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孔子 一分为四 ——兼谈儿童学国学
走近孔子 “一分为四”
——兼谈儿童读经
杨万霖
孔子是中华文化第一品牌，是当今文化领域熱门话题，开掘、梳理孔子代表的中华文化主脉——儒家思想遗产，对重塑民族魂，重建社会价值体系，关系极大。
长期以来，如何看待孔子及其思想，基本是两大对立观点。一种是崇拜孔子，五体投地。小时候我常听老人念叨：“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此语何来？老人也说不清楚，只说是上一辈、上上一辈……传下来的。长大了我“破译”了：至圣孔子寿禄七十三，亚圣孟子八十四，圣人都没有迈得过去的坎儿，凡人能跨得过去吗？先哲生命的长度成了凡人生命的限度，顶礼膜拜到了“削足适履”的地步。
另一种是一棒子打死，仿佛“孔子”是“罪人”的同义词，民族所有不幸的罪责都要孔子一个人去扛。
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孔子，都不是健康的文化心态。
看似两种观点极端对立水火不容，其实真理的颗粒往往分布在对立的两方之中，并非仅为一方独有或专控。孔子说过“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我认为用“中庸”的方法，综观全面，执两用中，合理兼容，才能走近真孔子。因为：孔子的思想是多元的，其思想体系之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
孔子的历史定位
解读历史人物，首先应该从确定其历史地位开始。
第一，孔子是一位文化伟人。孔子编辑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好比一个火炬手艰辛地采集火种，点燃火炬，率先领跑，而后有人接过火炬，继往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朱熹的《朱子类编》里有一句话：“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是有其道理的。
试想：如果不是孔子编辑《诗经》，春秋时代的民歌散失殆尽，我们今天能欣赏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少女，君子好逑”这样纯真美好的情歌吗？能领略到“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古代人民对盘剥压迫的诅咒和机智的嘲骂吗？没有《诗经》的源头，后来的唐诗宋词未必会如此波澜壮阔、多彩多姿。
《易经》的价值多多，这里单说一件。如果不是孔子整理编辑了《易经》，清华大学的校训肯定不会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1914年梁启超到清华园演讲《做君子》，引用了《易经》乾、坤两卦的卦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从此清华大学引为校训沿用至今。仅“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字，就可以是一部厚重的大书。
《书》、《礼》、《春秋》都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孔子还编辑过《乐经》，可惜失传了，很遗憾。
第二，孔子是伟大教育家，这是公认的。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一致通过，尼克松总统签署法令：为了纪念世界上第一位伟大的人民教师孔子，美国的“教师节”定在孔子诞辰日9月28日，自1971年始，年年如是。
为什么说孔子是伟大教育家？
孔子之前“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才有资格受教育，平头百姓没份儿。孔子以平民之身传播文化，推行“有教无类”，打破了官府垄断，这是平民受教育和民间办教育的权利的一次大解放，孔子开先河，有划时代意义。
孔子的了不起，还在于他首倡高明的教育模式——“启发式”，即“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我举“一隅”，你去推知“三隅”，如果你不开动脑筋循理推演探究其他，我就不往下教你了）。学生是否“愤”与“悱”是教育活动持续与否的条件，孔子是把调动与开发教育对象内在的能动性贯穿教育活动始终，而不是把“人”当作容器“填、塞、灌”。
启发式普适天下。世界五百强3／4的 CEO毕业于美国哈佛商学院，哈佛商学院施了什么魔法打造出如许之多的优秀人才？秘诀在于她的“案例教学法”——每个学生学完基础课程之后，必须投身于八百个案例的辩论型的研讨之中，举八百“隅”推知未来经营管理中可能遇到的无数“隅”，研讨合格，才能毕业，否则那昂贵的学费就算白交了。“案例法教学法”是“启发式”的延伸，“启发式”是“案例法教学法”的灵魂。可惜，“启发式”萎缩在中国，繁荣在西方。
我教的国学班的小朋友都会唱：“孔夫子，我敬佩：不分来自南与北，不分贫穷与富贵，谁来我都教——‘有教无类’”。“有教无类”、“后生可畏”、“启发式”，“三足鼎立”足以奠定孔子“伟大教育家”的地位。如果实现了这三条，那教育的成功就非同小可啦。
第三，通常说“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我认为这个概念不严谨。一者，孔子的思想不是 “百宝箱”，不是人类所需要的思想资源都可以从中找得到。二者，究竟哪一部分伟大，哪一部分不够伟大，哪些已经是历史的淘汰物，语焉不详，因此“伟大思想家”失于模糊, 过于笼统，其实，时空无阻，历久流长，最最宝贵的是他的人道主义思想。所以用“人道主义思想家”定位，我觉得更确切（后面我会重点谈到）。
第四，有人说孔子是伟大的政治家，这个提法不准确。孔子不像管子高居相位，以政治家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孔子做过官，不大，时间很短。他提出过一些治国理念，不被生身的鲁国认同，用了十四年时间奔走了七八个国家，推行他的治国主张，在哪里都不受待见，最后无功而返，落叶归根回鲁国，教书治学到终了。说孔子是“政治活动家”勉强可以，说他是政治家“言过其实”。
总之，孔子是一位文化伟人、伟大的教育家、伟大的人道主义思想家、失败的政治活动家。
孔子思想的具体剖析
以《论语》为主，兼涉其他典籍，我把孔子以及其弟子的言论分为：
一是家喻户晓的常情、常理、常识——人类生活经验的结晶，它们随人类存在而存在，不因时间推移而褪色。
二是孔子正儿八经地维护过一些礼仪习俗，但它们早已经不存在立足的基础了，对现代人来说，不合时宜，不足为训，不学正好，弃之无憾。
三是精华。这部分内容的价值是永恒的，建设“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走向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政治，它们是不可或缺的本土资源。
四是孔子思想具有先天缺陷，历代帝王无不扩大并强化这些缺陷来巩固皇权制，流风所及构成严重糟粕，这几乎是多少代人都难以摆脱的梦魇，清除它们也许需要很长的历史过程。
（一）常情常识常理
风霜雪雨两千余年，孔子的许多理念存活到今天，足见其常青长寿。“君子”为孔子所倡，今人常说“做君子不做小人”“君子动口不动手”，就是孔子理念的再现。在民间人对人的评价，并不说“政治上”如何如何，“思想上”怎样怎样，往往只用一句话：“某某人仁义！”谁博得这样评价，谁就应了那句话——“德不孤，必有邻”，别人愿意和他交朋友；如果有谁获得这样评语：“某某人忒不仁义”，谁与这样人打交道就免不了揣一份戒备之心；“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文天祥语），“仁义”二字是孔孟之道两大代表性符号，今天生意场上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商业格言“买卖不成仁义在”，表示“仁义”比买卖更重要。再如孔子另一个重要思想——“和”，经商推崇“和气生财”，持家讲求“家和万事兴”，婚姻追求“和和美美”，国号曰“共和国”，僧人叫“和尚”（以“和”为尚——佛教传入中国首先向儒家示好，佛儒相容，长期共存，大概就因于这个“和”字）；“和”的影响超越国界，“大和民族”、“和服”、“大和魂”，无不源于“和为贵”。还有，迎接朋友相见时大呼“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表达了人之常情；“听其言而观其行”，是察人论世的常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是普遍认同的常理。“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子路》），本来说的是政治，商家参透了其中意蕴，古代旅店取名“悦来客栈”。
汉语言丰富多彩，仅出自《论语》的成语就有百条之多，有的是道德规范，有的是行事指南，有的富有哲理，有的表意传神，如“见利思义”、“见义勇为”、“当仁不让”、 “成人之美”、 “文质彬彬”、 “尽善尽美”、“见贤思齐”、“不耻下问”、“任重道远”、“求仁得仁”、“举一反三”、“温故知新”、“三十而立”、“名正言顺”、“死而后已”、“言而有信”、“乐在其中”、“乐以忘忧”、“循循善诱”、“既往不咎”；也有用于批评的贬义性成语，如“道听途说”、“患得患失”等等，总之每条都是语言精品。
更有影响多少代人的格言警句出自《论语》，比如“欲速则不达”、“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朝闻道夕死可矣”、“三人行必有我师”、“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岁寒然后知松柏”、“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过犹不及”等等。这些语言瑰宝、人生哲言，就像黑头发黄皮肤之于中国人，谁想把它们和中国人剥离开，那是很难很难的。
以上文化珍品如何教给儿童？我的实验是：选取精华，以生动活泼、深入浅出的方法，让儿童在理解中记忆，在即时应用中亲近国学。例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比较抽象，一家幼稚园教孩子诵唱：
上天坐飞机，
上楼坐电梯。
吃饭要用勺，
写字要用笔。
人活一辈子，
要有好身体。
大家去做操，
一定要用力。
齐步走，
一二一，
一二一。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再如“过犹不及”这类哲理性名言，幼儿园的娃娃边朗诵边表演：
下雨了，下雨了，
淅淅沥沥下小雨。
雨丝儿沙沙沙沙落大地，
种子吱而吱儿吱儿喝水真甜蜜。
花儿喝成大红脸，
小苗油汪汪的绿。
大家都说喝饱了，
雨儿说：好好好，我休息。
有时雨儿真调皮，
半年不下一滴雨，
大地渴得裂开嘴，
呼呼呼呼冒热气。
天上飘来一朵云，
稀稀拉拉掉几滴。
突然黑云遮满天，
连下八天零八宿。
大江大河盛不下，
一片汪洋盖大地。
孔子摇头又叹气：
雨呀雨，雨呀雨，
过犹不及，过犹不及！
实践表明，用童趣化的语言复活古老真理，效果很可观。
（二）有些内容不读不背不学绝无损失
许多古代礼俗已成遥远的记忆，它们的消泯是一种必然。
比如父母之丧，守孝三年，宰予“当仁不让于师”，认为“守丧一年也就足够了”。师生辩论，孔子并没有占上风。
每月初一必须杀一只活羊祭祀宗庙，子贡不以为然，打算去掉那只活羊。孔子说：“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历史表明：这项“礼”退役了。
一些指导儿童读经的主张很没有道理，让儿童死记硬背那些根本不知所云、现在早已烟消火灭、日后绝难用得上的礼仪习俗，究竟图个什么呢？
以《论语》“乡党”篇为例：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记述孔子进入朝廷怎样小心翼翼地迈门槛、上下台阶，脸色与呼吸的变化等）
“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 （记述孔子出国办外交的礼节与神情）
“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君赐腥，必熟而荐之。君赐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饭。（接受国君赏饭时的礼节）
“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有病了国君来探视，头要朝东躺着，身上穿官服，系上大带子）
古代官场这套繁文缛节，有必要让孩子们摇头晃脑地背个不停吗？
再如，“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麂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惟裳，必杀之。羔裘亥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这是关于古代君子（官吏）服饰、配饰、寝具、坐具方面的质料、颜色、裁减的规矩极为考究而繁多；再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是两千五百年前贵族的饮食讲究，对当代儿童的今天和明天有用处吗？
今天读经不同于2500年前培养春秋时代的官僚，如果哪个孩子长大了研究古代服装史、拍古装电视剧，需要查阅历史资料，现翻现看都赶趟。以上内容，儿童不读不学不背，绝无损失。
当今孩子各个不轻松，游戏是儿童天性，他们有时间玩吗？即使周六周日，也是可怜巴巴地被家长牵着在一个个文化补习班与才艺班之间像走马灯似地团团转。大家都是从童年过来的人了，将心比心，放小孩子一马吧。读经应该“减负”，不足为训的古代习俗礼俗有必要排除在外。
国学大家南怀瑾的《论语别裁》，对“乡党”篇一字不提，南先生是别有深意的。我不主张全数略去“乡党第十”，其中有这样两则就很好，比如“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乡亲们一起饮酒，等柱拐杖的老人走出门之后，年轻人再走）。“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就更棒了，后面我会说到。
（三）孔子的思想精华有普世价值万古长青
《论语》是孔门弟子回忆片段的聚合，当你拾掇起这些散落的碎片，有机地连缀起来，就会发现一轮人道主义的太阳，两千五百多年前就徘徊在古老东方的地平线上。
什么是“人道主义”？最好的定义莫过于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把人当人看”，即“我是人，我也要把别人当人”，人道主义者从来是“把人当人看”的，相反把人当作工具、当玩偶、当垫脚石的，都是非人道与反人道的。
孔子把“人”的价值提升到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他是中国人道主义的奠基人，是中国最早的人道主义思想家。
例如：
（1）“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见《论语•颜渊》）
鉴别文化优劣的试金石是看它如何对待“人”。任何优秀文化首先都是人道的。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回答“爱人”。后人把孔子学说的要点概括为“仁者爱人”，“仁者爱人”与佛家的“慈悲为怀”、与基督教的教义“爱人如己”，是全然一致的。
（2）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
这段对话是在师生聊天，学生问，老师答，无拘无束，平等融洽的氛围中发生的，彼此没必要违心，谁也用不着作秀给别人看。孔子关爱全体人类的社会理想“老安，友信，少怀”，是极其真诚的。
（3）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论语•述而》）
这是孔子个人生活的一个片段：帮人料理丧事，主家招待酒饭答谢，孔子从未吃饱过。酷爱音乐喜欢唱歌的孔子，在丧葬那一天里绝不唱歌。
现代文学家周作人对这一细节评价说，“深觉得古人的神经之纤细与感情之深厚”。
（4）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
马厩失火，属于突发事件，马圈失火所能殃及的绝不会是达官贵人，一定是马夫等普通人，常言道“急中见性”，孔子关切“伤人乎？”可见对人的关切远超于作为生产工具的马之上，孔子是具有“泛爱众”的情怀的。
（5）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礼记•檀弓》）
老少三口，接连丧命，趋生避死，人之本性。近有虎患，远有苛政，“两害相衡取其轻”，未亡人宁死不肯离深山。虎患能忍，苛政不堪。孔子的同情与谴责的指向是极其鲜明的。
（６）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篇）
有的时候，孔子缺乏为维护合理内核而与时俱进的灵活性，机械地坚持了一些本该变通的礼俗（如“守孝三年”等），但是在损害人类尊严的恶俗面前，却具有一眼看透的犀利目光，例如对“俑”。
用“俑”取代活人殉葬是一项历史性的进步，不过“殉葬品”变了，但是其本质未变：权势者活着作威作福，死后仍然有“人”供其奴役，和有“人”继续被奴役，对此，一贯“温良恭俭让”的老人愤怒了：“发明俑的那个家伙，一定断子绝孙！”孔子并非为哪个具体人打抱不平，而是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卫护着全体人类的尊严。
令人叹服的是孔子的预言。秦始皇为自己建造陵寝历时三十八年——躺进土里也要挥霍国力大摆皇威，当时全国总人口两千万，征调民工最多时达七十万，陪葬兵俑之多堪称世界之最。《世纪•秦始皇本纪》记载“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想得多美，结果呢？“二世而亡”。 “始作俑者其无后”一语成谶：荼毒生灵，侵犯人道，必遭天谴，无论其拥有的国家机器多么强大。很遗憾，很多面对秦代兵马俑的当代看客，无视成千上万劳工白骨露野，多少个家庭妻离子散，而一味欣欣然地赞叹暴政下的“劳动人民聪明智慧”、“能工巧匠工艺高超”。
孔子的人道主义思想当然地体现在他的教育思想中。如：“有教无类”——《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当仁不让于师”——体现教学民主、师生平等、尊重受教育者的人格与思想；“后生可畏”——对受教育者的发展潜力抱以乐观的信心，“举一反三”——尊重人皆有之的思维权利。对人怀有博大深沉的爱，孔子才会是人类教育科学最早的领跑者，人道主义思想家的孔子是伟大教育家孔子的前提。
为什么要从孔子思想里提炼人道主义的精神元素？
我不想从理论上阐释，只想冲事实说话。以下事件均见于媒体报道：山西黑煤窑奴工的非人待遇令人震惊；一些工地给民工煮菜使用“工业用盐”，而“食用油”则是从阴沟捞出的“泔水”里提取的；陕西宁陕县某镇为迎接上级检查卫生，民政干部把一病重乞丐雇车扔到邻县海拔1400多米高的秦岭山上，致使该青年乞丐冻饿而亡；河北一村民过桥，被坠落的吊桥横梁砸在下面，其亲戚辗转于两家政府部门求救，两方负责人相互推诿，压在断桥横梁下的农民得不到营救，命断桥头……
经济腾飞GDP上去了，“人”没了。
人道主义贫瘠，道德之花凋零；“人道”萎缩，“兽道” 繁荣。
复兴传统文化，必须优先地充分地高扬人道主义。
孔子的“爱人”，还体现在他智慧地提出了我与人、人与我、人与人、人与世界和谐共存的普世法则。让我先从子贡谈起吧，孔子在世时子贡就致力于探究孔子思想的精髓。《论语•卫灵公》记载：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问老师：您说的道理千条万绪，能不能概括成一句话，以便我们抓住纲终生贯彻它？孔子回答：“用一个字概括，大概就是‘恕’；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不要搁到别人头上。”）
子贡有一段话同样彪炳史册，它与孔子的思想珠联璧合：
《论语•公冶长》记载“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贡说：“我不愿意别人强迫我做我不愿做的事情，我也不想强迫别人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
康有为评价说：“《论语》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岂非所谓博爱、平等、自由而不侵犯人之自由乎！”“不欲人之加诸我，自立自由也；无加诸人，不侵犯人之自立自由也。”“人己之界，各完其分，语意周至”。他推崇说，子贡阐发孔子思想发明了“人人独立，人人平等，人人自主，人人不相侵犯，人人交相亲爱”这样一条“人类之公理”。既然是“人类公理”，自然会汇入人类文明长河的主流。
有人说康有为为了“托古改制”，下大力气从孔子思想里挖掘他所需要的思想资源。评价儒家文化有普适性，是不是康有为有意地拔高了孔子思想？
退一步，姑且认为康有为的评价不足为凭，那么请看早于康有为一百多年的“欧洲孔子”——伏尔泰（1694－1778）的评断。
国人知道以下这句名言的，肯定比知道伏尔泰的人多——“我坚决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你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这句话是伏尔泰说的。1791年，伏尔泰葬在法国巴黎的“先贤祠”，墓碑上写道：“伏尔泰——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墓碑之外，伏尔泰还有几个耀眼的头衔：“科学和艺术共和国的无冕皇帝”、“欧洲的良心”、“欧洲的孔子”，有一个头衔是伏尔泰自己加给自己的：“孔门弟子”。
伏尔泰在欧洲影响很大，与他同时代的评论家杜威尔纳评价他，是“任何国君也不能有如此类似的威望来影响舆论。”然而伏尔泰却盛赞“孔子是真正的圣人”，伏尔泰二十几年如一日地在家中悬挂孔子画像，他尤其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不仅把它作为自己的，还主张所有的人都把它作为“座右铭”。伏尔泰在《论孔子》里说：“没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对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超过基督教义的最纯粹的道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不是孔子最想说的，因为这仅仅是抑恶，孔子追求更远大的真理，他更想说：自己想要得到的，也让别人得到，这是扬善。”伏尔泰推断孔子最高的目标是“扬善”，孔子说过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恰是手心手背、一体两面的关系。在伏尔泰和法国一大批思想家的大力推动下，1789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被载入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东方哲言写进了西方宪法，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再说说第16任美国总统林肯，他领导南北战争打败了南方大奴隶主，签署了《解放宣言》，宣布美国全境的奴隶“从1863年1月1日起永远获得自由”。林肯为此收到过夹着子弹的恐吓信，有人问你为什么不退缩？他回答：少年时代，一队队黑人奴隶被押解着从我家门前经过，他们痛苦的呻吟使我至今难忘，“因为我不愿当奴隶，所以我也不愿意有人做奴隶。”林肯的执政伦理，恰可以用“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来概括。
人类的终极价值观是惊人的一致的。
前外长李肇星在署名文章写道：“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誉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黄金法则’，镌刻于联合国总部大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的博文写道：“我到联合国大厦参观时，就看到一块大幅宣传，上面用世界上各种语言和文字，表明了一个大家都愿意遵守的最低伦理准则：中文用的是孔老夫子那句名言：‘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的，联合国大厦三楼大厅确有一幅用马赛克镶嵌而成的彩色大型壁画，壁画主题叫 “黄金法则”:Do unto others, as you would have them do unto you（“你不想人家那样对待你, 你也不要那样对待别人”），它简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英文版。
综上所述，可以结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以及孔子与子贡另一次对话所道出的“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论语》星空最耀眼的“三星高照”，也是孔子思想通往人类普世价值的最便捷之桥。有人问：既然“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含有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的因子，它可以在法国的宪法里生根，在联合国大厦的壁画上落脚，为什么“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故乡——中国长期在封建社会蹒跚，两千年来走不出帝王专制的烂泥塘？
这一质疑很尖锐，限于篇幅本文只从一个侧面回应：孔子思想的构成并非单一元素，他的人道主义与专制主义胶结一起，共存于同一个思想体系里。秦代开启中央集权制之后，历代统治者无不接过孔子维护封建君主制的思想，作为维护皇权专制的利器，而带有人民性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人道主义思想，很当然地被逐出皇宫大殿流落民间。
孔子思想的最大悲剧：是它的糟粕，帮助专制刽子手绞杀了它的精华。
（四）辨析孔子思想的先天缺陷及其由此形成的糟粕
说到糟粕，有人以“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为例，批评孔子轻视妇女。也有人辩护，说那个“女”字是“汝”字的假借，等等等等。其实无论说“孔子歧视妇女”，还是辩解“今人对字义理解有误”，有一点是共同的，这两种观点都超离了历史情境苛求古人。
男权长期占据封建社会主角地位，妇女被排挤到社会边缘，这是历史的、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诸多因素形成的，不干孔子的事。如果孔子在当时提出“尊重妇女，解放妇女，妇女参政……”那倒奇怪了。
“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确有不敬的味道，由于难以了解当时的语境，也许是有具体所指的一句普通牢骚话而已，据此就判定孔子“歧视妇女”，未免“上纲上线”责人过甚了。
看历史人物，一是不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二是尽量汲取精华，古为今用；三是对落伍于时代、与人类主流价值逆势而行的东西，不姑息，不回避，敢于直面正视并作出恰当的批评。一句话，该为孔子辩诬的辩诬，该向孔子继承的继承，该对孔子批评的批评，“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孔子受到指责最多的是“复古主义”、“拉历史车轮倒退”、“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其实孔子的“复古”是为了“匡今”，从东周时代的思想、伦理、制度的“库存”里采拾“仁”啊、“礼”啊、“德”啊，意在“救世”。孔子是改良主义者，改良他所身处的社会是他的主旨。
孔子那个时代，“春秋无义战”（孟子语），三百年间，有史记载的大小战争将近四百次，百姓或沦为诸侯们争城掠地的战争工具、或沦为被争来夺去的“粮囤”，诸侯是刀俎，百姓为鱼肉，“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孔子深有体会，所以他举起“仁”的大旗，呼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一方面他以“礼”求“仁”，企图通过搞教育培养“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用“好官”代替“坏官”，改良官僚队伍；另一方面奔走各国，劝说诸侯回心转意，回到东周时代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去，“克己复礼”，各安其位，“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免得全船倾覆大家都玩完；也好让老百姓“老安少怀”，过上安稳日子。这是孔子心中的“两全”之策，可是江河日下，“逝者如斯”，大局已去，颓势难挽。孔子并非“与虎谋皮”，只是劝说诸侯们遏制一下胃口，不要贪得无厌。可是对诸侯来说，孔子那套“礼”不过是一张积满尘土的蜘蛛网一抹而去，孔子以“礼”挽回“太平盛世”的梦想化为了泡影。
孔子警告过统治者：“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自古以来死是谁都免不了的，老百姓（对你统治者）没有信任，（你统治者）就站不住脚”， 即老百姓是立国之本，执政之基，谁失去老百姓的信任，谁就会垮台。孔子这一思想已经达到了他那个时代的高峰——“民本主义”。可惜孔子只是一个“预言家”，如何把执政基础提升为制约统治者的力量，孔子无能为力。任何人都是历史产儿，我们无法要求孔子拥有后人才有的智慧，石器时代是不可能产生电子计算机的。
如果不苛求的话，我们还应该看到在大众没有法定代言人，没有和统治者沟通的管道与平台（当然根本谈不上这一点）的历史条件下，孔子兼顾几方面的利益，以天下为己任居间调停（其实任何任何社会都需要发挥制衡作用的“第三方”），虽然成功几率等于零，但他“知其不可而为之”，自愿代言发声，要求执政者“使民以时”、“使民如承大祭”、“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百姓的利益诉求。“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语出《论语•颜渊》）“政者，正也”，这话是对的，但是为政者“不正”该怎样矫正呢？“子帅以正”可是“子”们“不正”你又奈他何呢？恐怕只能仰赖“子”们“灵魂深处闹革命”，自我省身，自我约束，除此之外就再也拿不出其他办法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唐君毅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总结得非常中肯：“过去儒家思想之缺点，是未知如何以法制成就此君位之更迭，及实现人民之好恶。”
应该对孔子给以历史性的同情、理解和宽容；但不等于对孔子思想的缺陷和“糟粕”避而不视，或视而不见，或见了有意地忽略不计。
以孔子提倡的“孝道”而论，孝敬父母是人类善良的本性和美德。如“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篇》）——时时记得父母生日，为他们长寿而高兴；为他们“垂垂老矣”而时时怀有恐惧之心，正如民谚所说“七十不保年，八十不保月，九十不保天”、“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生命的无常往往在旦夕之间。孔子这段话丝毫不深奥，可是细加品嚼会发现：老夫子的感情是何等细腻、体贴、温馨，令人感到人类爱心的美好。
但是，“孝”是好的，可是一经上升为“道”，事情就复杂了。深入考察你会发现：“孝道”的内容和功能，有上行、下行、平行三个不同的走向：
“下行”：教导族人孝敬父母，尊老慈幼，上下和睦，团结家族，延续家风，使“民德归厚”，这是无可挑剔的。
“平行”：“入则孝，出则悌”，相当于现代所说的“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把亲亲相爱的感情扩展到血缘关系之外去，由己及彼、由近及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求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是一条唤醒良知，放大爱心，推己及人，打造和谐社会的思想路线，即使在今天也是可借鉴的。
可是，孔子孝道的“上行”路线却由人伦、社交走向政治，通向了一条抑制个性、发展奴性的专制之路——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话是有子说的，但它是孔门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子无意中透露了“孝道”的另一重大功能：“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为什么“为人也孝悌”，可以收“不犯上”“不作乱”之效呢？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孔子“孝道”所包含的上述训条，束缚了中国社会至少两千年，多少悲剧就发生在以“孝道”为基础的家长制的淫威下：《孔雀东南飞》焦仲卿夫妇离散、《梁祝》双双化蝶实现爱情梦想，《红楼梦》宝黛结局是悲怆的控诉，巴金的《家》浸染了追求自由的青年男女的血泪……这些虽然不能一一地记在孔子帐上，但专制社会扩大并利用了孔子的“孝道”的杂质、缺陷，从而扼杀自由，泯灭人性，孔老夫子是要负些“连带责任”的。
既然“孝道”可以打造“不好犯上”、“好作乱者未之有也”的驯顺臣民，那么以下的历史轨迹就显得顺理成章了：从汉武帝开始，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一路下来，历朝历代当政者无一例外地倡导“孝道”，无不把“以孝治天下”作为“国策”。
“孝道”的副作用是扼杀人性的枷锁，“君道”则是锁上加锁。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
子夏是孔子的著名大弟子，被后人称为孔门“四科十哲” 之一的优秀生，当然地被视为孔子的代言人——
“贤贤易色”，轻色重德，是士人持身立德的金玉良言；“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凸显了“仁义礼智信” 的“信”，这些都是对的。
“事父母能竭其力”理所当然，但是当“事父母”与“事君”并提的时候，“事父母”就成了踏脚石，拾阶而上的最高去处是“事君”。虽然《孝经》里说：“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但是“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这个“身”，“事君”则要毫不犹豫地奉献出去，“致其身” 嘛，就是要献出全部，难怪朝廷大臣各个念念有词“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孔子虽然讲人道主义，但并不彻底，与孟子的“民贵君轻”不同，孔子的“人道”一遇到“君道”就易位为以君为贵。“事君能致其身”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一己之“身”对于臣民来说，自己不过是自己之身的保管员，履行的责任是“代管”，“身”的最终归属不是自己，更不是父母，而是“君”。“身”的最高价值是什么？是工具，是“君”的工具——“狐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即或君主赐死，还要跪拜接旨“谢主隆恩”。
“君权至上”是历史的无奈，是孔子无法走出的误区，是中国历史长期落后的基因密码。它又是一种顽疾，“史无前例”的年代，不是到处回荡“爹亲娘亲”不如领袖亲的歌声、“誓死捍卫”“绝对权威”的效忠誓言吗？
复兴传统文化，筛选精华，剥离糟粕，防止悲剧重演，在今天仍然是必须的。
关于儿童读经的建议
对于儿童读经，我定位于从孔孟之道中提取精华，用以提升儿童的道德素质，培养普世情怀，滋养智力发展；对此，我的建议是：
第一，许多推广读经的朋友推崇“为往圣继绝学”，这个大的路向没错，但是具体做起来，问题就出来了：究竟怎样“继绝学”？是全盘“继绝学”？还是有限度有选项地“继绝学”？
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孔子学院副院长骆承烈教授，研孔50年、高校教龄45年，他提出一个的响亮口号“经亦求精”，曾和北京的王殿卿、董乃强，上海的李培栋、祝瑞开四位教授共同倡议“度、量、正、懂”：度（不要超过孩子的接受程度），量（选取精华，不必读太多），正（选取正确内容），懂（讲清所学内容蕴含的道理，配以生动的故事或在游乐中学习），这一倡议我由衷赞成。
台湾学者王财贵是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大热心宣传家，他在大陆各地奔走呼号，焕起发千百万人重温传统文化的热情，对于克服“静摩擦”，开启了百年久违的儿童读经运动是有大功焉。但是他方法单一，一味地“小朋友，跟我读”，要求把《四书五经》从头至尾一字不落地背背背，甚至把“国士胸罗廿四史，村童背诵十三经”推崇为最高境界，这是不是有点“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国学中有无糟粕？王财贵另有主张：“如果经典有糟粕，那就连糟粕一起先吞下再說吧，毕竟营养多於糟粕。”“连糟粕一起先吞下再說”是否太不负责任了？一只苍蝇落在一碗白米饭上，是整碗白米饭“先吞下去再说”呢，还是吞进肚里之前有所处理为好呢？“毕竟营养多於糟粕”？十毫克维生素拌着一毫克大肠杆菌同时吃下肚，那结果会怎样呢？
第二，利用儿童的机械记忆力好的特点，鼓励儿童多记诵一些国学经典名句，这是对的，任何教育工作者无不重视这条规律。但这只是规律“之一”，不是全部。拒绝采用“启发式”，排斥在理解中记忆，这很不妥当。启发式是孔子发明，“学而不思则罔”是孔子之教。王财贵否认他的方法是“填鸭式”，辩解他那是“填牛式”。其实“填牛”并不比“填鸭”高明多少，要害都在一个“填”字上。“君子不器”，孔子是反对把人当作“器皿”的。教儿童学经典一定要把儿童固有的兴趣和思维能动性激发出来，调动起来，高扬起来，一句话，“把人当人”，而不是静物或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