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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门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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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发表于 2008-5-8 22:33 只看该作者
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语法学
作者： 张万起 金欣欣
《马氏文通》成为中国语法学的奠基之作
1898年，商务印书馆在它成立的第二年，就出版了在中国语法学史乃至中国语言学史上有着划时代意义的语法学著作《马氏文通》。《马氏文通》不仅是中国现代语法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整个中国语法学的奠基之作。因为严格地讲，在中国古代语言学当中，语法学的成就是很少的。尽管早在《公羊传》、《榖梁传》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关于自动、他动以及语序等语法现象的初步分析；在其他一些著作、笔记中，也可以找到若干语法现象的零散论述，但这种认识毕竟处于一种萌芽状态。至于古代的虚词研究，虽然有关著作层出不穷，而清朝王引之所作《经传释词》，更取得了这一领域的最高成就。但即使是《经传释词》，也是用训诂方式讲解虚词，仍然是从属于训诂学范畴的，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语法学著作。所以，中国古代语法学的研究对象不很清楚，它所取得的成就实际上是属于小学的一部分。由此，可以说，《马氏文通》的出版不只标志着中国语法学的诞生，同时它也成为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学著作。
《马氏文通》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语法学的奠基之作，不仅在于它的内容的系统性，还在于它的科学性。关于《马氏文通》的科学性，学术界已有定说，本文不再重复。尽管《马氏文通》的语法体系主要是根据拉丁语语法体系制订的，有模仿和生搬硬套的一面，同时，书中还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但是，它首次建立了汉语语法体系，并且把古代对某些语法现象的有关论述做了归纳、总结，使之科学化、系统化。因此，它在汉语语法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它对中国语法学的贡献都是巨大的。另外，还应该看到，《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希望通过振兴教育事业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因此，《马氏文通》带有较强的实用目的，具有教科书的性质，而不是一本今天意义上的语法学专著。这对于该书在一些问题上的清晰、准确的表述也是有影响的。
商务印书馆不仅在19世纪国人多不知文法为何物时，颇有远见卓识地出版了《马氏文通》这一划时代的现代语言学著作，又在《马氏文通》获得了知识界的赞誉和瞩目之后，不划地自限、专守一书，而是勇于出版同类著作即文言语法学著作，以及对《马氏文通》的订误性著作，客观上对中国现代语法学的发展，也起到了有力的扶持作用。比如，商务印书馆在1902年出版了来裕恂的《汉文典》，1907年出版了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1908年出版了刘金第的《文法会通》，1922年出版了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1930年出版了杨树达的《高等国文法》，1931年出版了杨树达的《马氏文通刊误》等十数种。虽然在这些著作中，有的影响与学术价值并不是很大，但是像《中等国文典》、《国文法草创》、《高等国文法》等还是比较有特点的。比如，《中等国文典》对字、词、句的关系的研究，对词的结构的分析；《国文法草创》对汉语语法研究方法的阐述，对自动、他动、意动、致动、本用、活用的区分；《高等国文法》对例句训释的精确与取材的丰富，等等。另外，《马氏文通刊误》逐一指出，并且加按语纠正了《马氏文通》的许多错误，尽管有些地方不过是从英语语法出发，批评得并不对，但总体来看，本书对学习、研究《马氏文通》还是有很大的价值的。以上这些，都是《马氏文通》出版以后的若干种文言语法著作的优点，也是中国现代语法学继《马氏文通》之后所取得的新的成绩。
《新著国语文法》成为汉语白话语法体系的肇端
兴起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在这一运动的影响下，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逐步成为了时代风尚，因而，从研究文言语法转而为研究白话语法，是许多学者积极努力的方向。
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这是继《马氏文通》之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又一部在汉语语法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语法学著作。《马氏文通》作为我国第一部汉语文言语法的著作是没有疑义的，《新著国语文法》则是第一部关于白话语法的系统的著作，而这也正是《新著国语文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在《新著国语文法》出版前，白话语法著作虽已出版多种，比如，仅1920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杨树达的《中国语法纲要》、陈浚介的《白话文法纲要》、吴庚鑫的《国语文典》、王应伟的《实用国语文法》等书，但这类著作大多缺乏系统性，体系又来自《马氏文通》或英语语法，篇幅不大，材料也不够丰富，因此其学术价值和影响都并不是太大。《新著国语文法》的第二个特点，是它首次提出了“句本位”理论。在《新著国语文法》出版之前，汉语语法学受西方语法学的影响，重视词法学，多从词类的角度来研究汉语语法；而《新著国语文法》则第一次以句子为基础，通过分析汉语的句子来研究语法。语法学上一般把前者称为“词本位”，后者称为“句本位”。“句本位”这一理论体系的产生，使汉语语法学的研究方法更为全面，在汉语语法学史上是一个突出的贡献。《新著国语文法》的第三个特点，是它提出了中心词分析法。这种句子分析法，直到今天，在语法学界特别是教学语法方面都还有着巨大的影响。此外，《新著国语文法》系统地阐述了白话文的词法和句法的有关问题，继《马氏文通》建立汉语的文言语法体系之后，建立了汉语的白话语法体系，为白话语法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对后来的中国现代语法学研究有着很大的影响。
在《马氏文通》、《新著国语文法》初步建立了汉语的文言和白话语法体系后，语法学者们开始注意对文言和白话语法的综合研究，以求全面掌握汉语的语法规律。在这一阶段，有刘复的《中国文法讲话》(1932年)、黎锦熙的《比较文法》(1933年)等，商务印书馆则出版了杨伯峻的《中国文法语文通解》(1936年)。《中国文法语文通解》大量搜集了古代、近代、现代汉语的语言材料，并兼顾口语的研究。尽管只有词法，没有句法，但它在汉语文言、白话语法的综合研究上还是很有贡献的，同时，对汉语语法的历史研究也属于开创性质的。这本书是当时同类著作中比较突出的一本。
逐步形成符合汉语自身特点的语法著作体系
自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外先进的语言学理论传入中国，学者们对汉语语法的特点和研究方法有了新的认识，已不满足于模仿拉丁语和英语而建立的汉语语法体系，主张建立符合汉语自身特点的语法体系。由此，中国现代语法学的发展结束了模仿阶段，进入了革新阶段。可以说，中国文法革新运动始于王力先生的《中国文法学初探》。本书最初刊于《清华学报》第11卷第1期(1936年)上，后由商务印书馆于1940年出版。王力先生对模仿国外语法而建立汉语语法体系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批评，提倡通过与其他语言的比较，分析汉语语法的特点。该书内容引起了语法学界的广泛注意。从1938年10月到1943年3月，陈望道、方光焘、傅东华、张世禄、金兆梓、许杰等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就中国文法革新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多数人主张根据汉语语法的实际情况，借鉴国外的和国内前人的研究成果，用科学的方法、严谨的态度建立汉语语法体系。这次讨论既有深度，又有广度，对汉语语法学的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参与讨论的重要文章后于40年代初结集出版，195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中国语文》杂志社编的新版《中国文法革新论丛》。
当然，中国文法革新讨论存在着一些不小的缺点。比如，这次讨论仅局限于理论上的探讨，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语法体系，也没有对所讨论的理论作一番具体实践，写出语法著作来。而将文法革新的愿望付诸实践的，则是王力、吕叔湘等人。从1942年到1945年，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1942～1944年)、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1943～1944年)和《中国语法理论》(1944～1945年)。《中国文法要略》兼顾了文言与白话语法的比较研究。本书不拘泥于已有的成说，而是从汉语丰富的语言材料入手，从中寻求汉语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作者特别细致地研究了汉语句法结构的变换关系，走出了一条从意义到形式的汉语语法研究新路。《中国现代语法》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指导，通过对《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例句的分析，研究汉语语法的特点和规律。本书重视口语。重视句法研究，重视中与外、方言与普通语法的比较，建立了汉语语法的新体系。《中国语法理论》则从理论上对《中国现代语法》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与说明。
除上述几部书以外，商务印书馆于1942年出版的何容的《中国文法论》，是汉语语法学史上最早的语法理论研究专著。本书分析、总结了自《马氏文通》以来的重要语法著作在理论上的成绩与问题，从汉语的实际情况出发，阐述了汉语语法学的一些理论问题，对后来的语法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语法著作的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一如既往地关注汉语语法的研究。在五六十年代，出版了郭绍虞的《数位词的分析与其词例》(1951年)；黎锦熙、刘世儒的《怎样教学中国语法》(修订为《汉语语法十八课》，1953年)和《汉语语法教材》(修订本，1957～1962年)；《中国语文》杂志社编的《语法论集》(一、二、三辑，第一、二辑为新1版)和《中国文法革新论丛》(均为1959年)；丁声树等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961年)；[苏联]鲁勉采夫的《现代汉语的句子形式主语》(郑祖庆译，1961年)；刘世儒的《现代汉语语法讲义》(1963年)等。其中，《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的各章节最初以《语法讲话》连载于《中国语文》1952年第7期至1953年第11期，后修订出版。该书选取了丰富的汉语材料，兼顾书面语和口语，通过语言事实阐明现代汉语的重要语法现象，并吸收了美国结构主义的理论，采用层次分析法，以功能、分布特征研究汉语的语法单位，建立了新的语法体系，是汉语语法学史上又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此外，商务印书馆还重印了《新著国语文法》(1950年)等一批解放前的汉语语法名著。
在7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语法修辞》(1973年)，黎锦熙、刘世儒的《论现代汉语中的量词》(1978年)，吕叔湘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1979年)，郭绍虞的《汉语语法修辞新探》(1979年)，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1979年)等。其中，《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汉语语法修辞新探》、《汉语口语语法》均为重要著作。《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是70年代的一部重要语法理论著作。作者总结了《马氏文通》出版80年以来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对汉语语法学的许多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有的提出自己的见解，有的提起读者的注意而不加己见。本书对“文革”结束后我国汉语语法学研究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汉语口语语法》是赵元任《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中国话的文法》)的节译本，是作者运用美国结构主义理论全面研究汉语口语的语法著作。本书材料丰富、观点新颖，对汉语语法研究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汉语语法修辞新探》是又一部语法理论著作。作者认为，汉语有简易性、灵活性、复杂性的特点，汉语语法研究必须与修辞相结合，才能建立符合汉语特点的语法体系。
在80年代，商务印书馆推出了“汉语语法丛书”，包括《马氏文通》、《国文法草创》、《国文法之研究》(金兆梓)、《新著国语文法》、《高等国文法》、《中国文法革新论丛》、《中国文法论》、《中国文法要略》、《中国现代语法》、《汉语语法论》(高名凯)，共计10种。这套丛书对于总结上半个世纪的汉语语法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此外，还出版了朱德熙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1980年)、《语法讲义》(1982年)和《语法答问》(1985年)，吕叔湘的《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1984年)，李临定的《现代汉语句型》(1986年)，张斌、胡裕树的《汉语语法研究》(1989年)，王福祥的《汉语话语语言学初探》(1989年)等。其中，朱德熙的三部著作最为引人注目。《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是论文集，收入作者的重要语法论文数篇。文章的科学结论以及对汉语语法研究方法的不断探索，均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语法讲义》是作者借鉴美国结构主义语法理论写出的一部新颖的语法学著作。本书对汉语语法现象的分析细致入微，见解独特，对80年代的汉语语法研究影响很大。《语法答问》对汉语语法研究中一些很有争议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发人深思。
在199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胡附、文炼的《现代汉语语法探索》(新1版)，从理论上对现代汉语的词法和句法作了探索。作者尤为重视对汉语词法的研究，提出了广义形态理论，受到学术界的好评。商务印书馆在90年代还出版了范晓的《汉语的短语》(1991年)、胡正微的《汉语语法场导论》(1992年)、陆俭明的《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和《现代汉语句法论》(均为1993年)、龚干炎的《汉语的时相、时制、时态》(1995年)、《中国语文》编辑部编的《语法研究和探索》(七、八)(1995～1997年)、沈开木的《现代汉语话语语言学》(1996年)等。
商务印书馆除了出版汉语语法学著作，还重视有关工具书的出版。192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杨树达的《词诠》，收入常用介词、连词、叹词、助词及少量代词、动词、副词，共530余条。本书标注了读音、词性、意义、用法，另在一些地方加了按语，见解精当，是一本重要的古汉语虚词词典。198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吕叔湘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本书以收虚词为主，兼收部分常用实词，共800余条，按意义和用法详加说明，解析精确，例句丰富，代表了80年代现代汉语虚词研究的最高水平。此外，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戴渭清的《国语虚字用法》(1921年)、裴学海的《古书虚字集释》(1932年)、杨树达的《古书句读释例》(1934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现代汉语虚词例释》(1982年)、武柏索等的《现代汉语常用格式例释》(1988年)、刘坚等主编的《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唐代卷、宋代卷、元代明代卷，1990～1995年)、张寿康等主编的《现代汉语实词搭配词典》(1992年)、王国璋等的《现代汉语重叠形容词用法例释》(1996年)，等等。
此外，对汉语语法学的其他领域的研究，商务印书馆也比较重视。比如在历史语法研究方面，出版了管燮初的《西周金文语法研究》(1981年)；在专书研究方面，早年出版了何漱霜的《左传文法研究》(1940年)，80年代出版了何乐士的《左传虚词研究》(1989年)；在语法史方面，出版了王力的《汉语语法史》(1989年)；在语法理论方面，早年出版了何容的《中国文法论》(1942年)，60年代出版了高名凯的《语法理论》(1960年)，等等。
商务印书馆在出版大量语法学著作和工具书的同时，还注意图书的重版与修订工作；注意读者反馈意见，将以往出版的有价值的图书重新印行(甚至不限于本社的图书)。解决读者难以搜求的困难，是商务印书馆一贯的做法，最明显的例子是80年代推出的“汉语语法丛书”。由于“文革”的影响，80年代以前出版的许多有价值的语法学著作，当时读者已不易于寻找。商务印书馆经过认真的分析研究，选择了10种最有价值的著作，出版了这套丛书。“汉语语法丛书”的出版，不仅帮助读者、学者解决了实际问题，同时这一选择，对于汉语语法学史的研究也有倡导和促进的作用。另外，商务印书馆还注意语法学图书的修订工作。比如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语法修辞》，在1973年出版后，曾于1978年、1983年两次修订，《现代汉语八百词》也将出版增订本，等等。
在百年来的历史中，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量的语法学著作，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语法学家，为中国语法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摘自《出版发行研究》199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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