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英文词典把张家口译作Karian（开尔达），即码头之意。可见过去的张家口在外国人眼里是个通商贸易的地方。实际确也如此。张家口这座城市孕育、诞生于明代对蒙古族的重开互市之中，兴旺发达在清朝和民国年代对蒙俄贸易的黄金时期。由于张家口东接京、津，西通晋、陕，为北出塞外直抵蒙、俄的交通要冲，从而使其成为我国北方著名的商埠和陆路码头。历史上曾有“皮都”“陆路码头”，“汗码头”“第二码头”之称。清末明初繁盛时，商户最多时有718家，还有四十多家外国洋行及其代理商，可与天津、上海口岸相提并论,此外还有七百多家与旅蒙业相关的店铺，从而使张家口成为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物资集散地。年贸易额最高时达白银1亿5千万两，成了中外驰名的国际贸易商埠。
张库大道是从张家口出发，通往蒙古草原腹地城市乌兰巴托（当时叫库伦）再延伸到俄罗斯恰克图的贸易运销路线。这条曾经沧海的商道记载了北中国对外贸易近400年的兴衰史。透过历史烟云，我们不应该忘却这条绵延2700多公里长的古商道之于中国经济的意义。
刘振英 在《张库大道春秋》里这样描述：
张库大道历史悠久。李桂仁《明清时代我国北方的国际运输线--张库商道》说：“这条商道作为贸易之途，大约在汉唐时代已经开始。出现茶的贸易。大约不晚于宋元时代。”他引《宋史·张永德传》：“永德在太原，尝令亲史饭茶规利，阑出缴外市羊。”太原的最高行政长官要过问“茶”、“羊”利市，可见交易已有一定影响。
从地理位置上讲，从蒙古草原的腹地，到中原地区西北的边陲城镇，有几条路可走：一是从乌兰巴托出发，一直南下，穿越浑善达克沙漠边缘，通过东西苏尼特旗（今赛汗塔拉）、土木尔台、商都、集宁，到达大同、太原，这是一条直线；二是从乌兰巴托出发，经阿嗄巴旗，穿越浑善达克沙漠，过多伦诺尔（今多伦）到沽源，经独石口到北京。还有一条线是从乌兰巴托出发，越浑善达克沙漠，过太仆寺旗，经张北进入张家口。
第一条，到达大同、太原的路线。历史上也曾开设过蒙汉交易的“马市”，但不久被终止。其主要原因是从赛汗塔拉到现新民乡、土木尔台一带有百里沼泽，一到夏季便车马难行。第二条，经独石口到北京的路线。清时，沙俄商队曾一度习惯于走这条路线去北京贸易。但因路途较远，且多崎岖山路，更因清政府对安全的考虑，这条路最终没能维持多长时间。而张家口具备了距离最近，相对道路状况较好的优势。漫长的选择，最终确认了张家口。这是商业法则的选择，这是历史的选择。
八至十一世纪，蒙古族通过和各民族的接触交流，发现了草原外面的精彩世界。十二世纪初，孛儿只斤铁木真（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蒙古族空前强大。金大安三年（1209年）成吉思汗在野狐岭大败四十万金兵，1215年攻战中都（今北京）。可以肯定的是，重大的军事行动，是有着重大的经济利益在驱动着。也正是因为草原腹地与中原的急切的物资交流意愿，开始有了除抢掠以外的贸易交换行为，但这大多是以蒙古军队为主进行的。
元朝建立后，忽必烈“以农桑为急务”使百姓“安业力农”，大力发展经济。同时在全国设立驿站一千五百多处。驿站除“通达边情，宣布号令”外，也对交通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
元朝统一货币，先后发行了以银为本位的“中统宝钞”“至元宝钞”。货币的统一，促进了商业的活跃，但此时的贸易，主要控制在官府、官僚、遗族和色目人的手里。为了给草原输送生产、生活物资，他们把中原的物资集中到北京，继而运至张家口一带，然后运回草原。《河北省公路史志资料》载：“张库大道历史悠久，早在元代，便辟为驿路，明清两代又辟为官马大道。当时运送物资所走路线，多依驿站。这运输物资的驿路、官马大道就是后来张库大道。”
1368年，明军攻入大都（今北京），元顺帝妥欢帖睦尔逃往漠北，建立北元。此期间，蒙古人所需的中原物资，开始由汉人在战争的间歇期间，展转运至草原，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流。
明宣德四年，指挥张文在清水河西筑张家口堡。一些“跑草地”做买卖的商家开始在张家口堡营造店铺。
明朝初年，为巩固边防，明王朝从嘉峪关起沿长城至辽东一线，修建补建长城（大境门段长城在此时修筑），并先后建立九个边防重镇。宣府、大同两镇最为要冲，常年屯兵十多万人。明王朝派出大批军队屯住边地，这些军队的给养成为一大难事。为此，明政府在边地实行屯田制。屯田制有民屯（吸引移民），军屯（军队士兵耕种）和商屯（商人出资雇人耕种）三种。商屯的粮食交给军队，换回的是商人对食盐的专卖权。历史上称此为“开中法”，它也促进了张家口一带商业经济的发展。
由于屯田制的实行，由于商人的云集，促进了张家口社会的发展。明嘉靖八年（1529年）张家口堡扩建，边塞城市的雏形已基本构成。明初，限制内地物品流向草原，史称“禁边”。但私下里总有人为利益驱使而走私。
明朝中期，退居漠北的元人恢复了元气，再度向内地侵扰，导致了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土木之变”。
不久，蒙古族分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分。鞑靼、瓦剌两部臣服明朝，每年以朝贡的形式向明王朝交纳贡品，明王朝也赐还一部分物品，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交换形式。
后来，这种形式演变为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明王朝在今张家口大境门外正沟、西沟一带河滩、山谷，开办的“以布帛易马”的“贡市”。
就张家口的“贡市”而言，这应该是官方承认的张库大道的正式起源。不久，“贡市”便因又一支强大起来的蒙古俺答汗部的侵扰而凋零。
明隆庆五年（1571年）明政府和蒙古俺答汗议和，并商量在宣府张家口堡、大同府新平、德胜两堡，太原府水泉营堡设立“茶马互市”。“茶马互市”每年夏末秋初举行，为期十二天。至此，民间商人私下的交易变成政府指导下的规范交易。
“茶马互市”类似于蒙古族的“那达慕”和内地的庙会、交流会，它促使张库大道的商业流通日渐繁荣。需要指出的是，明政府与俺答汗的议和协议及“茶马互市”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俺答汗的妻子三娘子的从中斡旋分不开的。 三娘子努力说服丈夫放弃了对明朝边境的侵扰，并促成了“茶马互市”。据《明会典》一0七卷记载：“开市凡十一处……。市各二日，每月又有小市。”又据《北方民族史论丛》记载：“张家口本荒缴，初立市场，每年缎布买自江南，皮张易自湖广。督抚王崇古等论：夷部众多，钱粮有限。因广召商贩贸易，号民市。”随着贸易的扩大，贸易品种已不仅仅是马匹了。
明王朝当时开设的三个主要“马市”，都限制了马匹的交易数额。具体为：宣府张家口堡三万匹；大同府新平、德胜两堡一万四千匹；太原府水泉营堡六千匹。大同、太原两府的马匹交易总数，仅占全部马匹交易的40%。这就说明了宣府张家口堡“马市”的重要地位。
十六世纪中叶，明王朝在一连串的农民起义冲击后，社会危机日益加重。从明万历年间开始，内阁首辅张居正，为挽救明朝统治，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从1551年开市至1573年的二十多年中，明庭内部对“开边”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是张居正等人的主力，才使这条古商道得以发展下去。此时，张家口的“马市”取代了大同、太原的三个“马市”，成一家独兴之势。又由于这一时期北方无战事，如《国朝献征论》所云：“延袤五千里无烽火警，行人不持弓矢，近边水陆屯田垦治如内地，墩台哨望之卒，已渐撤去。所省粮饷，岁不下十万石。”“所易马至数十万，命官放牧，统养待用，在野成群。”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张库大道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明万历年间，张家口的“茶马互市”贸易已小有规模。为适应市场的发展，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明政府在大境门段长城开一小门，门曰“小境门”。小境门仅供行人通行，高大的骆驼，驮上货物便进不了门。这也是从边境安宁的角度去考虑的。为巩固边防，政府还在长城内清水河岸边河滩上筑堡，堡曰“来远堡”，俗称“市圈”。来远堡设两门，西南门曰“永顺门”，北门名称无考（当为来远堡）。来远堡周长四里十三步，堡墙高三丈，占地约二千七百平米。来远堡建成后，屯兵不久便改作市场。当时堡内有总管署、关帝庙、三娘子庙和城隍庙。总管署是来远堡交易的管理人员办公居住的地方，关帝庙建在城墙上，庙内供奉关公像外，还有一只大蒙靴，意在祈求行走在张库大道上的商旅之人的平安。关帝庙在交易时为讲市台，也有人称之为“市台庙”。三娘子庙，是为纪念开通张库大道做出贡献的三娘子修建的。
《察哈尔志》载：“宣府来远堡贡市，拓中为城，规方需地，千货坌集，车庐马驼羊旃毳（cui）布曾瓶罂之居。”记录了互市的盛况。
后因小境门通行困难，大宗货物仍需要堆积城外，交易不方便，市场便渐渐在长城外西沟和正沟一带的河滩形成，西沟和正沟也逐渐盖起了许多店铺。
清顺治元年（1644年），在小境门西边大境口建一大城门曰“大境门”。我们知道，清顺治元年五月二日，清摄政王多尔衮进占北京。同年十月清世祖福临正式迁都是北京。这期间，中国南部战争频繁，北方在做迁都的准备。为什么清政府急于在北部边境一带开大境门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探讨。一是蒙古族与原明朝有着深刻的矛盾，况清入关前就已统一了蒙古各部，有的蒙古部族甚至参加了清王朝对明王朝的战争，并立有战功（如后来的外八旗）。清王朝入主中原，北部边疆安定，无须设防。开设大境门是开放的需要。二是张家口经商的八大晋商（即清政府赐封的八大皇商），在清兵入关前即与清政府有贸易往来。曾对清提供过物资保障，清王朝入关，八大皇商提出扩大张库大道贸易的请求，因小境门狭小，故开大境门，这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三是清王朝刚入关，南方战争需要物资保障，尤其是战争用的马匹更是急需。所以，开大境门扩大贸易也是战争的需要、政治的需要。
建大境门的举措，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应急措施，是在仓促中进行的。这一点可以从大境门券门基座条石的遗痕上得到证实。我们发现，大境门基座的条石中有三块是刻有云绷的。三块刻有云纹的条石，虽说都码放在基石第四层，但不对称，不规范。可以断定当初不是刻意码砌的。另外，基座条石的石料也不是统一的，不是从一个地方采集而来的。由此可看出，建大境门的石料没有经过事先的准备，是在仓促中搜集而来的。那刻有云纹的三块条石，大约是从其它毁坏的建筑遗址上搬来的。因此推断，大境门是在仓促中修筑的。另外依建关城惯例，大境门上应有城楼，而当时未修，也说明了这一点。
修筑大境门，是清政府对张库大道这条商业运输线的极大支持。也正是因为有了政府的全力支持，才有了大境门外易货贸易的繁荣。张库大道的兴盛从此开始。
随着清政府对蒙、俄贸易的全面开放，张家口出现了更多的“跑草地”的买卖人。这其中人有皇封赐的八大皇商“山西帮”，有联手经营的束鹿，常州、饶阳、辛集“直隶帮”，有拿着国家俸禄的旗人组成的“京帮”，有小本经营的蔚县、阳原、怀安、涿鹿“本地帮”。这些商人初时统称通驿站，清末改称旅蒙商。
旅蒙商从内地采购绸缎、布匹、米面、纸张、砖茶、生烟、红糖、瓷器、铁器、蒙靴、鞍具、小百货等，与牧民交换回马、牛、羊、皮张、绒毛、药材等，与俄国人交换回毛呢、毛毯、天鹅绒、银器等。
有关数据记载了张库大道的历史辉煌。请看，在张库大道上经营的商户，清初80家，道光年间260家，同治年间530家，民国初年仅大境门外的店铺就达1500多家，上下堡的买卖家多达700余家。
张库大道贸易的兴盛，促进了张家口的发展和繁荣。同时也吸引了为数众多的外资企业。据记载当时设在张家口的外国商行有英国的“德隆”“仁记”“商业”“平和”，有德意志的“礼和”“地亚士”，有美国的“茂盛”“德泰”，有日本的“三井”“三菱”，有法、俄、荷兰的“立兴”“恒丰”等，总数达到了四十四家。这在当时可以和天津口岸、上海洋场相提并论。这些不同肤色的“色目人”，带着或多或少的资本，在张家口置地盖房，设立洋行，参与到张库大道的激烈商业竞争中。以至于今天，我们还可在张家口看到一些洋房。平门外三道沟里，八十年代还有一幢俄国人的乡间别墅遗址。为生意把生命留在中国的也有，西沟南山上那座白俄墓的主人，至今大约还在作着发财的幻梦。
张库大道的兴盛也促进了乌兰巴托这座草原城市的形成。清代的库仑（今乌兰巴托）是由蒙古街和中国街两部分组成的。中国街又叫买卖城，顾名思义是一条商店云集的街道。这里居住的是中国商人和清朝官吏，用草皮砖建成的房子排列整齐，具有中国内地街道的风貌（现已无存）。蒙古街和中国街交界处一幢二层小楼，是苏联领事馆。蒙古街有一座镀金圆顶大庙，庙内供奉一座弥勒菩萨像，像高十多米，重达一百五十多吨，据说此佛像是在内地铸造，解体后运到当地安放的。蒙古街大部分是散乱的蒙古包群。库仑地区的统治者是清庭委派的“库仑办事大臣”知事。知事有二人，一人由北京派遣，一人从当地蒙古贵族中选派，知事负责一切政务、商务，统中国驻军两千人，蒙古兵一千人。另外俄国人以保护侨民利益为借口，在库仑驻扎六百名驻兵。
通过张库大道做生意的除蒙族和汉族人外（当时蒙族人居住在乌兰巴托属我国领土。）当属俄国人多，他们专跑张家口至恰克图这条路。早在沙皇叶卡特林娜一世（1227年）时，俄国边境的小镇恰克图就已有了对张家口的小集市。雍正元年（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专门为此集市交易，制定了规定。俄文的《皇朝文献通考》说：凡入恰克图市场必有理藩部颁发的信件。无信者不准入市。马克思在《俄国对华贸易》文中说：恰克图位于西伯利亚的南部和中国的鞑靼交界处……这种在一年一度的集市上进行的贸易，由十二个中间人经营，其中俄国人六个，中国人六个，他们在恰克图会商……完全是以货易货的交易。由于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由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逐渐发展成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城市了。
另据记载，张库大道全盛时最高年贸易额达一亿五千万两白银。大约相当于现在300多亿人民币，这是怎样的天文数字！
张家口的繁荣，还可以从以下两个小例子证明。一是张家口大境门外一带商业繁荣，房价奇高。一间标准房的月租金要五十两白银，相当于现在人民币9000多元，简直到了寸土寸金的地步。
另一个例子是当年清王朝兵部官员到边塞任职是苦差，大多由被贬的官员去充任。而唯独张家口的外派官员，是需要大把白银向兵部送礼，才可取得。可见当时在张家口当个“海关关长”是上等的差事。
这里还有一个需要深入阐述的问题是：当年小境门与市圈集市贸易乃至后来大境门外“外馆市场”的管理方式。当时，小境门外由蒙古军队把守，小境门内由明朝军队把守。参与互市贸易的蒙汉商人，凭张家口同知关方文书，可自由出入小境门。交易中，蒙古商人不遵守规定者，由蒙方官吏处理。明朝商人不遵守规定者，由明朝官吏处理。这和现在国际通行的边境贸易管理的办法一样。另据《宣府镇志》记载：“凡由京城（今北京）奉差人员及外藩蒙古扎萨克军官军出入，必有兵部理藩及各管大员的火牌、印文，经验证记档（出入关登记）后，才准出入境；凡察哈尔各蒙古人员进U4易者，印票（类似边防证）记档后方准出入；凡蒙汉等商民往来贸易者，必有张家口同知关方进入大境门，必交征税银（海关税）后，才可以出入。”这一繁杂的出入手续与今天的海关通行，口岸通商管理方法相似。
因此，是否也可得出一个推论。为什么万里长城所有的关口城门都以“关”或“口”命名（如山海关、雁门关、居庸关、倒马关、古北口、独石口、杀虎口等），而偏在张家口的这一座城门却叫做小境门和大境门？这应该是边境之门，是海关国门。既然是边境，是海关国门，人员往来和通商就要有个约束。这也就是当年大、小境门的管理，依照海关口岸管理的原因。
出大境门向西，近十里的狭长沟谷中，曾商号店铺鳞次栉比，交易市场人声鼎沸。这里有经营苏杭绸缎的绸缎庄；有经营曲沃生烟的生烟庄；有专门经营牛马皮、老羊皮的粗皮行；有经营珍奇兽皮和麦穗羔皮的细皮行；这里有牛马羊大店，专门转运草原来的牲畜；这里还有山货铺、点心铺、酒作坊、麻绳铺、茶叶铺、瓷器店、杂货店、米面店、瓷器店、铁器店……真个是百货俱全，包罗万象。过去人们常说：“出了大境门，一半牲口一半人，”假有贬意，其实不然，这里说的是牲畜交易市场的繁荣与庞大。
参加市场交易的有汉、回、蒙、满、哈萨克等民族和美、英、法、德、意、日等国的商人。这里的交易公平合理、次序井然、无尊卑之分,无欺行霸市，大家相互礼让，呈现的是祥和繁荣。乾隆十年（1745年）六月，乾隆出巡塞北，曾到西沟巡视。随员张楚俊诗云：“龙旗掩映出皇州，塞北遥瞻盛典修。”一派赞誉溢于字里行间。陈逢稀诗云：“圣主恩泽驾七巡，游居屡沐翠华春，几多父老壶浆惠，不动沙场战马尘。色目竞夸蒙古集，珍奇远至卡图阵，自从一统无中外，稳睡华夷百万民。”诗中一派祥和；那“惠”与的“壶浆”多是美酒，那马匹踏起的尘埃是繁荣，那诗中的“色目”是外国商人，那“远至”的“珍奇”，来自恰克图。清代诗人穆文熙也曾来过西沟市场：“少小胡姬学汉装，满身绍绵压明当。金鞭骄踏桃花马，共逐单于入市场。”蒙古姑娘穿着绍绵，身着汉族佩饰，随蒙古部落的首领进入市场，真乃民族融和的美好图画。清庭官员查慎行几次考察过张库大道。他总结道：“车辙行腾市井嚣，百年休养得今朝，黄云匝地遮沙漠，衰草连冈走骆驼。”诗中描述张库大道的交易和商旅情景形象逼真。
张库大道的兴盛，促进了张家口城市化的发展。由于商户、人丁的增加，张家口上下两堡相对发展，逐渐连成一片。尤其是城堡坚固的张家口堡内，更成了官吏、富商们兴建有宅，设立银行票号的首选之地。以至于今天，堡子里那一处处商人们供奉过的寺庙，那一座座民居四合院，依然透着灵气，依然诉说着历史的辉煌。
张库大道的兴盛，也促进了张家口地方工业的发展。
首先是皮毛加工业。当时从草原运到张家口的皮张，大多是在张家口制成半成品，然后向外转运。张家口的
“口皮”行销国内外，十分有名气，张家口享有“皮都”之称。值得一提的是麦穗羔皮，它是当时京、津、沪、港，及欧美等国皮货店中的珍品。母羊从怀孕到产仔要六个月，在母羊怀孕五个月时，把不足月的羊羔从母羊腹中取出，剥羊羔皮制成麦穗羔皮。这种皮轻薄柔软，质地细嫩、如绸缎一般，毛成自然弯曲状，也叫“肚剥羔皮”。
另外，制毡业乃至后来的纺织业，在张家口都曾非常兴旺。
蒙古高原的湖泊中盛产碱土，是提炼纯碱的原料。每年都有老倌车队把碱土拉运至张家口，在这里提炼制成每块百斤（工业用）或半斤（民用）的块碱转运外地。这些碱因为在张家口提炼加工，所以叫做“口碱”。
由俄国运回的粗糙银器，在张家口冶炼翻模，制成银元，叫“口平银”，流通全国。
草原盛产的蘑菇在张家口加工后，叫“口蘑”，是京、津酒店的名菜原料。
制造业以小手工业为主。有蒙靴业、鞍具业、口袋加工业，小型铁器工业等。万以蒙靴在草地名声最响。张家口当时有靴铺八十家，从业人员二千多人。大多是前店后厂，地点大多分部在西沟、正沟、朝阳洞大柳树底、后堂巷、碱店巷一带。出名的有德盛元、大顺魁、公和盛、天盛长等，年销二十多万双。蒙靴料是香牛皮，用丝线缝合。有代式、皂式、乌珠穆沁式，还有大小爱登（蒙语音译）式，工匠们先制成大样，然后用鹿皮镶边，用金丝线绣出云纹。鹿皮镶边的习俗，缘至蒙古族七世纪前，在大兴安岭渔猎时穿鹿皮靴的习俗，所以，镶有鹿皮边的蒙靴比一般蒙靴的价格要高出一倍。一双镶有鹿皮边的蒙靴，在当时可换二头牛。
此外，由于驼队和老倌车队长途运输的需要，包装行业，制车修车行业，绳纺行业也曾一度兴旺。
清朝末年，以张家口为集散地的张库大道不断发展壮大。清政府当年曾因慈禧太后讨厌火车的汽笛声，而下令拆除了外国人修建的北京至青岛的铁路。而1904年，为支持张家口的商业发展，为加快张家口与北京的商品流通速度，清政府又下令建造了北京至张家口的，由中国人自己设计的第一条铁路。而且要穿越山势险峻的燕山山脉，而且要让詹天佑绞尽脑汁发明了自动挂钩，孕育出“剪子股理论”。此后，我国的第一条国有公路，张库公路于1918年建成通车。汽车队取代了骆驼队、老倌车队。历史的车轮，载着经营张库大道的商人们的窃喜和祈盼，似乎要驶向一个新的辉煌。
旅蒙商大致可分为两个集团：一是以八大皇商为首的“山西帮”和以八旗王公贵族组成的“京帮”。他们手中有雄厚的资本，在中原的东南沿海组织收购大批物资，屯集在大境门外。他们主要的销售目的地是乌兰巴托、恰克图，甚至还包括莫斯科。尤其是参加每年一度的恰克图年会（贸易交流会），获取的利润最高。他们以整批大宗货物的批发交换为主，兼零星交易。
这些巨商们在乌兰巴托、恰克图，莫斯科都有各自商号的常驻分号，驼队或老倌车队将货物运到就算完成任务，具体贸易由分号的人员来做。
当时，赶着驼队或老倌车队跑草地叫“出拨子”。驼队称“货房子”，每顶房子有十二把骆驼，每把十四峰。也就是每顶“货房子”有168峰骆驼驮运货物，每峰骆驼驮四、五百斤。“货房子”由一个小掌柜带领。雇有三、四名保镖护卫。每顶房子二十几名驼工、伙计，一路上管理骆驼，找水做饭，打杂。为安全起见，每顶房子还专门配备十几条蒙古狗、这种狗高大威猛，合作能力强，是对付狼群和土匪的好帮手。而且每次出拨子，大都几顶房子结伴而行，成千的骆驼马匹汇成浩浩荡荡的商队行进在茫茫高原戈避。驼铃声、马嘶声、人声、狗声、首尾呼应，蔓延数十里，此情此景何等壮观！
老倌车队则是另一番景象。老倌车用桦木或榆木做成，由蒙古黄牛驾着。每辆车载重七、八百斤（另有说法每车拉五、六百斤，依现年七十九岁高龄的旅蒙商杨兆德老先生回忆，每车拉四袋盐，每袋盐二百斤，当为八百斤）。每个车队四、五十辆车，选择一头健牛做为头牛拉头车，头车不拉货物，只坐赶车人，捎一些路途生活用品。赶头车的人一般是“老草地”，识得路途，通晓蒙语，俄语，知道路途上的水源地，决定每天的打尖地点。后面的车上没有赶车人，每头牛的缰绳拴在前一辆车的尾杠上，每头牛脖子上挂一铁铃，走起来叮当作响。车队由一名掌柜带领，二十几名伙计一路负责杂役。每一车队也雇有三、四名护卫随队保护，十几条蒙古狗紧随车队。
车队出发时也是几“拨”结伴而行。出发前集结在南天门或万全洗马林一带的河滩上，举行出发仪式。这时每头拉车的牛都已饱食一个多月的精料，个个膘肥体壮。每个车队的头牛要披红挂彩，接受祝愿。出行的人和送行的人集中起来，燃放鞭炮，焚香上供，给牛磕头祈盼平安，然后出发。牛车在草原上行进的速度不及驼队，他们一般是夜行晓住。每天休息时牛卸下车来去草地吃草，人就地吃饭，休息。
从张家口上坝，当时大致有三条路，一是从南天门沿西沟进去，走土井子、坝底，登旱淖坝；一是从万全沿现207国道这条沟上去，登神威台坝（黑风口）；另一条路是从大境门正沟前行，走崇礼东营盘，登五十家子坝。其中大部分商队走旱淖坝，后来发了财的商人们还捐资在旱淖坝头修了一座非常气派的老爷庙。庙在商道的右边，座北朝南，庙前两根石头旗杆高三丈，途经这里的商队，登上旱淖坝后，都要去老爷庙朝拜，祈祷旅途平安。
张家口至乌兰巴托2800里地，至恰克图4300里地。骆驼商队负重时每天平均行走五、六十里，往返乌兰巴托要四个月，往返恰克图要半年时间。老倌车负重每天平均行走三、四十里，往返乌兰巴托要半年多的时间。
另一集团是本地的买卖人和“直隶”帮。他们资本少，人数却多，往往自备骆驼和老倌车。由于资本少，货物也不多。骆驼队或老倌车也不能形成大的规模。所以，每次出发必是成帮结伙，进入销售交易目的地后再分开。他们以走浩特，串牧场的形式，直接与蒙古人，俄国人进行交易。他们一般都会蒙语、懂俄语。要在长期的贸易活动中广交朋友。由于销售交易的市场不确定，自然环境更复杂，旅途风险更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单一商品的利润值而言，他们绝对不低于巨商们在恰克图年会或乌兰巴托市场的批发利润值。说到利润，当时的交易是易货贸易，但比值悬殊。一个一块银元成本的玉器，到草地可换一匹马外加一只羊，一包生烟可换一只羊，十块砖茶可换一头牛。当然这利润中含着无限艰辛与风险，风险程度和利润幅度应是成正比的。
这些小商队的返程都是在分手时约好的。为了跟上返程的大队，不误约期，小商贩们便将一些来不及交换的物品送给当地的穷苦牧民，所以小商贩们在草地交朋友最多，其中也有与蒙古族姑娘结成夫妻的。
无论巨商还是小买卖人，在漫漫的古商道上都随着恶劣环境的考验。蒙古高原海拔1500多米，从乌兰巴托南行过土拉河一直到今赛汗塔拉一带是千里戈壁。戈壁滩上是黄色的沙土，牧草仅十几公分高，有的地方干脆就没有植物，冬季严寒，夏日酷暑，茫茫戈壁涉无人烟，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水。商队到达休息地的第一个任务便是找水。观察植物可辨别地下水的深浅，地上长有马莲、醋柳的地方水都浅。挖井叫挖闪丹（蒙语井的译音），挖出坑
来困一会儿，清水便会渗出。就地无水时，就派专人骑马跑几十里去找水。尽管大小商队都备有专门寻找水源的马匹和人员，但有时仍然要数日干渴，尤其是穿越沙漠，往往六、七天见不到一个水源，沙漠中水位又低，挖井也见不到水，为了生命，不得不喝马尿、吸牛血。
旅途中的食物是事先预备好的，从张家口出发时带的是小米、莜面、冷糕、山药（土豆）、咸菜，从草原回来时，带的是奶酒、炒米、奶豆腐、羊肉干。每到一个休息地专有人负责埋锅造饭。火源是铁镰撞击火石引燃艾绒取得的，燃料是牛粪。沙漠中的骆驼刺也是一种很好的燃料，割倒就可以烧。旅人们都叫它“大救驾”。
旅人住宿一律是粗布做成的帐篷，冬可挡风雪，夏可挡暴雨。
土匪和狼群是古商道最大的隐患。商队往返都拉有货物，没有太多金银细软，土匪要大批货物没用，往往只要少许物品和马匹就会撤去，一般不伤害商人。有的土匪却要绑走领队的掌柜，让车队返回时用银两赎人。
草原的狼异常匈猛，出行成群结队，一旦袭来，商队人畜往往要遭受损失，不过商队的狗在此时会起到很大作用。
在茫茫草源上有着许多无奈，有时人生病了，能简单诊治就治一下，治不了的急症只有等死。死后就地掩埋，可不久就会被狼和野狗出来吃个精光。
有时负重的骆驼或牛死了，人们便把整车的货物忍痛丢弃，万万不能给其它牲畜增加负重，否则还会有更多的
牲畜累死。
张库大道的路线和辐射范围大致如下：一般从旱淖坝、万全坝或崇礼五十家子上坝。上坝后，走张北（兴和）、化德（德化）、赛汗（滂江、东西苏尼特旗）、二连、扎蒙乌德、叨林、乌兰巴托、恰克图、莫斯科，这是中线。
上坝后，走张北，太旗，穿越浑善达克沙漠，过灰腾梁，灰腾河，深入后草地贝子庙（锡盟）或奔二连归入中路或继续向北经东西乌珠穆沁过境，至乔巴山，有的还深入到俄国的赤塔，这是东路。
西北路从张家口出发，走张北、三台坝、大清沟、商都、卓资山，至呼和浩特或西行至新疆，或北行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有的还拐向库伦。
有些小买卖人商队较小，就近在东乌、西乌旗一带便可完成销售交易。
张库大道覆盖了蒙古的十二个盟，一百五十多个旗，影响辐射到俄国南部边境的大部分地区，甚至到莫斯科。
为了经营的便利，以大盛魁、大德玉、元盛魁、天义德等几家为首的巨商们，还在莫斯科，恰克图、伊尔库茨克，乌兰巴托等地设立了贸易分号。据有关数据统计，当时境外的商号有四百多家，这大约就是当今风靡世界的连锁营销的雏形。
骆驼商队的运输是每年秋季开始，直到冬季返回。老倌车队一般是春季出发，秋季返回。
骆驼和老倌车有少部分是商人自备的，但绝大部分是专门以搞运输为生计的。如张家口回民中的佟家、杨家、王家、丁家、马家都是养骆驼的大户，一般都有二、三百只骆驼。有的骆驼户甚至养到千峰骆驼。今桥西的东驼号，西驼号便是养驼的地方。别的不说，仅喂骆驼的草，就连绵不断的堆起几座小山，以至于留下了今天的草场巷。骆驼夏天到草地放牧，叫放场。秋季返回准备跑草地叫起场，养驼人辛苦，收入也较丰厚。新华街的清真寺是宁夏养驼的回民捐资修建的。当时，养老倌车的大户是殷家和董黄家，住在南天门、菜市一带，还有一部分在四岔、稍道沟、石匠窑、正沟、平门外的永丰堡、五墩台一带。石匠窑有几个专门从事老倌车车辆修理业的木匠，收
入颇丰。
漫漫的张库古商道上，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骆驼和老倌车在日夜不停的行走。驼铃、牛铃的叮咚声，编织着一曲曲旅蒙商的发财梦幻曲。是的，剩余价值富了山西人；富了北京人；富了直隶人；富了本地人；富了色目人。具体的羸利，由于商人的晦涩无载，因而无考。且看两个小例子：一个靠捡驼粪为生的老太太，以一口袋一吊钱的利润，几年就攒钱买下了十三间房子。南天门、菜市、稍道沟、四岔、石匠窑一带农民的祖辈，大都是跑草地赶老倌车的车倌。他们靠每年一次，每辆车一根，从乌兰巴托拉运轻浮皮张时，绞车用的绞棍的积攒，盖起了清一色的柏木做椽的房屋。直到今天，他们在拆除旧房时还会扒出来自草原的柏木椽子。拣来的利润如此，精心谋划，苦心经营的利润自然不言而喻。
谈张库大道的历史，不能不谈晋商。晋商和徽商一样，在中国的商业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山西人经商的历史久远，涉足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明朝末年，晋商王登库、靳玉良、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龙不顾明王朝的禁边令，私下里同满人进行了商业的军事的交易，为清兵入关提供了物资、情报，甚至军火。所以清王朝入关后赐封八大晋商为皇商。八大皇商依仗着经济实力和政治特权，手持龙帖，潇潇洒洒在张库大道上几乎是垄断经营了近百年之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外蒙葛尔丹叛乱，清政府几次派兵征讨，战争前后历时十六年。清军远征期间，曾设军中市场。谕旨曰：“随军贸易之人故不可少，若纵其贸易，又至紊乱，应於某营相近……於一里外准其贸易，严禁喧哗火烛，并戒沽酒。”又旨：“尔院（指理藩院）可另设一营，其贩卖驼马牛羊等，即在尔营内贸易，大军十六营中，每营派营一员，专司贸易之事，如有指称贸易行窃者，不分首从枭首示
众，妻子家产没收入官。”理藩院也曾下文“大军行经蒙古地方，应命蒙古等沿途贩卖驼马牛羊……”《清文献通考》第一册，《大军征葛尔丹军营贸易》。
平定葛尔丹后清政府鉴于皇商在屡次平叛中的贡献，赐范云斗之孙三拨之子为高官，《介休县志》说范家商人们“力任挽输，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阎，克期必至，且省国费以亿万计，将帅上其功，赐（毓宾）职太仆寺卿，用二品服。其弟赐职布政司参政。”此时正是以范家为首的八大皇商的鼎盛时期。
除八大皇商以外，经营张库大道的山西人还很多。其中首推榆次常氏一门。自常万达乾隆时在大境门外西沟开设“大德玉”杂货店起，子孙相承，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个皇帝沿袭了近二百年。从“大德玉”到“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四个联号，可谓买卖兴隆，财源广进。
著名的祁县乔家大院主人乔氏家族，在清代中叶便有人迁居张家口桥西区，开设了“金诚”“元隆”两家碱店。乔家开的原碱加工厂和碱店在今永丰街口和明德北碱店巷。乔家还在堡子里二道巷开办了宏茂票号，参加了张库大道兴盛时的金融业务。
另外，祁县渠家也在张家口开设了茶店，最为著名的是“长裕川”，是张库大道茶叶经营中的一个老字号，渠家还开有“三晋源”和“百川通”票号。
太谷曹家创始人曹三喜以种菜、养猪、磨豆腐起家，明末清初来张家口桥西经商，后业务做大也开设了锦泉涌，锦泰亨，锦泉兴票号钱庄。
后来，也许是八大皇商的后人们人气已尽，也许是八大皇商的后裔经营能力衰退，也许是政治的需要，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八大皇商之首范永斗的后裔被“一门查抄”，家产充公。其余曾显赫一时的皇商后代们也纷纷“败家”，皇商威风从此不再。其余的山西商贾，也有的跟着衰败下来。
谈张库大道的历史，还有两点需要探讨：一是有的专家学者认为：“张库大道的开通是八大晋商的功劳。”二是有的专家学者认为：“晋商的发迹始于张库大道。”关于张库大道的开通，记载不一，但绝不是八大晋商所为。我们知道，在八大晋商介入张库大道贸易之前的公元十二世纪，蒙汉民间就有了交往和贸易。《蒙古秘史》记载：“十二世纪中期，蒙古族就与契丹、汉、女真等民族进行了交往，并获得了生产和生活资料，包括大量铁器。”这获得的过程，就是贸易的初始。与汉族交往交换的地点主要在今天的宣府和大同一带。至元元年，蒙古人
入主中原，深居草原的蒙古将士的家乡父老，得到了除了胜利的捷报外，还应有更多的“战利品”。后由于对“战利品”的需求，便产生了初期的贸易行为。而这贸易行为的“驿路”通道，也就是后来的张库大道。
明嘉靖年间，蒙古鞑靼部，瓦剌部与明庭的贡品交换，导致了正沟，西沟“以布帛易马”的“贡市”。这“贡市”的物品运输路线，交易地点完全和张库大道一样。所以说张库大道的形成应该是边塞的蒙、汉人民（这里确也有不少是山西籍的人）长期以来交往、交融、交流的产物，是从小到大逐渐形成的贸易市场和发展起来的运销贸易线路，而不是哪个商人群体的“创举”。
另一点，晋商的发迹应该不是始于张库大道。从有关文献证实，晋人有经商传统，魏晋南北朝繁峙人“莫含家世货殖资累巨万。”（《魏书》卷23《莫含传》）此时已有积累。灵石县清代曾出土16杖古罗马铜钱，这里既是丝绸之路的驿驻之地，也是晋人参与经商的佑证。《通典》载：“唐代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铺，以供商旅。”这是晋人经商的又一证明。况山西盛产煤碳，谷物也丰，这些物产的对外行销，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资本的积累。盛唐时晋人赁着勤劳智慧和坚韧精神，把眼光投向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相对先进的杭州、长安、上海、苏州、广州等都市。全方位地参与商业经营。长期以来积累了经验与资本。又据《五杂俎》卷四《地部》记载：明万历时，“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山右（山西）。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万历时山西商人已成“富室”，比张库大道全盛期早了近百年。
因此，是否应该更正为：晋商的加盟和“京帮”、外国洋行的介入一样，是张库大道发展过程中的融资行为，是宽松良好的招商环境吸引所致。这里我们应该叹服的是，清初晋商以高度的职业敏感，参透了张库大道要发展，要壮大的商机，并果断地进行了投机式的投资。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山西祁县，太谷、平遥的建筑年代推考。平遥古城已有二千七百多年的历史，远在张库大道全盛期之前。祁县、太谷较晚，如乔家大院建于清光绪年间，但精明的商人是不会在商业如日中天时，突然抽出资本去经营后花园的。晋商之所以能有精力和实力去营造家宅，是他们有足够的经济实力的行为。由此又可推定，晋商发迹不是始于张库大道。
以上两点的正确说法可否是：由于晋商的加入，推动和促进了张库大道的发展、繁荣；而晋商在张库大道的经营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加大了资本的再积累。
一九一一年沙俄策动外蒙古叛清。一九二四年外蒙古独立。一九二九年，中国国民政府与俄断交，蒙古也关闭了中国的所有商号，张库大道被迫中断。这次中国在苏蒙的四百多家商号被关闭，损失约一亿两白银，人员死难不计其数。
至此，繁荣了近四个世纪的张库大道开始了衰落。大境门外“外馆”市场萎缩，外国洋行纷纷撤离，张家口的许多商号倒闭。后来西伯利亚铁路的建成，沿海口岸的开通，对这条古商道贸易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随后的三、四十年中，又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苏关系破裂，文革运动，军事禁区等历史原因，这条辉煌过的古商道似乎已被人们渐渐的淡忘了。一九九五年五月，领导人主席访问俄罗斯，与普京总统签定了《中俄友好条约》，同时我国政府向世界宣布了张家口的全面开放。一时间，国内的江浙人来了、京泸人来了、台港人来
了，先进地区的富商来了，国外的美国人来了，日本人来了，苏俄人来了，他们为着各自的利益而来，为着谋求新的市场而来。
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基本需求，有极其的顽固性和依赖性。张库大道这条商业贸易流通渠道，阻隔了若干年，但市场却顽固地渴望等待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年加入蒙古国籍的张家口人被允许返家探亲，海关限定每人携带35公斤物品。这可怜的35公斤物品，全部是草原的毛呢等。回外蒙时则带走张家口的轻工商品和水果之类。回外蒙后，这些从中国张家口带回去的并不值多少钱的物品，便如珍宝一般分送亲朋好友。因为在蒙古人群落中谈起张家口，如同张家口人谈起巴黎和香港一般神密和令人向往。我们也还记得，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前，来自草原（内蒙古地区）的马牛羊群，还在沿着张库大道的车撤从旱淖坝下来，涌集在大境门外的集中点（现运输五场院内），然后转运北京大红门屠宰厂。
多少年来，内蒙古地区的锡盟、乌盟的绝大部分生产、生活资料供应，都是通过张家口转运的。这也是为什么内蒙古中部地区各旗县在张家口设立办事处的原因。我们随便到内蒙一个旗县的商店去转转，不难发现宣化啤酒、官厅烟、佳光电池……。秋季，内蒙各旗县一些单位的蒙汉职工，常为能分到一筐涿鹿的苹果或十几颗张家口的大白菜而庆幸。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二连开通对蒙古口岸边境易货贸易，专门设立存放外货的“二卡”交易区，这是在二连市北边用铁丝围起来的市圈。这市圈中，堆积着如小山一般的来自蒙古或由俄国转蒙古运来的木材、皮张、绒毛、钢材、废钢铁等等。二连市内的贸易集市上，来自蒙古、俄罗斯的大小商贩和汉旗商人们交谈着，比划着……来自张家口的钟楼啤酒、布鞋、服装、小食品、来自阳原、蔚县的小米，保定、石家庄的白面，江浙一带的家用电器，源源不断地通过边贸口岸流向草原，流向物资极度短缺的蒙古和俄罗斯南部边境一带。当时，以张家口商业外贸公司为首的张家口商人们，迅速汇集二连边城，想协力撕开禁锢多年的篱樊，有意无意地继续着张库大道的梦。
一九九九年，一位已入蒙古籍的旅蒙商后代，托人找到市人大一位领导，急切地提出要重开张库大道，恢复中蒙在张家口的直接贸易往来，但未果。
最近，《人民日报》记者组考察了二连市，了解到：“目前蒙古国居民日常所需粮食、蔬菜、服装等各类生活必需品，大部分是靠蒙古族过境旅客在二连浩特市及中国内地采购和贩运的。”蒙古国常驻二连副连领事莱·恩先生说：蒙古国“除传统的出口物资木材、精铜粉外，近年又发现大油田……不仅如此，从北京经二连至莫斯科的距离要比取道满洲里近１１００多公里。过境蒙古开展中俄贸易也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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