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读陈笔记 (2007-01-02 14:48:15)
分类：名人故事
昨天读完了万绳楠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演讲录。本书万先生40年代末听陈先生讲课之笔记，至少绝大部分内容属于陈的观点。要说陈先生的书确实读起来解气，无论立论还是语气，都透露出一种自信，很有自己风格，一看就知此文姓陈，不像有些文章用语平淡，段落句式老套，全无个人风格，纯为官方教本。
陈先生论史，重集团分析，或将其比附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则未必妥当。阶级为经济概念，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论史必从经济入手，以经济变动为主体，视阶级这一人群集团实体为经济变动乃至社会变革之物质工具，因此历史演进之主线是各种经济形态之更替。而陈先生对史之分析则以集团为主体，论其形成、变动与更替，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则无非是该集团历史过程之一端，因而历史演进之主线为各集团力量之消长。窃以为人是群居之动物，人之别于胜于万物者，在于能群，故人必籍一定认同原则，形成人群方有历史行为，历史过程中最小单位即为集团而非个人。史上实有之集团，其集体内部必有一定之认同原则，本集团之人行事自有一种默契。此种默契或不足为外人道，亦未留著史籍，但必有蛛丝马迹可供追寻。集团分析方法要害在于于茫茫史籍中识别出个个集团之存在。陈先生注重者则为血缘、文化与地域，此又与阶级分析以经济为唯一标准不同。因此，陈论魏晋南北朝史，重在拈出个个大姓豪族、北方胡族、南方蛮族、文化高门、武将高门、暴发寒族等集团，钩沉史料，细考其形成与流变。依集团势力消长为叙述主线。如论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不同，河内司马氏是地方豪族，儒家信徒；魏皇室曹氏出身寒家，非儒教信徒。魏晋兴亡，不是两姓胜败，而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寒族胜败问题。从东汉末刘氏皇权瓦解，列雄并起，袁氏败于曹操到司马氏篡魏，从魏到晋，是儒家豪族政权从丧失到妥协到重得的过程。又如论南朝前期的宋齐梁的政治史，是以北人中武装善战的豪族为君主，北人中不善战的文化高门为公卿，互相利用，以成统治之局的历史。陈则是南方蛮族兴起的历史。在前一个时期，南人是不善战的。这也是北人在江左数百年统治能够确立的重要原因。梁时，北来将种豪家、文化高门，一齐腐朽。侯竟之乱，只能靠北来降人抵抗反击。此时，南方土著豪酋，乘隙而起，南朝历史转入另一阶段。梁的失败，是南朝的失败。陈亡不过是时间问题。以集团成立要求为历史制度、意识形态之滥觞。如论北方的“坞”，坞是北方战乱下，不远徙的汉人纠合宗族乡党，屯聚自守的组织。实际上在战乱发生，原有人群组织形式被破坏，无法继续运转下新出现的人群集团。这种集团之存在需要其不同于其他集团的组织形式与思想文化，而这些组织形式与思想文化在该集团掌握政权后就会演变为制度与意识形态，陈论以为坞与北方社会浓厚的宗法色彩互为因果，坞延长了北方宗族社会的生命。又，坞并非坞主所有，坞主对于坞中成员，只起督护作用，对耕种、打仗，只负指挥之责。北魏宗主督护制度与北方坞的组织存在有关系。又如论宇文氏建立府兵，指出改易府兵将领的郡望和姓氏，并命府兵军士改从其将领之姓，是宇文泰关中物质本位政策的重要表现之一，也是关陇集团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关陇本位政策是将府兵与土地结合，形成豪族集团。在思想文化上，阳傅《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内容上拟周古制。以集团斗争为分析史事之第一因。如论崔浩之死，固有宗教、华夷等方面原因，但主要和崔浩作为北魏前期北方旧儒家大族的领袖，要齐整人伦、分明姓族有关。是胡化与汉化这一集团斗争的结果。最反对崔浩汉化政策的是鲜卑部落酋长。到了北魏后期，孝文帝汉化政策的中心也是使鲜卑贵族向汉人士族转化。但与崔后的姓族和人伦并重，寒士有才，也可视为胜流；寒女有德，亦得偶配名族不同。孝文帝不问文化，只问当世官爵，目的在于让尚无文化的鲜卑贵族取得政治社会地位。通过政策途径，为胡汉集团妥协创造可能，是孝文帝汉化成功的原因。以集团为分析历史过程各要素之关键。如论宗教在魏晋南北朝史中之作用。如论天师道，八王之乱的中心人物赵王司马伦，谋主为孙秀、大将张林，三人都是天师道（五斗米道）人物。这与琅邪这个地区有关，赵王始封于琅邪，孙秀为琅邪土著。天师道浸染皇室上层，掌握掌权集团，是其对历史发生作用之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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