备了这种同情的力量的呢？ 　　我在这里冒昧给诸位一个解答──或者是一个假设。诸位愿意的话，也许可以将其视为中国人具有同情力量的秘密所在。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腾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 ──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的那种意义上的情感。 　　下面让我们看看中国人是否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对此，我们可以用中国人实际 生活中表现出的一般特徵，来加以说明。 　　首先，我们来谈谈中国的语言。中国的语言也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个很明显的 事实就是：那些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其儿童和未受教育者学习中文比成年人和受过 教育者要容易得多。原因在于儿童和未受教育者是用心灵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相反， 受过教育者，特别是受过理性教育的现代欧洲人，他们是用大脑和智慧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的。有一种关于极乐世界的说法也同样适用于对中国语言的学习：除非你变成一 个孩子，否则你就难以学会它。 　　其次，我们再指出一个众所周知的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事实。中国人具有惊人的 记忆力，其秘密何在？就在于中国人是用心而非脑去记忆。用具同情力量的心灵记事 ，比用头脑或智力要好得多，后者是枯燥乏味的。举例来说，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儿 童时代的记忆力要强过成年后的记忆力。因为儿童就象中国人一样，是用心而非用脑去记忆。 　　接下来的例子，依旧是体现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并得到大家承认的一个事实─ ─中国人的礼貌。中国一向被视为礼仪之邦，那么其礼貌的本质是什么呢？这就是体 谅、照顾他人的感情。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他们完全了解 自己的这份情感，很容易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显示出体谅、照顾他人情感的特徵。中 国人的礼貌虽然不象日本人的那样繁杂，但它是令人愉快的。相反，日本人的礼貌则是繁杂而令人不快的。我已经听到了一些外国人的抱怨。折衷礼貌或许应该被称为排 练式的礼貌──如剧院排戏一样，需要死记硬背。它不是发自内心、出于自然的礼貌 。事实上，日本人的礼貌是一朵没有芳香的花，而真正的中国人的礼貌则是发自内心 、充满了一种类似于名贵香水般奇异的芳香。 　　我们举的中国人特性的最后一例，是其缺乏精确的习惯。这是由亚瑟·史密斯提出并使之得以扬名的一个观点。那么中国人缺少精确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说依然是 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象头脑或智慧那样僵硬、 刻板。实际上，中国人的毛笔或许可以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准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正是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像孩子的生活，所以使得他们在许多方面还显得有些幼稚。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作为一个有着那么悠久历史的伟大 民族，中国人竟然在许多方面至今仍表现得那样幼稚。这使得一些浅薄的留学中国的 外国留学生认为中国人未能使文明得到发展，中国文明是一个停滞的文明。必须承认 ，就中国人的智力发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限制了。众所周知，在有些领域 中国人只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什么进步。这不仅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也有纯粹抽象 科学方面的，诸如科学、逻辑学。实际上欧洲语言中"科学"与"逻辑"二词，是无 法在中文中找到完全对等的词加以表达的。 　　象儿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中国人，对抽象的科学没有丝毫兴趣，因为在这方面心灵和情感无计可施。事实上，每一件无需心灵与情感参与的事，诸如统计表一类的 工作，都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如果说统计图表和抽象科学只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感， 那么欧洲人现在所从事的所谓科学研究，那种为了证明一种科学理论而不惜去摧残 肢解生体的所谓科学，则使中国人感到恐惧并遭到了他们的抑制。 　　实际上，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并非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所有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都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正如我们都知道的一样，欧洲 中世纪的基督教徒们也同样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马太·阿诺德就说过："中世纪的 基督教世人就是靠心灵和想象来生活的。"中国人最优秀的特质是当他们过着心灵的生活，象孩子一样生活时，却具有为中世纪基督教徒或其他任何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 所没有的思想与理性的力量。换句话说，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因此，我们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一些阻碍，不如说她是一个永远不衰老的民族。简言之，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就在于他们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最初提出的问题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着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 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有着童子之心和成人之思。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中国人永远年轻的秘密又何在呢？诸位一定记得我曾经说过：是同情或真正的人类的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这种真正的人类的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总之，它是心灵与理智的和谐。如果说中华民族之精神是一种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么，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辜鸿铭 著 \黄兴涛 宋小庆 译） 经学大师廖平 　　廖平（1852—1932年），四川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人。初名登廷，字旭陵，号四益；继改字季平，改号四译；晚年更号为六译。这些名号的更改，反映了他的思想和经学的变化过程。他一生研治经学，做出了超越前人的学术贡献， 并起到了一个融合古今中西各种学说，富有时代特色的经学理论体系，他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在中国近代学术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廖平出身于贫困之家，其父曾为地主放牧牛羊，佣工度日，后靠卖茶水为生。廖平自小就参加劳动。一次为茶客沏茶，水污客人衣服，受到呵责，遂感羞耻，颇思自立。他欲读书识字，但家中负担不起学费，于是从河沟捉鱼送给私塾先生为整，并告以自己的求学愿望。先生认为孺子可教，遂得以从师就读。廖平自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倍加珍惜，昼夜勤苦攻，读，曾夜立于庙中神灯下读书。成年后，仍勤学不倦。经过潜心钻研，学业猛进，终于自立成才。 　　同治十M年（1873年）．张之洞简放四川学政。次年举行院试，张之洞对廖平很为赏识，录取为第一，补县学生（即秀才）。光绪二年（1876年），廖平再应科试，正场题“狂”宇，廖平以“用犬”之义解释《论语》“狂涓”之文，以优等食凛蜞，调成都尊经书院肄业深造。廖平早年在家乡接受的是来学那一套，受到张之洞奖掖尤其是进人尊经书院后，师人张之洞。张之洞治学宗文字训贴的乾嘉汉学，廖平受其影响，感到来学空泛无实，不如文字训沽之学，字字有意。于是从喜好宋学，转而博览考据。但是，廖平一生学术的基本方向，并没有沿着张之洞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张之洞离川后，治经讲个文经学的《公羊》学的王向运主讲尊经书院。松羊》学治经，不斤斤于文字训诂、名物考证，主张透过文字之表，去探求其中隐寓着的微言大义，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廖平经常向王运请业，渐受熏陶，又感到文字训沽只不过是经学的枝叶、糟粕，他又从博览考据转向专求大义。自此，廖平一生的学术就基本上沿着这一方向发展了。光绪五年，廖平中乡试第24名举人。光绪七年，他始注《谷梁春秋》，次年成《谷梁集解纠谬》二卷和《公羊何氏解沽十论》。持古文为周公所创，今文为孔子所创之说，分别两家的异同。廖平认为，经今文学派，尊崇孔子，主《王制》；经古文学派，尊崇周公，主《周礼》，可“同治中国”。两家之分歧，在于礼制，于是著《今古学考》二卷，严于今古之分。其学多为前人未发之论，深造有得之言，这是廖平经学的第一变。 　　光绪十五年，廖平赴京应礼部春闱，会试成进士，朝考三等，钦点即用知县。他以高堂亲老，不欲远出省外为由，请改教职，部铨龙安府（今四川平武）教授，历署射洪训导，绥定府（今四川达县）教授，任中被劾免职。后继任尊经书院襄校，嘉定（今四川乐山）九峰书院、资州艺风书院、安岳凤山书院山长等职。在这段时期，廖平在经学观点上，以为《周礼》出于王莽之时，有许多为刘歆迎合王莽之意而作。于是专主今学《王制》为孔子之学，古学《周礼》为刘歆乱之学．这是廖平经学的第二变。括张之相、梁启超、钱穆在内的知名学者，均认为尽管康有为之书与廖平之书有本质不同，但康有为之书是受廖平之书启发而成，当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张之洞甚至认为康有力为廖平的嫡传弟子，梁启超为再传弟子。 廖平经学第二变实已是以今文经学家的身份，来构建他的经学理论，而他的经学理论不是别的，乃是传统的尊孔尊经理论。但是，在近代社会要讲尊孔尊经，就得讲出一点新名堂。于是，在经学第二变后，廖平又提出大统小统的经学第三变，人学天学的经学第四变，天人大小的经学第五变，用五运六气解《诗》、《易》的经学第六变。所谓小统大统，是说孔子改制有两种，一是适用方三千里的小九州的中国万世法，以《春秋》为经，《王制》为传；一是适用方三万里的大九州的全球万世法，以《尚书为经》、《周礼》为传。所谓人学天学，是说孔子改制不惟有关于人的世界的法则，讲六合以内的人事，见《春秋》、《周礼》；又有讲六合以外天的世界的法则，见《诗》、赐》，《诗》讲神游，灵魂游于六合之外，《易》讲形游，形体游于六合之外。天人大小不过是对小统大统说与人学天学的糅合。所谓五运六气，本是《黄帝内经》中的理论，系医经，廖平以此为孔门《诗》、《易》师说。 　　廖平经学的后来几变，不过是将孔经与孔子从中国的神化推广到全球，再从全球推广到宇宙。究其精神实质而言，殊无可取。但是，廖平在构建其经学理论时，取材又不限于经学。他是用今文经学的方法来建构理论的，而建构中不仅突破了今文经学的界限，同时还突破了整个经学的界限。古今中外，经传诸子史册，诗赋纬道佛堪舆术数，西方地理学天文学宗教等学说，都是廖平用来建构其理论的素材。因此，从廖平经学理论的内容来看，又与传统经学有根本不同。为维护经学，反 　　廖平经学第二变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一是尊今，即尊崇今文经学；一是抑古，即贬抑古文经学。尊今的代表作是《知圣篇》，认为松羊》学的素王改制说是经学的微言大义所在，但汉代公羊家只讲孔子为汉制，远未穷尽孔子改制的义蕴。他说孔子改制是垂万世之定制，为中国立万世法，只有这样来理解素王改制说，才算懂得了“知圣”。抑古的代表作是《辟刘篇》（后改名《古学改》），提出古文经学起源于刘歆作伪，西汉哀平之前并无古文今学之说，《史记》、《汉书》关于衷平之前古文经学的材料，都是刘歆及弟子添窜的。 　 廖平此说一反平分古今之论，有许多臆断之论，虽然在学术价值一t远不如平分今古之论。但这一变却通过康有为的影响而在社会政治方面发生了极大震动。因为廖平在光绪十五年的会试后，应张之洞之召，曾转赴广州。康有为、黄季度同访廖平于广雅书局，竟夕晤谈，廖平向其示以《知圣篇》和《辟刘篇》。之后廖平又访康有为于广州安徽会馆，再次谈论。康有为遂本廖平之论，据《知圣篇》著作了《孔子改制考》，据《辟刘篇》著作了《新学伪经考》。这两部为后来的维新变法进行张目并提供了思想基础的书，影响极大，引起封建统治者的极大恐慌。虽然康有为一再否认这两部书与廖平有关系，但包而建立了一个不同传统经学的所谓经学体系，这就从反面无情地宣告了经学的终结。因此，廖平的经学不仅在经学史上有重大贡献，而且在整个近代思想史上都有独特的意义。 　　廖平后来在1898年与宋育仁、杨道南、吴之英等人在成都创办《蜀学报》，宣传变法维新思想。1911年担任《铁路月刊》主笔，鼓吹“破约保路”。四川军政府成立，受聘任枢密院院长，后长四川国学院及任成都高等师范、华西大学教授，授课之余仍以治经为终生事业。他一生坎坷，屡遭诬低、夹击，甚至革职查办，先后历经八次打击，但他总是以换而不舍的精神，潜心著述，从不停笔。他一生著述近一百四十部，除经学著作外，兼及医术、堪舆，撰有《四益馆经学丛书》，后又增益为《六译馆丛书》。1932年，为联系出版他的著作，拟亲赴成都，不料走到乐山，忽发大病，随行的儿子廖成励等，马上将他抬回井研，未及抵家，半途卒于河坎场，享年八十一岁。 　　大学者章太炎先生在为廖平所撰写的《清故龙安府教授廖君墓志铭》中云：“以君学不纯德，而行乎纯儒。”“斯心燔经，不可以罪孙卿；虑也劫后，不可以诬高密。廖君之言多扬诩，末流败俗君不与。”章太炎之言，恰如其分。廖平一生治经，脚踏实地，校勘、考据、辨讹是他的特长，而学术观点在晚年虽有不少离奇之处，但在清末民初特定的时代和社会氛围中，既无百家争呜，也不能百花齐放，更何况经历的是八次重大打击，其中有的并非是学术问题，而是人际、政治、派别之争，正是曹丕《典论·论文》中“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的注脚。文人之气，常常难以承受重压，支撑得过去，从逆境中奋起的人不是很多。而能排除世俗，潜心于学术，能防于扰、抗于扰，最后终成大业者更少。廖平虽一身坎坷，屡遭排低、夹击，而始终心坚骨硬，他应当是学人的良师，治学者的楷模。 黄 侃 1886～1935 　　　字季刚，湖北蕲春青石岭大樟树人。原名乔馨，字梅君，后改名侃，又字季子，号量守居士。1886年4月3日生于成都，1935年月10月8日殁于南京，年仅 [table] 49岁。 　　黄侃治学勤奋，以愚自处，主张“为学务精”、“宏通严谨”。他重视师承，但不墨守师说，常以“刻苦为人，殷勤传学”以自警。虽是名声赫赫之学者，且身体虚弱，仍致力学术而不倦，“惟以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发愿50岁后才著书。所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远绍汉唐，近承乾嘉，多有创见，自成一家。在音韵学方面对古音作出了切合当时言语实际的分类。晚年主要从事训诂学之研究。黄侃著作甚丰，其重要著述有《音略》、《说文略说》、《尔雅略说》、《集韵声类表》、《文心雕龙札记》、《日知录校记》、《黄侃论学杂著》等数十种。 　　黄季刚先生学术年表 　　1886年 1岁 4月3日（夏历二月廿九日）生于成都金玉街三道会馆。　　 　　1888年 3岁 随江叔海先生问字，初授《论语》。 　　 　　1890年 5岁 随父还居原籍湖北蕲春。 　　 　　1896年 11岁 随父至武昌，读经而外，纵览诸子、史传，能为诗文。次年丁父忧。 　　1900年 15岁 应县试，进学。 　　1902年 17岁 入武昌湖北普通学堂肄业。同学有宋教仁、董必武等。 　　1905年 20岁 在文普通学堂因宣传排满思想开除，以故人之子得张之洞资助留学日本。 　　1907年 22岁 以运甓、不佞、信川等笔名写作《释侠》、《专一之驱满主义》、《哀贫民》等文，刊于章太炎主编之《民报》。师事太炎先生。写有《新方言后序》、《国故论衡序》。 　　1908年 23岁 回国侍母疾，不久，母逝，本于孝义，闭门定省，曾写定《春秋名字解诂补谊》诸稿。时清廷命逮革命党人，胥吏欲捕之，遂仓皇离乡，再走日本，往依章师。日夕研讨国学。 　　1910年 25岁 返国还里，筹设孝义会，宣讲种族大义及中国危急状听者甚众。 　　1911年 26岁 辛亥革命起，奔走江湖，然不欲谋仕宦，后退居沪上，主《民声日报》。 　　1914年 29岁 勤治故籍，研索《广韵》，综合前说，定古声十九类，古韵二十八部之目。有《仙道平论》、《释若者》等文刊于《雅言》杂志。 　　1919年 34岁 于《国故月刊》、《国民月刊》发表《广韵佚字》、《毛诗正韵评》等文。因与胡适等人不谐，转教武昌高等师范。 　　1920年 35岁 在《唯是学报》发表《声韵通例》、《与友人论治小学书》等。并为《说文》、《尔雅》等作讲章。 　　1923年 38岁 仍任教武昌，有《音略》、《释公士大夫》、《文心雕龙札记》等刊于《华国月刊》、《国学卮林》。 　　1925年 40岁 作《中国文学概谈》、《文学记微》等文，刊于《晨报》副刊。 　　1927年 42岁 应聘北京师范大学，秋后转教东北大学。 　　1928年 43岁 南下应南京中央大学聘，讲章有《礼学略说》、《唐七言诗式》诸稿。先后同事有汪东、胡小石、汪辟疆、陈伯弢、王伯沆、吴梅等。 　　1931年 46岁 于《金陵学报》、《金声》是发表《诗音上作平证》、《章炳麟黄侃往来论韵书》等，讲《三礼通论》，批注《尔雅义疏》。 　　1933年 48岁 出版《日知录校记》。 　　1935年 50岁 因病逝世于南京。逝前讲授《说文部首》及史汉文例。遗稿有《尔雅郝疏订补》、《说文注》、《广韵注》、《切韵表》、《集韵声类表》、《古韵谱》等。 　　黄季刚先生著作要目 　　专著 　　1、《文心雕龙札记》，北京文化学社，1927年；中华书局，1962年。 　　2、《反切解释》上编，中央大学出版组，1929年 　　3、《日知录校记》，中央大学出版组，1933年。 　　4、《集韵声类表》，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 　　5、《黄侃论学杂著》，收著作十五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年。 　　6、《说文笺识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7、《字正初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 　　8、《黄季刚先生遗书》，台北石门图书公司，1980年。 　　9、《文选黄氏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7年。 　　论文 　　1、《春秋名字解诂》，《国学粹报》4卷4期。 　　2、《与友人论治小学书》，《唯是学报》第三册，1920年。 　　3、《稷通释》，《华国月刊》1卷期，1923年11月。 　　4、《释尸鸠》，《华国月刊》1卷4期，1923年12月。 　　5、《咏怀诗笺》，《东北丛刊》第3期，1931年1月。 　　6、《中国文学概谈》，原载《晨报》副刊，又载艺社《文学论集》，1929年。 　　7、《文学记微》，同上。 　　8、《秋华室说诗》，《苏曼殊全集》第五册，1929年。 　　9、《诗音上作平证》，《金声》创刊号，1931年5月。 　　10、《汉唐玄学论》，《时代公论》1卷11期，1933年6月。 钱玄同 1887～1939 　　钱玄同（1887 年—1939年） 　　（钱玄同，著名文学理论家，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原名钱夏，字中季，号德潜，又号疑古。1887年9月12日 生。江苏湖州人。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字学家。 　　1906年赴日本留学。1907年加入同盟会。曾从章太炎习国学，开始致力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及《说文解 字》研究。 　　1910年回国后，在浙江、北京等地中学任教。1916年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兼北京大学教授。1917年 后，曾任《新青年》编辑。 　　1920年曾化名王敬轩发表《致新青年诸君子》一文，与刘半农演双簧信，鼓欧文学革命。1928年后，任北京 大学国文系主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国音大辞典股主任、国语统一筹备会常委。1939年9月12日病逝于北京。） 钱玄同（1887一1939），原名师黄，字德潜；辛亥革命前曾改名夏，“五四”运动以前改名玄同。原籍浙江吴兴，幼年随父生长在苏州。清光绪未年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师范科。在日本拜见章太炎（炳麟）于《民报》社，章太炎介绍他加入同盟会，同时听章太炎讲文学音韵学。结识的许多章门弟子，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学者。宣统年间归国，任浙江嘉兴中等学校国文教员。辛亥革命后，钱玄同先在杭州教育专署任科员、视学；1913年到北京，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附属中学国文、经学教员。后来，又长期在国立北京大学兼课。1917年加入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为会员，后又兼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常驻干事，致力国语运动。北京高等师范系今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钱玄同从1913年到北京高等师范执教，连续在北京师范大学任专任教授二十余年。他讲授的课程，以音韵学为主，还有“说文研究”“经学史略”、“周至唐及清代思想概要”“先秦古书真伪略说”等。并长期任国文系主任。1917年，他向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投稿，倡导文学革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揭幕人之一，成为鼓吹新文化，攻击封建主义，提倡民主、科学的勇士。他提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口号，明确了新文学革命的对象。他在一篇《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的《写作大纲》中提出改革大纲十三事，如用“国语”作文；规定语法之词序；小学课本、新闻纸旁注注音字母；文章加标点符号；用阿拉伯号码和算式书写数目字；用公元纪年；书写方式改左行直下为右行横迤等，都是有关文化教育方面重大改革的首倡。 1918年至1919年的《新青年》杂志，钱玄同是轮流编辑之一。在这期间，他曾动员鲁迅给《新青年》写文章。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就是钱玄同催促他写出的头一篇作品，并且头一次用鲁迅作笔名。如众所周知，《狂人日记》不但是篇白话文，而且是攻击吃人的礼教的第一炮。 钱玄同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的贡献也是很显著的。他所著的《文字学音篇》是我国高等学校最早的音韵学教科书。数十年来，影响颇大，迄今仍为音韵学家所称引。当代许多音韵学家如罗常培、魏建功、白涤洲、赵荫棠、王静如、丁声树等或是他的学生，或受过他的教益。 钱玄同对于“经学”创见甚多。他有两句名言：“考古务求其真，致用务求其适。”他发表在《古史辨》上讨论上古历史和儒家经书的文章，独见很多，影响很大。郭沫若对钱玄同在古史研究方面的一些观点非常赞赏，说：“这些见解与鄙见不期而同，但都是先我而发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钱玄同在国语运动、文字改革方面有突出的贡献。他把文字音韵学精深的学术研究应用到国语统一、文字改革的实际工作中来。他既是国语运动的理论家，又是语言文字工作的实干者。他早年积极宣传汉语改用拼音文字，曾采用国际音标制定汉语拼音字母。后来他和赵元任、黎锦熙等数人共同制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35年他抱病坚持起草了《第一批简字表》。可以说。建国以后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钱玄同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做过很多坚实的奠基工作，他称得起是文字改革工作的前驱。 钱玄同反对封建主义文化制度，也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写过一篇《关于反抗帝国主义》的文章，他把反帝和反封建两项战斗任务结合起来考虑，主张一面积极反抗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侵略，一面用民主、科学思想和现代的文化知识“唤醒国人”，使国人爱护自己的国家。他也说过“欧化”，说中国根本改革之路在“欧化”，他对“欧化”的解释是“全世界之现代文化，非欧洲人所私有，不过欧洲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九一八”享变后，他痛恨日本帝国主义。1933年，日冠侵入华北，他曾把眷属送到上海去住，自己也想离开华北到南方去。当年他写信给黎锦熙、罗常培说，自己“既无执干戈以卫社稷之能力”，只能以教书“骗钱糊口，无聊极矣！可耻极矣！”可见他精神的痛苦。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开始，北平沦陷，北平师范大学西迁陕西。钱玄同因病未能随校赴陕，也未能南下，只得留在北平，1938年春，他恢复了旧名“钱夏”，表示“夏”而非“夷”，不做敌伪的顺民。他常间接寄语随北平师大迁至城固的好友黎锦熙等，说“玄同绝不污伪命”。1939年1 月14日，钱玄同还到孔德学校处理李大钊的遗留图书《九通》，把它卖给当时的北京女师大，帮助解决李大钊的子女生活窘迫问题。1月17日，钱玄同忽然右脑部溢血，在德国医院逝世。 钱玄同逝世后，当时的进步刊物《文献》上发表署名乐颜的《悼钱玄同先生》中说：“五四”时代文化运动中钱玄同的“斗争精神的表现几在任何一位同时代的斗士之上”，“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是现代转变期的代表人物”。又说：“平津沦陷以后，北方文化界处于暴日的铁蹄之下，居境非常悲惨；但钱先生保持着高洁的节操，虽和钱稻孙有叔侄之亲，和周作人等有友好之谊，仍然不受包围，不被污辱，这种难能可贵的民族精神的表现，也是使得我们感动兴奋的。壮年以斗士领导青年，中年以学者努力学术，晚年以义士保持名节，钱先生总算是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国家民族的一位完人了。” 吴 梅 1884～1939 　　吴梅(１８８４-１９３９)，字瞿安，号霜厓，別署癯安、逋飛、厓叟等。江苏长洲（今苏州）人，近代戏曲理论家和教育家，诗词曲作家，历任北京大学、中山大学、 [table] 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学校教授。吴梅一生致力于戏曲及其他声律研究和教学。主要著作有《顾曲麈谈》、《曲学通论》、《中国戏曲概论》、《元剧研究》、《南北词谱》等。又作有传奇、杂剧十二种。培养了大量学有所成的戏曲研究家和教育家。 　　吴梅出身於破落仕宦之家，早歲父母雙亡，??給吳長祥為嗣孫。十二歲從潘少霞習舉子業。十八歲以第一名補長洲縣學生員。後兩度鄉試，均落第。大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赴上海東文學社學日文，三十一年秋至東吳大學堂任教。三十三年，應柳亞子之約，加入文學團體神交社，1912年加入南社。宣統二年（1910）後，先後在蘇州存古學堂、南京第四師範、東南大學、廣州中山大學、上海光華大學、北京大學、南京中央大學、金陵大學等校執教，並致力於詞曲研究。著名詞曲家任中敏、盧前、錢南揚、王玉章、唐圭璋、王季思等，皆出其門下。“七七事變”後，輾轉逃亡於湘潭、桂林、昆明等地。1939年3月，病卒於雲南大姚。吳梅在文學上有多方面成就，在戲曲創作、研究與教學方面成就尤爲突出，被譽爲“近代著、度、演、藏各色俱全之曲學大師”（王玉璋《霜厓先生在曲學上之創見》）。作有傳奇《風動山》、《綠窗怨記》、《東海記》、《血飛花》（又名《萇弘血》）、《義士記》（又名《西台慟哭記》）五種（後二種未刊行）及雜劇《軒亭秋》、《暖香樓》、《湘真閣》、《落茵記》、《雙淚碑》、《無價寶》、《惆悵爨》（内含短劇四種）七種。戲曲論著有《中國戲曲概論》、《顧曲麈談》、《詞餘講義》、《南北詞簡譜》、《元劇研究ABC》等及數量可?的曲話、序跋、散記、筆記等曲學論著，並輯有《奢摩他室曲叢》初、二集。其他著作有《霜厓詩錄》四卷、《霜厓詞錄》一卷、《遼金元文學史》等，並行於世。又有《文錄》二卷，未刊行。其散曲作品輯入《霜厓曲錄》二卷及《霜厓讀畫錄》一卷中。王衛民編有《吳梅戲曲論文集》，1983年由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 罗振玉 1866～1940 罗振玉（1866～1940） 　　语言文字学家。字叔蕴，一字叔言，号雪堂，又号贞松老人。祖籍浙江省上虞县，客籍江苏省淮安县。曾于1896年在上海创办农学社， 1897年创办《农学报》，次年创办东文学社。1901年在上海创办《教育世界》杂志。1904年创办江苏师范学堂，后任学部二等咨议官，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督监，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法国大学院公举为东方通信员。他在语言文字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甲骨文的收集研究、铜器铭文的编纂印行、简牍碑刻等古文字资料的搜罗与刊布等方面。在甲骨文研究者中，罗振玉占有重要地位，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 　　他对甲骨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1.他搜集、保存、印行了大批原始资料。著有《五十日梦痕录》《殷虚书契前编》（1913年）、《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等书。1933年又编著《殷虚书契续编》。同时他还编有《殷虚古器物图录》（1916年）及《附说》各一卷。 　　 2.他率先正确地判定了甲骨刻辞的性质及出土处之地望。他指出卜辞属于殷商时代，是王室遗物；断定它作为文字学资料能代表中国文字的来源，作为史料，它比正史更可靠。同时他还指出甲骨出土地小屯即殷虚遗址，也就是殷朝国都。这对后来的甲骨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3. 他考释出大量的单字。他以甲骨文字本身的特点为主要依据，参照《说文解字》，并将甲骨文与金文、古文、籀文、篆文做比较，以阐释文字的渊源与流变情况。他还利用字形或后世文献资料推求字的本义及其通假关系。先后于1910年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释出单字近三百个，于1915年在《殷虚书契考释》中释出单字近五百个，其中多得到学界认可。1916年，他还将未识别的卜辞中的千余字编成《殷虚书契待问编》，供大家探讨。 　　 4.他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将卜辞分为卜祭、卜告、卜出入、卜田渔、卜征伐、卜禾、卜风雨等8类，为后世的甲骨分类研究开创了先例。 　　 5.与王国维一起，确证了甲骨文中的合书的现象。在金文研究方面，他也搜集与刊布拉大量的资料。著有《殷文存》（二卷，1917年）、《秦金石刻辞》（三卷，1914）、《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补遗》3卷，《续编》3卷，1931～35年），收录以前诸家著录中未见之器铭2427件。《三代吉金文存》（20卷，1937年），收录当时见到的已著录和未著录的4831件青铜器铭。集一时铜器铭文原始资料之大成，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还提出通释古金文的设想，提出综合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金文在文字学上的价值。他研究石鼓文，著有《石鼓文考释》（7卷，1916年）；他搜集整理汉晋木简，著《流沙坠简》（合作，1914年）、《流沙坠简考证》（1934年）等书。此外，他还著有《干禄字书笺证》《俗说》《集蓼编》等多部著作。他的工作内容丰富，甄别谨严，成绩浩瀚，方法崭新，“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郭沫若语） 。 沈兼士 1887～1947 　　沈兼士（ 1887-1947 ）： 名臤，吴兴（今湖州）人。沈尹默之弟。中国语言文字学家、文献档案学家。1887年7月31日出生于陕西省汉阴县 城，1905年 19 岁时与兄沈尹默自费东渡日本求学，入东京物理学校。时章太炎先生居东瀛，沈兼士拜其门下，并加入同盟会。归国之后，先后任教于北平大学（今北京大学）、辅仁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1922年在北京大学创办研究所国学门，任主任。曾与其兄沈士远、沈尹默同在省立一中、北大任教，有"北大三沈"之称，为中国新诗倡导者之一。历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故官博物院理事、文献馆馆长、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委等职，创立汉语 " 文字画 " 、 " 初期意符字 " 等学说，是清末档案整理的开拓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倡导并写作新诗。抗战期间，曾任《鲁迅全集》编委，参与组织抗日团体“炎社” 。在训诂、文字、音韵、档案学等领域独有所识，建树颇丰。著有《文字形义学》、《广韵声系》、《段砚斋杂文》等。 傅斯年 1896～1950 　　傅斯年（1896.3.26-1950.12.20）初字梦簪，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著名历史学家。六岁入私塾，十岁入东昌府立小学堂，十一岁读完《十三经》。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本科国文门 [table] ，曾著《文学革新申义》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 　　1918年与同学罗家伦、毛准等组织新潮社，编辑《新潮》月刊。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为学生领袖之一。 　　1919年底赴欧洲留学，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物理、化学和高等数学。 　　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 　　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 　　1929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史”。其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任台湾大学校长。 　　1950年12月20日因脑溢血病逝。 　　傅斯年任历史语言所所长二十三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著作70余种，在经费、设备、制度等方面都为历史语言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组织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殷墟甲骨发掘，其后先后发掘十五次，大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傅斯年还将明清大库档案资料争取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进行专门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傅斯年在历史学研究方面，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摆脱故纸堆的束缚，同时注意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古代中国与民族》（稿本）、《古代文学史》（稿本）；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夷夏东西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册。 余嘉锡 1884～1955 　　余嘉锡(1884-1955)，字季豫，号狷庵，今鼎城区长茅岭乡人。父嵩庆，字子激，清光绪二年(1876)进土，官于河南商丘。嘉锡出生于父亲任所，自幼禀受庭训，立志著述，十四岁作《孔子弟子年表》，十五岁注《吴越春秋》。光 绪二十七年(1901)中乡试举人。后人京，选为吏部文选司主事，丁父丧回籍。清末停科举，立学校，应常德官立中学、西路师范学堂之聘，教授文史。辛亥以后，乡榜同年谭延岂督湘，电请出山，共济时艰，嘉锡竟辞不往。于是取“有所不为”之义，自号狷庵。1927年到北京，馆于赵尔巽家，教授赵氏弟子，同时审阅《清史稿》，得以清史馆馆长柯劭态为师。期间，夫人陈福彩竟以三十九岁猝逝，遭受切肤之痛。亲撰墓表，称夫人“清闲贞静，出于天生。恕以接人，仁能及物。鞠躬尽瘁，十有九年，存孤健绝，功在宗祀。生叹薄祜，殁有遗恨”。情辞悱侧缠绵，衷怀眷恋，誓不再娶，鳏居凡三十年。 　　 1918年，余嘉锡弃家偕子余逊到北平，住前门高庙常德会馆。以一介儒生，来自僻远之乡，举目少亲，惟因学识渊博，业有专攻，终得以文章学术自显于京师，在北京大学及其他各大学主讲目录学。1931年任辅仁大学教授，兼国文系主任。“九·一八”事变爆发，回乡索居，国事日艰，忧心无已。后辅仁大学多次电催返校主事，才又回京任教。日军攻占北京后，各国立大学相继南迁。辅仁大学因系罗马教廷天主教会新创办，当时德国神甫主持校务，所以为敌伪所顾虑，成为不受敌伪支配的独特学府。为了维护国家民族正气，余嘉锡特意开设《楚辞》课，教育青年识别香花毒草，以抨击当时卖国求荣者。开设《世说新语》课，对魏晋之尚清谈误国，反复推论，评论古人而讽喻时事，皆寓意深远。1942年冬，兼任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直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1947年以《四库全书提要辨证》一书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解放后，被聘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专门委员会。后惜为谗言所毁，其道德文章，总加之以“封建”的罪名，退居于家，心情抑郁。但仍笔耕不辍，继续撰写《四库提要辨证》，几乎是以生命相搏，夙兴夜寐，不顾劳瘁。1952年秋撰写《元和姓纂提要辨证》稿，摔伤了右股，并因脑溢血而瘫痪，从此搁笔。1955年除夕病逝，葬北京阜城门外西黄村福田公墓。 　　 余嘉锡学贯古今，荐作等身，文笔灵活，跌宕有致，无呆板冗蔓之病，风格和李慈铭相似。他既是文献目录学家，又是史学家，曾经有“宋人史学胜清儒”的论断。著作有《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四库提要辨证》、《世说新语笺疏》、《汉书艺文志索隐》以及《余嘉锡论学杂著》等。以上著作，学术界极为重视，尤其是一部历时五十余年创作的八十万字的《四库提要辨证》，声振国内外，被誉为“是一部从微观角度研究我国古籍的巨著”。 　　余嘉锡，中央研究院院士,语言学家,目录学家。 　　湖南省常德县人,1884年2月9日出生于常德县长茅岭。少年立志读书求知,能诗善文,博闻强记,长于著述。14岁作《孔子弟子年表》。15岁又注《吴越春秋》。18岁乡试中举人。入京都,为吏部文选司主事,后因父丧回籍。科举废除后,在常德师范学堂任教。1927年去北平,参加审阅《清史稿》,受私立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赏识,被聘为讲师,主讲目录学。随后又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民国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兼教目录学。1931年被聘为辅仁大学教授,兼任国文系主任。1942年兼任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至1949年北平解放。 　　他把毕生精力用在教学和著述上,治学严谨,博览群书,既是文献目录学家,又是史学家,最精于考证。已经出版的著作有《目录学发微》、《古书通则》、《四库提要辩证》、《世说新语笺疏》以及《余嘉锡论学杂著》等。特别是《四库提要辩证》一书,为毕生精力所萃,它就原著指陈得失,旁征博引,考证详实,为学术界的一部名著。《世说新语笼疏》于校诂文字外,尤重于魏晋人事的品评之中。他说:“一生所著甚多,于此最为劳粹。”这部书是后人研读古典名著《世说新语》的最佳版本。 　　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解放后,被聘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专门委员。1952年秋,撰就《元和姓纂提要辩证》书稿。 　　1955年1月23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2岁。 柳诒徵 1879～1956 　　柳诒徵(1879-1956)字翼谋，号劬堂、知非，江苏镇江人。17岁考中秀才，后曾就读于三江师范学堂。卒业后曾任教江南高等商业学堂、江南高等实业学堂 、宁属师范学堂、两江师范学堂、北京明德大学；并一度主持镇江府中学堂校政。1914年2月，应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历史教授；1925年东南大学发生学潮后一度离去北上，先后执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和东北大学；1929年重返南京，任教中央大学；并曾任南京图书馆馆长、考试院委员、江苏省参议员。建国后执教于复旦大学。 　　博雅宏通第一人 　　曾与柳诒徵同在东南大学，并“素以平生风义兼师友与之相期”的吴宓教授曾称许柳诒徵说，东南大学之教授人才，“以柳先生博雅宏通，为第一人”。 　　柳诒徵少时失父，家境清寒，常“仅赖少许酱豆腐下饭”。但其母出身书得门第，柳诒徵自幼受母教诲，许多古代文史要藉经典，读得烂熟，背诵如流，17岁便考中秀才；当时一位诗人曾作“次韵柳翼谋”七律一首，结句对柳诒徵有“君看一代称韩柳”之赞。此后柳诒徵又先后于金陵锺山书院、江阴南菁书院师和三江师范学堂师从名儒缪荃孙、黄以周和李瑞清。他学习勤奋刻苦，“日常闭门自禁于斗室案头之中，咸与书藉为伍”，与当时一些纨绔子弟的奢侈懒惰恶习恰成鲜明对照。经年积累，大师培育，使他学问日臻丰厚圆熟，以致他“日后写稿，竟不加思索，往往振笔疾书，文不加涂改，作诗也如云移流水，生花妙笔，一气呵成。”自三江师范学堂毕业后，柳诒徵又得缪荃荪资助东渡日本留学一段时期，就使他对当时的世界新思潮和西方文化有也进一步的接触和了解，因而他的治学也远远突破了乾嘉学派的眼界，如他将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易称为“正其义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他解释说，“所谓利非为个人私之利益，乃指国计民生与国利民福而言；所谓功，非贪天功之说，乃指努力创建以竟全功言”，这和孙中山当时提出的“民生史观”正是共通和相合的。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期，柳诒徵被聘为国文历史教授，并曾任史地部和历史部主任。东南大学时期，他主讲中国文化史和中国通史，“声如洪钟，有条不紊，娓娓动听，文法理工诸科学生，不论选读与否，大都趋之若鹜，课堂总是座无虚席，挤得水汇不通。”柳诒徵“对来学之士，无不因材施教，诲而不倦，且为之曲予裁成”。著名地理学家张其昀曾谈到他在南高师受三位教师的影响最深，即刘伯明、柳诒徵和竺可桢。他当年报考南京高师时，由于体格瘦弱而被认为不符录取条件，后柳诒徵力陈其成绩优异，提请复议，因而得被录取。在学期间，柳之教泽，使他终生受用不尽。而得益最多的：一是方志学，柳诒徵认为，各省县的志书，卷帙浩繁，比国史所记载尤为详备，应该充分利用，以补国史之所不足；二是图谱学，柳诒徵曾引宋人郑樵语：“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并亲创以搜求图谱和实物为职志的史地陈列室；三是史料学，柳诒徵曾引黄梨洲明儒学案语：“学问之道，以自己用得着为真”，强调史藉如烟海，必须有方法加以选择。并认为章实斋在《文史通义》中所说的两种方法，“裁篇别出”和“重复互注”，是做学问必须具备的功夫。而在张其昀离校毕业时，柳诒徵在其纪念册上仅题“守约”二字，告诫他读书不宜广而宜专，并向他解释说，“重要的书宜分精读与浏览两类，对精读者必须自始至终丝毫不苟，一字一句地加圈加点，虚心涵泳，融汇体察，如此方能贯通领悟；至于浏览者，仅系供参考之用，庋藏储备，随时调阅，能提要钩玄，明其大体即可。”张其昀所在的一班国文系一班学生十多人，经他精心培植，以后在学术上都卓有成就，除张其昀外，如缪凤林、景昌极等人，因而吴宓曾评价为南高东大“空前而绝后”之最优秀之一班。 　　柳诒徵著述极丰，其力作有《中国文化史》和《中国历史要义》等，而“把史学与哲学相结合，是其治学的特色”。其所著《中国文化史》分上古、中古、近世三册，约一百余万字，“每编分章分段，紧接于段落后必附引经史、诸子百家语，以及现代中外学人的谠言伟论，藉供读者的彻底了解。书中所纪俱系前言往行，简精扼要，而尤在援古证今，以今鉴古，期能于历史典章制度因革源流，得以明其得失匡其谬误，而后折衷至当，以成定论。”其《中国历史要义》一书，分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诚、史义、史术、史化十大篇。有的学者评价该书，“更见精采，美不胜收”，“在我国的史学名著之中即以之持与刘知几的《史通》和章实斋的《文史通义》相较，要亦可以先后比美。” 　　除了史学上的卓越成就外，柳诒徵“诗文书法”也“俱足名家”，“为文不论说理、记事及其抒情，无一不精”，被人推许为“直入六朝堂奥”；其诗则得到吴宓“雄浑圆健，充实光辉”的评语；而“书法上除楷正外，兼工行草篆隶，几无不能；尤以隶书笔法，与其师李瑞清相近”。 　　对这位学术大师的治学成就，吴宓在《空轩诗话》中曾有一番较全面的评述，他将其与梁启超相比：“近以吾国学者人师，可与梁任公联镖并驾，而其治学方法亦相类似者厥惟丹徒柳翼谋先生诒徵。两先生皆宏通博雅，皆兼包考据、义理、词章，以综合通贯之法治国学；皆萃其精力于中国文化，皆并识西学西理西俗西政，能为融合古今，折衷中外之精言名论；皆归宿于儒学，而以论道经邦、内圣外王为立身之最后目的；皆缘行道爱国之心，而不能忘情于政治事功；皆富于热诚及刚果之勇气；皆能以浅显犀利之笔，为家喻众晓之文；皆视诗词为余事，而偶作必具精彩，此皆两先生根本大端之相同处。” 　　“低头菩萨”竟成“怒目金刚” 　　柳诒徵在南高、东大和中央大学之时，平素给人的印象是：清癯面孔，疏落长须，平日身着长袍马褂，一尺长的旱烟杆系着黑布烟袋，始终不离手中；无时不是悠然自得，望之若神仙中人。学生见面行礼，他总是拱手作答，最为谦虚。言语幽默诙谐，一派谦谦君子风度。抗战期间，江苏省政府迁至兴化，一天，柳诒徵有事与一随从一起入兴化城，岗哨卫兵照例盘问其居住地址，柳诒徵竟哑然无以为对，哨兵斥之离去，柳诒徵窘急之下，手指北门城内建设厅长住宅，岗哨始准随从入城通报，由建设厅长到北门迎接后方得进城。以后省主席等向他道歉，柳诒徵却连连夸奖哨兵训练有素，忠于职守，并自嘲说：“这是报应，我平时当老师时常给学生吃鸭蛋，此次我连吃三个鸭蛋。”说毕大笑。但“紧要关头”，柳诒徵却“自然不肯马虎放过”。抗战胜利后，柳诒徵选聘为江苏省参议员，凡关乎国计民生之事，他总是仗义执言。一次开会时，省主席及各厅长均列席被质询，当时教育厅长曾为一件事指责议员吹毛求疵，柳诒徵先生当即抗声而起，手指某厅长声色俱厉地斥责说：“你是我在高等师范时的及门学生，何以这样糊涂，不明白民主精神？你须知道议员是代表人民行使神圣的任务，你们不过暂时负一时治权责任，应当小心，敬听主人翁代表的意见。没有民主修养就不配列席会议，就不配做民主国家官吏。”想不到一个“低头菩萨”竟成“怒目金刚”，教育厅长一时被训斥得面红耳赤，呆若木鸡，不知所对，而全场则掌声不已。 吕思勉 1884～1957 吕思勉　(1884-1957) 　　中国历史学家。字诚之。1884年2月27日(光绪甲申二月初一)生于江苏省常州府阳湖县(今常州市)。从小入塾。十二岁时﹐因 家贫无力延师﹐由其父母授以史部著作。十五岁﹐考入阳湖县学。十六岁﹐自学古史典籍﹐以求系统了解古代政治历史和政治制度。1905年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科学校﹑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北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任教﹐并任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编辑。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教授﹐后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1941年﹐上海租界沦陷﹐光华大学迁川﹐乃携眷归乡﹐闭户著书。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1949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一级教授﹑上海历史学会理事﹑江苏省政协委员。 　　吕思勉注重排比史料﹐分类札记﹐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坚持不懈地涉猎古文献﹐又广泛阅读新出报刊和从西方引进的新文化﹑新思想和研究方法。他著述宏富﹐主要有﹕《白话本国史》(1923)﹑《吕着中国通史》(1940﹑1945)﹑《先秦史》(1942)﹑《秦汉史》(1947)﹑《两晋南北朝史》(1948)﹑《隋唐五代史》(1957)﹑《历史研究法》(1945)﹑《史学四种》﹑《中国民族史》(1934)﹑《经子解题》(1926)﹑《先秦学术概论》(1933)﹑《理学纲要》(1931)﹑《宋代文学》(1931)﹑《中国制度史》﹑《文字学四种》﹑《吕思勉读史札记》等。其中《白话本国史》强调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按照历史顺序﹐分别叙述每个王朝与周围少数民族的关系﹐为通史写作开辟了新路。《吕着中国通史》上册分门别类﹑系统论述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册分章按历史顺序叙述政治历史变革﹐其中婚姻﹑族制﹑阶级﹑财产﹑衣食住行等题﹐都是过去史书缺乏系统记载的。他所著先秦﹑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四部断代史﹐共三百余万字。每书分前后两部分﹐前半部是政治史﹐包括王朝兴亡盛衰﹑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政治设施的成败得失﹐以及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等﹐采用新的纪事本末体﹔后半部是社会经济﹑文化史﹐分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民族疆域﹑文化学术等方面的发展情况﹐采用新的叙述典章制度的体例。这四部书对先秦到隋唐五代的历史研究有疏导开拓之功。其他涉及民族史﹑思想史﹑文化史﹑制度史﹐以及史学方法方面的著作﹐也各具有特色。 　　吕思勉对经学﹑文字学﹑文学亦有独到见解。他治学严肃﹐作风踏实﹐为人诚朴﹐谦虚谨慎。晚年想通读《道藏》﹐研究道教思想﹐为后人开辟途径﹐惜未如愿﹐于1957年10月9日逝世于上海。 　　吕思勉已刊﹑未刊论著﹐80年代末计画汇编成《吕思勉论学集》。他的全部著作﹐包括各种断代史﹑通史﹑专史等﹐已汇编成《吕思勉史学论著》。另有《诚之诗稿》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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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小传

陈平原

胡适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参加“庚款”留学考试时改名胡适，字适之。先生1891年2月17日生于上海大东门外，世为安徽绩溪人。其父胡传（字铁花，号钝夫），清岁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有著作《台湾纪 事两种》传世。先生一生领尽风骚，1962年2月24日于中央研究院院长任上逝世，享年72。 　　胡适5岁开蒙，在绩溪老家私塾受过9年旧式教育，打下一定的旧学基础。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10年夏赴美留学，先入康乃尔大学习农科，后转入文科；1915年进哥伦比亚大学，追随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学习哲学。1917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古代中国逻辑方法之进化》。在此期间，胡适热心探讨文学改良方案，并试作白话诗。而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通信，以及《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的发表，更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同年胡适学成归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至此一发而不可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 　　五四时期，胡适连续撰写《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相继完成《国语文法概论》、《白话文学史》等著作，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成为现代中国人重要的思想和交流工具起了决定性作用。此乃他最大的名山事业。 　　在理论倡导的同时，胡适还进行了一些文学创作的“尝试”。其小说、剧本均未见成功，独有出版于1902年的《尝试集》，乃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颇有开拓之功。 　　文学创作非其所长，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另一主要贡献是输入新思想。其《易卜生主义》、《贞操问题》，当年都是振聋发聩之作。而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到《人权论集》，再到主办《独立评论》，胡适始终坚持独立姿态和批判精神。抗战军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胜利后又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但其始终保持书生本色，不曾背叛五四主义知识分子。 　　胡适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并断言其有四重目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照他的理解，所谓整理国故，就是用科学方法对三千年来破碎的古学进行一番有系统的研究。故胡适治学特重方法，屡次撰文介绍清儒与西哲的“科学方法”，以至于再三声称他的学术研究都是为了证明并推广其“科学方法”。 　　胡适治学有两个主要领域，一是中国哲学史，一是中国文学史。尽管《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出版了上卷，《白话文学史》也没有下编，可这两部书都是建立规范并奠定学科基础的经典性著作。后人可以赞赏，也可以批评，却无法漠视其存在。前者的平视诸子以及历史的眼光，后者的双线文学观念，都是对本世纪学术发展影响甚深的“大胆假设”。另外，他首创新红学，重修禅宗史，以及用历史演进法来研究中国章回小说，都是开一代新风，功不可没。 　　抗战以后，因奔走国事，再加上自身学术路数的内在限制，胡适学术上未能更上一层楼。晚年沉醉于《水经注》疑案，下力甚大，可惜成果不尽如人意。 　　（本文录于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胡适卷》特此感谢。） 大师详情>> 汤用彤     　　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祖籍湖北省黄梅县，生于甘肃省渭源县。著名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 其人 传略 像册 年谱 ■ 著述 著作年表 著作及版本推介 《汤用彤全集》（共七册）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魏晋玄学论稿》 《隋唐佛教史稿》 《印度哲学史略》 《饾饤札记》 《〈高僧传〉校点》 《汤用彤学术论文集》 《汉文印度哲学史资料汇编》 《汤用彤选集》 陈梦家 1911～1966 陈梦家（1911～1966） 　　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诗人。浙江省上虞县人。早年师从徐志摩、闻一多，是新月派的重要成员之一。曾于南京中央大学、北 平燕京大学学习法律、古文字学等。后留校任教，主讲古文字学、《尚书》通论等课程。1944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古文字学。1947年在游历了英国、法国、丹麦、荷兰、瑞典等国后，于同年秋季到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报》编委、《考古通讯》副主编等。他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他对甲骨文、殷周铜器铭文、汉简和古代文献的综合研究方面。他对甲骨文的研究一开始比较注重文字的分析和寻求卜辞中的礼俗。后从青铜器断代研究中得到启示，从断代入手全面研究卜辞。他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为《殷墟卜辞总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该书是甲骨学史上少见的较早的大型综合性研究著作。全书70多万字，共分20章。从语言文字学角度看，其中的“文字”“文法”两章最为重要。在“文字”一章中，他概述了以前诸甲骨学家对甲骨文的考释方法，同时他还对汉字的起源及构造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并密切联系汉语特点开查汉字的构造。在“文法”一章中，他提出卜辞是研究中国语法史的最早材料，可以从中开始寻求汉语语法发展的规律。该书对研究古代史地、语言文字和考古学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他在铜器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是《西周铜器断代》（分6期连载于1955年～1956年的《考古学报》上）。其中详细记述了不同时代的各类铜器98件。每件都记录了全篇铭文的释文，并加以详尽的诠释，有的甚至史逐字逐句地讨论。所以其中包括许多考释文字、词语，探求语法规则及语义的资料。这对研究上古汉语及汉语史很有参考价值。他对汉简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于《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年）和《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两本书中。此外他还有专著：《老子今释》（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海外中国铜器图录考释第一集》（北京图书馆、商务印书馆，1946年）、《尚书通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科学出版社，1962年）；论文：《释底渔》（《考古社社刊》1936年第4期）、《释“国”“文”》（《国文月刊》1941年第11期）、《关于上古音系的讨论》（《清华学报》1941年第13卷第2期）、《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期）、《慎重一点“改革”汉字》（《文汇报》1957年5月17日）、《蔡器三记》（《考古》1963年第3期）等等，以及一些已经整理出版和一些将要整理出版的遗作，如《西周铜器断代》的后半部等。 陈梦家手迹 马一浮 1883～1967 　　马一浮(1883-1967) 　　幼名福田，更名浮，字一浮，又字一佛，号湛翁、被褐，晚号蠲叟、蠲戏老人，绍兴长塘(今属上虞)人，现代著名国学大师。 1901年，曾与马君琥、谢无量在上海合办《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介绍西方文学，1903年6月，赴美国主办留学生监督公署中文文牍，后又赴德国和西班牙学习外语。1904年东渡至日本学习日文，回国后定居杭州。辛亥革命后，潜心研究学术，于古代哲学、文学、佛学，无不造诣精深，又精于书法，合章草、汉隶于一体，自成一家。应蔡元培邀赴北京大学任教，蒋介石许以官职，均不应命。抗日战争期曾任复性书院院长。建国后，任浙江文史馆馆长、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全国政协委员。所著后人辑为《马一浮集》。 理学大师马一浮 楼宇烈 　　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对于近现代儒学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相当热门，其中对那些自构体系、融会西学的所谓“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诸如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已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和专著，广为人们所知。然而，有一位被周恩来总理称之为“我国当代理学大师”①的马一浮，却鲜为人提及。究其原因，可能与马一浮从不标新，更不自构体系，而始终只是默默地潜心体究宋明理学，躬自践行中国传统文化的为人精神，匿居陋巷，不求闻达等有关。这在今日着眼于“新”的学人们看来，马一浮似乎偏于“仍旧贯”，对传统儒学没有多少新的发明，因而未予重视和研究。 　　其实，马一浮在二、三、四十年代是与梁漱溟、熊十力等人齐名的儒家学者。他对于传统儒家文化，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深刻研究和体验，是时人所公认的。众所周知，熊十力是极少称许别人的，但是他对马一浮却推许说：“马先生道高识远”（《十力语要》卷二《与贺昌群》）。贺麟则评论说：“马先生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又说：“他尤其能卓有识度，灼见大义，圆融会通，了无滞碍”（《当代中国哲学》第一章，《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所以，研究和分析一下马一浮的思想路向，对于把握近现代儒学发展的全貌，也是极有意义的。 　　马一浮，单名浮，一浮是他的字，号湛翁，别署蠲戏老人、蠲叟等，浙江绍兴人。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①死于1967年。他自幼饱读诗书，1898年，十六岁时，应县试，名列会稽县案首（第一名）。②青年时，他与同乡马君武、马叙伦游，风华正茂，“各自负以天下为任”，然而不久后，马一浮“即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引自马叙伦：《石屋余瀋》“马君武”篇）大约从1912年或1913年起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一直在杭州，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